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学术自由的内外限度及其历史演变——从《系科之争》到《韦伯论大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0 次 更新时间:2017-12-20 2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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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学术规模的扩大、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在效率和技术上固有其有利之处,而欧洲大学传统的身份制支配模式影响犹存,同僚自治的传统还很强大,它们足以构成抵消大学官僚化弊端的张力。因此,韦伯表达了对大学官僚化有限度的支持,他相信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与思想自由可以在非常紧张的关系中实现“同居”。

   不过,韦伯并没有简单地认同大学的官僚化。他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同居”关系的不平衡性与不稳定性,看到了大学管理越来越强的官僚化可能带来学者思想官僚化的危险。他在承认德国大学官僚化的代表人物——阿尔特霍夫对大学管理技术层面的贡献的同时,也犀利地批判了阿尔特霍夫式的人物作为大学校长对大学“腐蚀性的影响力”,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这种体制和这类大学负责人可能把新一代学者变成学术“生意人”和“投机者”,变成没有自己思想的体制中的螺丝钉。

   因此,韦伯在大学所提倡的是这样一种官僚制,即有责任伦理的校院所长负责制,给予大学机构的管理者为其伦理责任所制约的自由决定权。韦伯期望通过对责任伦理的强调来改善官僚体制对大学所造成的运营的僵化和死板的弊端。

   二、学术自由的外在限度

   与康德相似,韦伯对学术自由的外在限度的讨论也涉及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学术与宗教的关系。在韦伯看来,既然学术不涉及终极关怀,终极关怀也无权干预学术。在韦伯时代,教会对大学的影响已经式微。他在这里主要关心的是大学教授的职位授予不应受制于申请人的宗教信仰。

   第二个层面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如果说康德对外在限度讨论的重心是放在前一个层面的话,那么,韦伯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这个层面上。韦伯在贝恩哈德事件、在米歇尔斯事件上与阿尔特霍夫等政府官员的争执都发生在这个焦点上。韦伯对阿尔特霍夫的看法与他对俾斯麦的看法有些相似。

   韦伯一方面看到了俾斯麦、阿尔特霍夫这类强人所展示出的力量,承认他们对增强民族国家实力或大学竞争力的贡献,而另一方面他又对这类强人对自由的蔑视和践踏非常愤怒。在韦伯看来,政党和政治无权粗暴地干预大学的内部事务;即使是按照德国大学的传统,政府的确有权任命教授,政府在任命前也必须尊重大学给政府提供的推荐人选;而且,申请人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只要不带到课堂上,就不应该影响对他的教授职位的任命。他坚决反对“宗教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上的各个党派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分别为他们提供大学与教授职位,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让教授设置和讲授自己的理念”。

   第三个层面是学术与社会的关系。韦伯在这里秉承了康德的传统,对学术妄扮民众的魔法师的做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驱散了附着在学术上的种种幻觉——所谓学术是通向真实存在之路,所谓学术是通向艺术的真实之路,所谓学术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所谓学术是通向真正的上帝之路,所谓学术是通向真正的幸福之路,这些都是民众对学术的幻觉。学者必须认清这种幻觉,抵御为此而被民众所拥戴的诱惑。韦伯就此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呼吁:“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待的地方。”

  

余论


   我们可以把康德与韦伯的学术自由观作一个简要的对比。康德用理性奠定了学术自由的基础,强调了大学内部系科之间的平等位置和理性讨论原则,强调了大学相对于宗教、政治与社会的独立性。康德那里的理性主要是相对于启示来说,他的主要争辩对象是宗教、神学以及扮演着宗教保护人的政府。韦伯对大学的自治传统和学术自由的捍卫是放置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即理性化。所谓理性化,从大学内部来说主要表现为学术的专业化和管理的官僚化。这种专业化和官僚化既给大工业时代的大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也给传统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带来了挑战。而大学的官僚化又使大学与政府、学术与政治的矛盾成为学术自由的外在限度的焦点。

   而大学发展到今天,规模的扩张、知识的爆炸、专业的分化、投资的猛增、创新的压力、竞争的加剧、市场的渗透、全球化的深入,这一切使大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所谓以美国大学为代表的“巨型大学”时代。我们对这个新时代并不能简单采用进步论的眼光。我们必须看到,它在给大学带来空前的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对大学产生了某些腐蚀性的影响。不仅康德、韦伯时代所未曾料想的市场化与国际化不断构成了对大学的压迫,而且在康德和韦伯时代大学那些必要的张力也面临丧失的危险,专业化的过度发展,科学主义的盲目自大,缺乏责任伦理的大学官僚化的膨胀,这些都使大学在繁荣和发达的景象背后孕育着新的危机。因此,我们对康德和韦伯大学思想的重新思考就不无现实意义。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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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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