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学术自由的内外限度及其历史演变——从《系科之争》到《韦伯论大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3 次 更新时间:2017-12-20 2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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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关涉到了整个现代大学与宗教的关系。在康德看来,神学立基的教会信仰只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宗教信仰的工具。教会信仰固然有权得到政府的保护,但(大学)教师所要做的则是警告听众不要认为教会信仰本身有什么神圣性,而是要径直走向那种通过教会信仰而被导入的宗教信仰。

   从表面上看,康德似乎只是把神学及其所依靠的教会和教派放在了大学的边缘位置,并没有完全排斥宗教在大学中的地位。然而,康德通过强调宗教的理性基础,实际上取消了宗教信仰的独立性和神圣性,确立了理性在大学的根本地位,从而开启了大学教育的世俗化进程。这是康德所赋予的学术自由的外在限度最重要的内涵。

   第二个层面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康德看来,政府无权干预大学里哲学系科的学术活动,因为哲学系科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这种追求真理的活动尽管时常会冒犯世俗权威,但它却符合政府的根本宗旨和利益。即使是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所谓“高等系科”,政府也只是对其学说有批准或排斥的权力,而并不是直接去教授这种系科。因此,大学内部的这些系科尽管有较大的差异,但它们在构成大学自治的基础上又有着某种一致性。“如果一个政府想要从事教学工作以及科学的拓展和完善,亦即在其最高位格中扮演学者的角色,那它就会由于这种学究气而失去其本应获得的尊敬。”当高等系科与低等系科发生违法的争执即试图以主观禀好来煽动民众时,政府绝不能支持高等系科的这种行径。当高等系科与低等系科进行合法争执时,只能由理性来做最后的判官,而政府只能静坐旁观,因为它无权决定学术讨论内在的真理性内容。康德特别强调政府的裁断总是有可能不智的,人类的认识总是可能出错的,因此,政府就不得不容忍大学对它的批判性眼光。

   第三个层面是学术与大众的关系。康德在讨论高等系科与低等系科的违法争执时,还提到了学术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一般民众不会把其最高福祉放在自由上面,而是寄望在其自然目的中,即死后的永生、财产的权利与生命的健康。他们求诸学者的往往不是理性的思考,而是超自然的魔力。民众往往奢望学术可以在他们无耻地度过了一生的最后关头帮他们弄到去天国的门票,可以在他们做了不法之事时却可能打赢官司,可以在他们随心所欲滥用了体力后却健康长寿。民众希望被煽动家所欺骗;民众对煽动家的回报则是承认他们的影响力,热情地追随他们。

   康德就此认为,大学真正的学者必须抵抗这种影响大众的诱惑,必须拒绝扮演民众的魔法师的角色,必须坚持学术本身严肃的、理性的思考,哪怕大众可能怀着轻蔑远离学者。

   总的说来,康德的《系科之争》强调了大学作为真理守护人的共同体,强调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学术自由,强调了学术自由的内在限度与外在限度,其思想对大学的新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洪堡后来提出以“文化”为核心来构建柏林大学的思想,正是奠定在康德的这些思想基础上的。

  

韦伯:理性化视角下的学术自由

  

   在19世纪初洪堡式的德国大学模式中,所谓的“文化”连接着两头,一头是理性,另一头则是民族国家。在那里,大学教育的过程主要是从族性的角度来定义的:国家保卫大学的实践,而大学捍卫关于国家的思想,两者都为实现民族文化的理念而奋斗。但值得注意的是,洪堡的大学模式中包含着反官僚制的因素,把大学视为真理殿堂这种理念是拒斥以取得资格的考试制度为核心的官僚制的。而韦伯所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是所谓“理性化”向纵深展开的时候,官僚制的组织原则也在向社会各个层面渗透。韦伯对大学问题的思考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他坚持传统的学术自由精神;另一方面,他又直面理性化、官僚化对学术自由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提出了对学术自由新的理解。

   韦伯的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他20世纪初对阿尔特霍夫体制以及贝恩哈德事件和米歇尔斯事件的讨论,以及他晚年所发表的关于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文章和他临终前对大学生所作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后来把这些文章汇编成《韦伯论大学》一书。本文对韦伯思想的讨论就主要以此书为根据。为便于与康德作对比,我们对韦伯的讨论也分别从学术自由的内在限度和外在限度着手。

   一、学术自由的内在限度

   在康德时代,是所谓的高级系科与低级系科的争执激发出了他对学术自由思想的阐发。到了韦伯时代,传统的系科之争已告终结,但新的系科之争再起硝烟。这种新的论争实际上与洪堡时代所留下的一个思想矛盾有关。

   洪堡时代把康德以理性为基础的大学理念发展为以文化为基础的大学理念。而所谓的文化有两种内涵,一方面,文化道出了一种身份,它是构成一切学习对象的知识的统一性,它是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文化又道出了一个发展过程,一个塑造个性的过程——即修养(Bildung)。这样一来,在洪堡式的大学观中,修养是其最核心的观念,而科学则被视为借以达到修养目标的媒介。但洪堡他们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在修养与科学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尽管在洪堡他们那里,“纯科学”是在新人文主义意义上使用的,而非经验科学,但在洪堡式的大学里,对“科学运用理智”的强调滋养出来一种准宗教性的科学信仰,经验科学在大学的合法性也由此得以确立。因而,这已经开启了后世学者所谓“两种文化”的冲突。

