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逻辑与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5 次 更新时间:2017-12-26 22: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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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进入专栏)  
同时,新成长的劳动力即刚毕业的学生,也不再能够靠政府分配工作,全部要到市场上去寻职。与此相应,从农村进城的劳动力也就跟他们一起,具有了竞争同一个岗位的同等权利。

   虽然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还有很多制度性的约束,无法实现劳动力的完全自由的流动和进入,但剩余劳动力通过退出、流动和进入等权利的不断获得,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重新配置,促进了生产率迅速提高和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

   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创造了很多特殊的经验,避免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中出现的困境。虽说前苏联东欧并不具有显著的剩余劳动力,也不是典型的二元经济,但是那里也有企业冗员,生产效率也比较低,因此面临改革决策时,通常就会采用两种调整方式:一是数量调整,本质上就是裁员,结果导致大规模失业;二是价格调整,也就是降低工资,这种方式虽较少造成失业,而是着眼于以价格调整的方式把冗员出清,但却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两种方式都导致一部分人在改革中受损。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式劳动力市场改革,避免了这两种方式带来的问题,总体上实现了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

  

未来的劳动力重新配置


   在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业劳动力的总量不断地下降。然而,官方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28%左右,这不太符合逻辑。经过这么多年劳动力市场发育,大量农民工进城,形成大约1.7亿的农民工存量,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被称作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数字上竟然显示仍有接近30%的人在农业中就业,显然是说不通的。并且,按照统计局的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数据,似乎这些年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效果,大大不如日本和韩国在类似发展阶段上的变化,这在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于是,我和同事进行了一些估算,结合自己的一些微观调查和观察,发现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是显著的,那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其比重大幅度下降,城镇就业的人口构成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首先,估算的农业劳动力比重2015年大约为18%,要比统计数据低10个百分点左右。其次,2010年之后,城市就业虽然仍在扩大,其构成却大不一样了,城镇户籍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占比开始下降。这个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完全一致。城镇户籍人口中劳动力数量在减少,每年新增就业从何而来呢?

   其实是从统计中来的。由于我们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计入到了城市就业统计中,保证了城市就业从数字上看仍在继续增长。即便如此,也还有大量的农民工虽然也在城市就业,却并没有统计进来。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有多少未被统计进来,我们的城市就业在总量上已经开始趋势性下降。这是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如果说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人口红利,具体表现为劳动力重新配置,未来这个有利因素将消失,而且最终会成为负贡献,这会直接导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事实上,这个趋势最早在2012年就已经表现出来。

   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 826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预计未来5年,人均GDP将要跨过12200美元这个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际经验,即无论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还是与今后五年需要赶超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需保持继续下降的势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但是,以农民工支撑的城市化的确已经后继乏力。问题出在哪里呢?从人口数字上看,中国农村16岁到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于2014年达到峰值,已经开始负增长。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就是农村每年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他们毕业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打工。

   除了他们,还有没有其他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呢?答案是否定的。目前中国的农业劳动力都已经在40岁50岁以上,以后如果没有特殊政策或投奔子女,他们不会再向城市转移。城市每年新的劳动力增量,主要就是农村16岁到19岁的毕业生们。过去两年,每年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基本上停滞,每年只增加大概30万人左右,与1.69亿的农民工存量相比可谓微不足道。

   我最近做了一个统计模拟,虽然较为粗略,但都是真实的数字。现在,每年大约有3600万16到19岁的农村人口,我们假设他们全部选择进城打工。然而,从外出农民工的数字上,却看不见任何实际增量。那就是说,一定有几乎同等数量的人在离城返乡,从而抵消了这部分人口。我们知道,40-64岁的农民工具有比较高的返乡意愿或概率,这部分人数目前是7400万,如果他们有50%左右的返乡意愿或概率,正好是3700万人,跟每年要进城的新成长农民工不相上下,相互抵消后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暂时的均衡。

   中国未来如果还想保持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仍然需要依靠劳动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就意味着,上述均衡要朝着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留下来的方向变化,即政策上要更加有利于降低农民工的返乡意愿,

   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改革增加城市劳动力的净流量,这就需要贯彻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户籍制度的突破性改革,让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要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样,就可以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大规模转移带来的资源配置潜力充分挖掘。

   另一方面,越是在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关期,越是要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托底。作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下一步重点,资源重新配置终究要越来越集中到行业和产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劳动力的资源重新配置既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做出贡献,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副产品,有些企业会因为劳动生产率太低而退出,因而有些职工会遭遇摩擦性、结构性失业,这就需要我们在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改革中,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设,加大社会保护的力度,从而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支撑。农民工只有成为市民后,得到更好的政策托底,才能适应这个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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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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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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