雷戈:三吏分治:西汉中后期吏治生态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1 次 更新时间:2017-12-27 21: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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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发表于《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文中粗体部分为发表时删除或改动的内容。特此标示,以供比读。

   【摘要】良吏、酷吏和循吏可谓官僚制中的三足鼎立,或“三吏分治”。某种意义上,三吏分治似乎表明了皇权官僚制下政治生态分化的特殊机制。从官僚政治生态角度看,酷吏的个人性格都不是无意义的,它其实属于更为广泛的官僚集团的职业性格。循吏长处在地方,而不在中央。它构成了官场生态演化的一个实际变量和向度。特别是当循吏面对着数量庞大的酷吏集团时,循吏的存在就更显得难能可贵。这种量化的工作方式和规章制度,是能吏(刊文为良吏)对官僚制正常运作提供的强大技术性保障。能吏(刊文为良吏)对官僚制的实际作用恐怕还在酷吏和循吏之上。

   【关键词】酷吏,循吏,良吏,官场生态,新帝国时代。

  

  

   吏治生态是我们用来观察和描述皇权官僚制的一种概念工具。吏治生态不完全是官僚制自然演化的结果。它有自我意识,但没有独立意志;它有理性,但没有自主性。它本质上是一种皇权制度规范下的政治实践,其终极意图在于达成一种合理主义的皇权秩序。[1]由此价值导向所体现出来的对官员行为的强大塑造功能,便构成了推进吏治生态自然成长的结构性力量。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史界对前中国时代[2]官僚制已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以汉代为例,阎步克的系列论著和卜宪群的著作都是有代表性的成果。[3]其共同点是,强调汉代文吏儒生的二分性。但具体到西汉中后期的吏治生态,吏治三分或许更为确当一些。[4]此外,近些年学界对前中国官僚制行政理性和自主能力的无端虚夸,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但如果认真考虑到吏治生态演化受制于皇权秩序的强力主导,就不易轻言官僚理性的实态效果。

  

   一、三吏比较概观

  

   (一)所谓酷吏

   所谓酷吏政治,并非说酷吏成为官场主体,而是指酷吏行政产生的恐惧已成为一种政治生活常态。所以,酷吏政治本质是一种恐怖政治。制造恐怖,散布恐惧既是酷吏政治的手段,也是酷吏政治的目标。虽然专制政治本就是一种恐怖政治,但酷吏政治却使专制恐怖主义成为一种人格化和制度化的政治生态。[5]其特点是人人自危,畏之如虎。所谓“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所谓“爪牙吏虎而冠”。“其残暴之甚”,“非有人情”,[6]可见一斑。周天子脚下的“道路以目”现在终于泛滥成灾,不可抗拒地演化为普天下的“重足而立,仄目而视”。[7]王权暴戾和皇权暴政实不可同日而语。

   皇帝创造了酷吏,酷吏改变了皇权政治的游戏规则。酷吏政治释放了皇权政治固有的恶,并且使皇权政治的恶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权力形式。这就意味着,酷吏政治使皇权政治变得更加恶化和恐怖,使官僚群体感觉更不安全。所以酷吏政治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酷吏政治严重破坏了官场生态平衡。皇帝,官僚,酷吏,三者似乎形成了某种怪异的关系。皇帝是酷吏的充分条件,官僚是酷吏的必要条件。于是,皇权官僚制便成为滋生酷吏的充要条件(刊文改为”重要条件”)。

   秦朝上有暴君,下有酷吏;[8]汉朝虽无暴君,却有酷吏。汉初虽有酷吏,尚无酷吏政治。真正的酷吏政治始于武帝。就此而言,盛世多酷吏成为乱世用重典的另外一种匹配形式。盛世多酷吏也就意味着盛世用重典。可见新帝国时代[9]之所以成型,并非简单指望儒术经学的涂脂抹粉,更是依靠强悍酷虐的刑罚威吓。

   文景之际,刑律着手简化。武帝时事情发生逆转。“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寖密。”热衷酷法的酷吏将法律条文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庞杂程度。“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条文越多,司法专业性就越强,狱吏上下其手的空间就越大,百姓入罪的危险性也就越大。“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10]史家感叹,“民之生于是时,何不幸哉!”[11]

   毫无约束的专制政治使一切酷法变得合法,使一切酷政变得合理。于是,政治的残酷性和官员的酷吏化竞相攀比相伴而生,从而催生出囹圄成市的黑暗景观。对酷吏来说,“一岁之狱以万千数”[12]就等于一年之中平生出成千上万个发财之机。这使得判决和刑罚都有了明码标价的交易可能。[13]酷吏致富早已不是帝国新闻。王温舒为中尉,“数岁,其吏多以权贵富。”这是因为,“为权贵之家所拥佑,故积受取致富者也。”王温舒死后,“家絫千金。”[14]财富相当可观。杜周列三公,“两子夹河为郡守,家訾累巨万。”[15]借法敛财,正是司法腐败的重要途径。

   司法腐败连同司法黑暗一起成倍增长。张汤“以更定律令为廷尉”;[16]杜周做廷尉,又大举扩张了诏狱规模。高官入狱,前赴后继。“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由于将各地郡国案件以及丞相府和御史府案件一律收归廷尉审理判决,廷尉的权限也随之扩大。“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17]随着刑讯逼供范围的扩大,京师各个官府也都逐渐被迫卷入了酷吏政治的强大漩涡。这种挟裹而下的酷政激流所过之处,无不血雨腥风,血流成河。于是,无罪变有罪,小罪变大罪,大罪变重罪,重罪变死罪。比如,为治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案,“竟其党与,坐而死者数万人,吏益惨急而法令察。”[18]又如,武帝晚年受到江充蛊惑,大治巫蛊,稍有嫌疑,“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19]

