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2018,这五个方面的改革关乎每个人的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 次 更新时间:2017-12-21 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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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经过七年的回调,中国经济开始触底,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

   12月16日,“2017新华网思客年会”在海南召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会上发表了精彩的主旨演讲。

   本届思客年会由新华网主办,新华网思客和新华网海南分公司承办,三亚市人民政府、恒大集团为支持合作单位。

  

   经济触底,进入中速增长平台

   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过去七年,中国经济已处于回调态势,我领导的团队曾于2010年提出基本判断: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从2016年开始,我认为中国经济开始触底,进入中速增长平台。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过程确实发生了。从需求侧来讲,主要是带动高投资的三只靴子基本上触底了。从供求侧来讲,两个基本指标,PPI和工业利润近几年增长幅度比较高。2017年,触底得到了基本验证。有些人又兴奋起来,开始在反弹上做文章。近一段时间关于新周期这类的说法相当流行。这类说法的集中判断是中国经济会重新恢复高增长。有些人说中国经济下一步又要上7%,或者又高多少年,可能吗?基本上不可能。当然,也不排除某个时间搞点刺激政策,但是我估计GDP上7%的情况只可能维持一两个季度,上去会下来,大起大落。我们讲触底指的是稳住了,不再下滑了,逐步进入中速增长的轨道。

   过去7年的经济回调,我们认为是增长平台的转换,由高速增长平台转入中速增长平台。这种平台转换是中国这类后发追赶经济体的特有现象,各种周期理论都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反弹,我们有一个分析模型,认为反弹主要是存货的提升引起的。真正的终端需求其实并没有上升。但是存货到今年二季度已经出现了一个高点,PPI也出现了一个高点,然后出现了回调。

   从供给侧来说,真正的生产性投资并没有回升,实际上在下降,产出增长主要靠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所以,我们在今年上半年有一个基本判断:2017年的经济是前高后低。到2018年,我们初步判断上半年需求会有一个季节性的回升。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一个中速稳定增长的轨道,也会有一些小波动。

  

   最重要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

   我觉得目前这段时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要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持续性。

   降风险重点就是要降低地方债务的风险,也包括部分企业过高的杠杆率。挤泡沫就是一部分城市,特别是一些一线城市,一定程度上的房地产泡沫。增动能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就是把去年以来已经改善的效益状况在各个行业比较均衡、比较正常的情况稳定下来。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不是在把过去大干快上又搞7%以上,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变了,最重要的是把风险降下来,把泡沫挤出去,把动能提起来,把效益稳得住,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在上述这种状况下,我们估计GDP增速会有点回落也是正常的。今后三年GDP增长3%,就可以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而到2020年以后,我们的研究借鉴了国际经验,认为中速增长的平台平均值大体会调整到5%到6%之间,也可能是5%左右,实际上这些值都很正常。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在中速增长期这个也是高速度了,而且这个平台形成以后,我们估计可以持续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样实现十九大设定的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重点应推动五个方面的改革

   要落实十九大提出的一些改革目标,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稳定性强、可持续性强的发展,重点是推动以下五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打破旧垄断,着力降低五大基础成本。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成本比较高。下一步能不能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打破行政垄断,加快市场要素的改革,关键问题是要放宽准入,企业的混改既包括国有企业内部的混改,也包括行业混改。例如在石油、天然气、铁路、物流、金融等领域,让一些民营企业,或者让行业外的,包括国营资本在内的其他企业进去,扩大有效竞争,这实际上能降低全社会的成本,应该成为下一步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第二,以税改带动减税。在目前税收结构不变,财政收支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真正能够减税的空间相当有限。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进行税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要以间接税为主转向直接税为主。现在我们考虑另外一个思路,把税制改革和减税有机结合起来,减税才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增加房地产税、环境税,然后这一块加起来,生产环节的税和费适当下降,这样减税才具有可行性,整个效率比较高。另外要减少企业五险一金这类税费。

   第三,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经济在过去两三年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城市化进程出现重要变化的特点,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这次十九大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未来农村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体系的组成部分,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进城,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城乡之间的人员、资金,特别是土地这个要素要能够自由流动,优化配置。所以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再拖下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要逐步进入流转,这个大方向已经明确了,关键是如何落实。这里面有一个理念要搞清楚,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才是真正的保护和发展农民利益。我们要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分给农民,这样才能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

   第四,重塑提高地方竞争机制,政府竞争成功是中国成功的秘诀之一。地方竞争在中国发展中占有重要的角色,这个机制不能丢,而应该与时俱进,而且要转型升级。地方竞争的目标要变过去追求GDP,向高质量发展,相应的内容调整,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又形成分工合力和生态环境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的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的竞争。

   我想中国今后十年大都市圈的发展,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的打造,这些机会很多。但是这些机会将来到底会落到什么地方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的竞争优势。所以,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纠错,在竞争中发现推广好做法和政策。

   最后,加快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和竞争。中国现在人均GDP是8000美元,发达国家是四、五万美元以上,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服务业,密集服务的差距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像研发、金融、信息服务、物流,社会服务业,像医疗、教育、文化等等这些领域,这类产业有一个特点,往往不是硬技术,而是软技术。

   比如我们搞工业的时候,引进一台机器设备,给你一本书或者手册,很容易学会,那是一种可编码的知识。但是到了知识型的服务业以后,很多技术是软技术,是一种体验式的技能,只能在干中学,是不可编码的知识,这种技术和知识只有通过深度合作才能够学到和提高。所以,我们下一步还是要进一步坚持和扩大中国过去30多年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竞争和改革这样一些好的做法。另外,我们意识到与互联网大数据相结合,利用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方式,中国有可能形成世界级的技术企业和产业,形成更具竞争优势的现代化竞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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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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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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