   到了韦伯时代,“两种文化”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科学与艺术的系科之争。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有两个著名的圈子——以韦伯为核心的圈子和以诗人格奥尔格(George Stefan)为核心的圈子。一方面这两人都把知识的真实性作为共同的财产,但另一方面,他们在专致地追寻知识的渊源时,却是严格对立的——韦伯强调的是专家、理性和科学,而格奥尔格强调的却是业余、体验和激情。在韦伯与格奥尔格的争执中,理解学术的专业化走向是一个关键。

   在韦伯看来,现代学术已经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个人只能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通过一整套有着严整的确定性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业余研究者或只凭“个人体验”或“个性”行事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创见的。科学的命运注定了她不会像艺术那样永恒,但这却正是科学的意义所在——科学每一次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

   如果说康德在系科之争中颠覆了神学在大学的中心位置,树立了理性精神对大学的意义的话,那么,韦伯在新的系科之争中则是澄清了文化在大学的模糊含义,树立了科学精神以及专业化学科在现代大学中的中心位置。

   韦伯对大学中科学精神和专业学科的强调是与其对整个时代的洞察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过程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世界已经除魔(disenchantment),科学和理性成为塑造我们的生活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个体化的学术形态日益萎缩,大学尤其是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已经越来越变得像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大型学术企业,需要大学体制的官僚化,需要国家对科研经费的大量投入,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分工与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在强调这一切时用的是“命运”(fate)一词。“对‘体验’的全部追求,都来自这个弱点,因为,不能做到勇于正视时代的命运,就是一个弱点。”“在我们的双眼因此而被蒙蔽了千年之后,我们将更加清楚地明白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命运。”

   在韦伯所谓“命运的社会学”中,命运实际上以纪律为纽带被赋予了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指的是“除魔的世界”中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指的又是“禁欲者”的守护神手中操持的个人的命运。因此,韦伯绝不是一个极端的理性主义者或褊狭的科学主义者,他并没有完全取消洪堡所赋予“科学”的人文意涵;韦伯在强调除魔的必然性同时,又总是为自由留下了空间。因此,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自然科学成为大学理性化的主要动力的命运中,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在我们“不得不”成为大学专业人的命运中,专业教育与纽曼所谓的“通识教育”之间;在我们“不得不”谨守学者的技术本色的命运中,技术角色与伦理责任之间:这一切,都保持着必要的张力。

   在韦伯的时代,理性似乎已经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理性本身的命运不断在动摇它自己的基础,科学最初通过除魔带给人的对自由的信仰本身已经开始受到质疑,而韦伯就是要重新理解和塑造科学精神。

   我们在这里要专门分析韦伯关于学者的技术角色和伦理责任之间关系的观点,因为这是韦伯为学术自由的内在限度所赋予的全新的内涵。自康德以来,传统对学术自由的内在限度的理解是,教师有权在课堂上按照自己的理性和意愿去讲授,而不受任何其他学者或公众的干涉。但在韦伯看来,这是一种可能变质的自由,因为大学教师可以利用讲台的特权而把自己的信仰、理想或立场强加给学生。而这在一个“诸神之争”的世界中是不被允许的。个人应当遵循、献身于怎样的理想——“应当侍奉什么样的神”——这类问题是让学生按照自己的责任、而且最终是按照学生个人的良心来决定的。大学可以让学生理解他自己运用已有的现实条件的能力,可以教会学生明白和“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能力,但是,大学教师想要拿学生的个人理想和信仰或政治观点充当“学术”的话,那么,他们只会比教会学校更加低劣。

   因此,韦伯在这里特别强调,真正的学术自由精神不是体现在教师的随心所欲,而是恰恰相反,是教师的讲台禁欲,是教师的严格自律。在他看来,学术必须明白自己的界限,必须坦承它与终极关怀无关,教师必须拒绝充当学生领袖和人生导师的诱惑,必须谨守传授学生技术、训练学生思维、赋予学生清明的头脑的本分。但这不是意味着教师或学术可以不担当伦理责任。实际上,讲台禁欲本身是需要莫大的伦理激情才能做到的,它被赋予了除魔时代的大学的至上伦理——所谓“理智的正直诚实”。科学的意义在于使“完全摆脱了幻觉,不得不自己来面对已经在客观上变得无意义而清醒甚至是‘现实’的世界”的现代人去自己承担意义的问题。

   如果说讲台禁欲涉及的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的话,那么,大学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则更多涉及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在康德那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系科之间正常的争论是通过自由的理性来进行的。大学内部的这种平等关系是基于传统大学浓厚的“行会”性质,大学被视为特权群体,其成员特权来自国家之赐予,并与国家达成了某种妥协。这种自由的特权实际上是被当做私人的权利。因此,从中世纪到康德时代的大学都属于韦伯所谓的“传统型支配”的一个变种——“身份制支配”(estate-type domination)。

   而到了韦伯时代,作为整个现代社会官僚化进程的组成部分,欧洲传统的大学管理体制也开始不断经受官僚化的冲击。作为学术自由象征的编外讲师制度开始瓦解,更多的竞争机制被引入大学的管理中,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方式越来越面向发达资本主义的需求,校长、院长和研究所所长在大学走向大型学术企业化中与其他教师逐渐建立起上下服从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的官僚化与政治、经济的官僚化尽管属于同一个历史命运的展现,但韦伯的态度有一些微妙的差别。韦伯对资本主义发达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官僚化有着深沉的忧患——所谓“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铁笼是否只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

而韦伯对大学的官僚化似乎没有那么强的担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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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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