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1 次 更新时间:2017-12-21 20: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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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新时代新挑战呼唤新思想,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强调政治制度“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学,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改革和社会建设方向。这些思想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守和推动,因而值得从学理上加以研究。

   关 键 词:习近平/政治思想体系/历史哲学/新政治经济学/国家治理能力/公正社会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建设‘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研究”(项目号:15ZDC003)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引起知识界最大反响的无疑是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命题。这一命题不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知识界持续关注的重大政治主题和重大理论议程。要更好地理解这一命题,首先还是应该研究命题人的政治思想和执政逻辑。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家思想和政治行为的研究,一直是西方中国政治研究的志趣所在。比如,普通中国人所以知道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F.Vogel)教授,不是因为其早期的《日本第一》,而是他先后专门研究陈云和邓小平,其《邓小平时代》让其享誉中国和中国研究学术界。其实,梁启超早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不同,“政治思想什九与实际问题相接触,一有机会,则不惟坐而言,直将起而行”,故凡有主张的政治家,其政治活动都应该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①中国思想先贤和国外学界之于当代政治家的重视,值得当下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的省思。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祛价值化”“科学化”,中国政治学研究居然逐渐远离当代政治人物及其思想,这无疑等于自我放逐,自我收缩营地,最终必然是自我矮化。另一方面,在研究取向或者研究方法上,社会史叙事开始流行,但从政治人物思想及其政策的角度而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乃至制度变迁,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研究路径。思想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总结政治家的思想不但要看其思想表述,更重要的还有政治实践,实践本身比思想表述更重要——这是政治家不同于学者的地方。本文梳理出习近平总书记的学说性质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政治经济学思想,在此基础上阐述其政策性的思想,包括以国家治理能力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发展理念以及以人类生命共同体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这些构成了习近平政治思想的基本框架。

  

   新时代新挑战与新思想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虽然不像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和邓小平改革开放那样具有明显的质变,但中国靠其规模而发展起来后引起的量变其实具有质变的性质。中国的规模太大,这一规模本身已经有了质变的意义,不但带来了世界秩序的变化,也对国内秩序带来根本性变化和挑战。

   世界秩序的变化。二战之后有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之中,其突出表现是西方国家倡导了两百年的自由贸易理论正在被美国放弃,美国退出TPP和回到传统的双边贸易谈判、英国脱欧公投,都是对以自由化为支撑的地区化和全球化的一种逆势而动,因而被称为“逆全球化”或“全球化退潮”。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高举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赢得了世界的高度评价。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所有规模以上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亚投行”已经成为事实性的“世界投行”。这意味着,主导世界秩序的权力正在位移,世界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话语权空前扩大,而且必将更加具有主导性。

   国内的结构性变化。在政治建设上,到2022年左右,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定型,治国理政的方法方式也将更加制度化、法治化。在经济建设上,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所呈现的“新常态”正在催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且整体性成功升级的可能性很大,中国的发展模式随之而来将呈现“发达型”。在社会民生建设上,到2020年,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了更实际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有了“新时代”的意义,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新中国前60年的理论和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

   新的挑战。新时代的新挑战是多方面的,也十分严峻,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政治经济关系上。市场经济已经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的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这些变化在过去已经对执政党构成过严峻挑战,诸如各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党通过强力反腐清理了威胁人民主体地位的利益集团。但是,市场经济带来利益多元化而产生出利益集团,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顽症,顺其自然就必然是政治上的多元化即多党制,正如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政体那样。如果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必将是灾难性后果。这样,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多元化与我国宪法条件下的民主集中制即党的领导,将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不容轻视的长远性、根本性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长期性的根本性挑战,加之世界秩序的大变局以及国内走上新阶段,都迫切需要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因应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

  

   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是人们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命运、对于人的存在价值的哲学思考。为此,历史哲学观的形成,既需要对大历史的关怀和理解,更需要一种大的政治情怀。为建设政治而理解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从文明基因中寻找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习近平历史哲学的一条主线。上任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就主持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可见其哲学关怀之深切。

   在2017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从文明基因讲到文化自信问题。可以说,“文明基因”意义上的历史连续性,是贯穿习近平历史哲学的经纬,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视文化传统和文明基因的领导人。新中国前30年主要是在破旧中立新,因此对传统文化主要是“破”的立场;改革开放后30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模棱两可,领导人说不清因而也很少讲。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传统文化和文明基因之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

   2013年11月曲阜孔子研究院谈话中,习近平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的一句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一份珍贵遗产。”因此,习近平认为,“对孔子思想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应坚持这样的态度。”习近平的中国观不仅把改革前后两个30年统一起来,在多次的讲话中,还把当下中国视为5000年历史、170年历史的一个连续体。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

   这样的历史观决定了,习近平特别重视历史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重视儒学的背后应该是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都不可能永远建立在经济绩效上,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而言,传统是其重要的可资汲取的合法性资源。在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时,习近平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要求“四个讲清楚”:

   一是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二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三是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承认文化的多元性,一定要承认政治的多元性。四是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第一个讲清楚厘清了文明基因与制度形式的关系,即那些没有文明基因的“飞来峰”制度必然行不通,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则是基于自己的文明传统。第二个讲清楚是弘扬民族精神问题,第三个讲清楚是文明多样性问题,不存在“普世价值”代替其他文明体系。第四个讲清楚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基于民本主义的文明沃土之上,社会主义和民本主义是可以通约的。

   没有历史哲学的关怀,是不可能提出这些最基本的、也是不容易讲清楚因而也是容易被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但是对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政治的理解,也离不开比较文明的视野。

   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是一种新历史唯物主义。相比于传统的侧重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经济基础作用的同时,更多地主张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是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观。

  

   政治制度“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新政治经济学

   历史哲学所展现的大历史,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乃至军事权力复杂互动的历史,其中代表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作为结果的政治权力一旦形成,往往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对人类的制度变迁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塑造着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如果认识不到大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政治逻辑,把作为结果的政治权力当做问题的原因去改革,这种“改革”其实就是触动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结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古今中外这样的教训并不鲜见,比如从王莽改制到戈尔巴乔夫改革,都是如此。

   从人类大历史到新中国历史,都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那就是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乃至在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为此,我们需要反思流行的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需要重新认识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建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固然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思想,但绝不是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能解释的。强调产权、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视或者忽视300年来世界经济史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后发国家成功的国家之道在于政治制度的关键作用。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经济史提出的课题是,关于企业的性质、市场的性质、政府—市场关系即政治经济学、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即经济社会学,都需要重新认识并建构,从而建构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中国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上,在这个方向上基于中国的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已经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础。习近平同志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就提出了“经济的政治化,政治的经济化”思想,这意味着不能以二分法来看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一思想直接体现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市场与政府的均衡关系,一直不是西方经济学的重点。欧美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以保障微观市场主体的顺利运行,或者国家与官僚制如何约束了经济发展。这显然是有选择的研究,谈不上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我们应该认识到,企业只不过是微观市场主体,而国家则是一种宏观的具有企业性质的行为主体;市场经济也只是微观市场主体的生活方式,而具有企业性质的国家显然不会停留在自由市场的层面,国家的政治战略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具有决定作用,从深圳特区、浦东开发再到今天的雄安新区,都是政治战略的作用,显示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

300年世界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告诉我们,政治制度起着攸关作用,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说法需要得到澄清和发展。政治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反作用,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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