   吏治弊端以狱吏为甚。对于从小厮混于闾里小巷的宣帝来说,“吏用法,巧文寖深”这点感触尤甚。“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20]为此,宣帝试图进行司法改革。但直至新帝国时代末期,貌似返朴归真的司法改革也未能真正完成,汗牛充栋的律法条文依然是越堆越多。在这点上,叠床架屋的律法条文和繁文缛节的经学章句,堪有一比。繁琐化和神秘化是二者的共同特点。

   新帝国时代几乎同时出现了这两种现象,一方面是法律文书的积重难返,一方面是经书注解的积非成是。经学是利禄使然,司法更是有利可图。这表明,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缺乏制度制约的皇权最终会把一切合理的东西逐步推向荒诞不经的反面。

  

   (二)所谓循吏

   循吏和酷吏的关系相对明朗。但受制于经学政治形态,循吏对酷吏多少还是有些影响。比如,“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只有儿宽一个儒生“在其间”,还算是“不习事,不署曹”的编外人员或临时工。后来当儿宽显示出过人的才干,并得到武帝的欣赏时,“汤由是乡学,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21]不过,一般而言,循吏和酷吏的区别还是一目了然的。简单说,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循吏注重教民、化民,酷吏注重治民、牧民。即,循吏有更为强烈和自觉的教化意识。但不能笼统地说,酷吏是暴力论者,循吏是道德论者。因为二者都是权力论者。二者都认为,官府有权干涉和管制民众的一切。只不过酷吏管得少些,循吏管得多些。所以,作为权力论者,酷吏更像是杀戮主义者,循吏更像是教化主义者。[22]因为二者都没有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单纯的刑罚或教化。他们都坚信自己是在行使权力,即惩罚权和教育权。

   率先给循吏立传的太史公对循吏的理解显然与班固有所不同。后人早已注意到《史记·循吏列传》中没有一个汉代人。这应该同太史公对自己时代的观感和体验有关,但也肯定与太史公对循吏的政治认知有关。太史公所谓的循吏就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23]照这个说法,循吏有点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思。循吏尽管不算昏官,但也距离庸吏不远了。至于说“百姓无称”,似乎不确。因为百姓对循吏的口碑还是很不错的。所谓“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太史公相信民众有自治的能力,“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既然如此,“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24]能用循吏搞定,就没酷吏什么事了。司马贞所谓“奉职循理,为政之先”,[25]正是此意,这也近似于孔子“守道不如守官”[26]之意。它是一种低调的循吏定义。不能完全排除它和黄老学说主张的清静无为思想有某种关联。总之,太史公倾向于民自化,而非官教化。

   明显不同的是,班固对循吏的评价则更为积极一些。[27]他尤其注重循吏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文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孝武时,“少能以化治称者。”[28]孝宣因“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故尤重地方官员的政治素质。虽然他所谓的“良二千石”不完全等于循吏,但“良二千石”的标准确实包含有突出的教化内容。“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也正是在此时,表彰循吏成为皇帝指导地方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所谓“昭宣中兴”正是以包括循吏在内的大批良吏出现为标志的。“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29]这里给循吏立了四个标准,善终尤为重要。即不能死于非命。因为循吏重晚节。[30]

   平帝元始四年,朝廷下诏在全国大规模地表彰循吏。这种表彰同时包含有一系列相互配套的措施。比如,名额、条件、奖励方式,以及地方官府对模范循吏的所必须表示的相应礼仪和优待。[31]“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32]据此可见,循吏祠堂对当地具有非常特殊的政治意义。它成为当地官府定期朝拜的政治偶像。每年本地郡守都要率领全体官员来此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以此表达对循吏的敬重和纪念,从而形成一种具有本地特色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风俗。

   进而,似可推知,循吏祠堂有不同等级和规格。一种是朝廷明文颁诏的“国家级”循吏祠堂,一种是地方政府自建的循吏祠堂,[33]这二者性质上都属于官方祭祀。此外,可能还有一种百姓自发建造的民间性的循吏祠堂。[34]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某些循吏祠堂表面上是百姓出资建造,但实际上却是来自官府的倡议,或受到官府的支持。因为这很有可能成为地方官员政绩的一部分,所谓“教化有方”。这样,借用前任官员的德政来为自己脸上贴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许多官员的市侩选择。

但不管哪一种性质的循吏祠堂,一旦建造起来,就会成为当地的官方文物和政治场所。对民众来说,它是一个合法的政治诉求空间;对官府来说,它是一笔难得的政治资源。因为凡有著名循吏的地方,往往都会得到朝廷重点关注。这样,能到著名循吏任职过的地方为官,肯定有利于仕途晋升。所以,地方官上任之际,一般都要先到当地的循吏祠礼拜和祭祀。一旦成为定式和传统,循吏祠堂在本地民众心中就会成为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同时,循吏祠堂在本地民众生活中也会成为纪念碑性的政治场所。这样,循吏祠堂就同时拥有了两个特征,符号性和开放性。于是,一种合法的和公开的政治场域就被建构起来。官方和民众在此场域使用着相同的符号,叙述着相同的记忆,并由此表达着相同的政治意愿和道德情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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