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天高皇帝近:面向民众开放的皇权秩序建构

——秦汉皇帝和民众之间复杂关系的互动和呈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0 次 更新时间:2017-12-19 21: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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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所谓天高皇帝近之近,并不是近于官,而是近于民。秦汉皇权秩序的扩展便沿着皇帝和民众相结合这条基线进行。它通常表现为皇帝和民众结合而成的开放性的皇权秩序建构。皇帝凭借专制权力而有能力实现和民众的超越性联系,同时,皇帝基于和民众之间的超越性联系而获得了更强有力的专制支持。皇权垄断权力,固然是专制;皇权秩序接纳民众,同样是专制,只不过表现为一种超越性的方式和姿态。超越与专制,是皇权的一体两面。

   关键词:皇权 专制 民众 秩序

  

   一、皇权政治重民和亲民的思想逻辑

   先秦以来,对待民众的主流态度一直很明确,且很正确。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提出相当系统的 “敬天保民"的政治纲领。1春秋时,政治家已经将民置于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下,把民和天勾连起来,肯定天从民意,所谓“天之爱民甚矣"2;把民和神联系起来,所谓“夫民,神之主也"3;把民和国关联起来,所谓“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4到了战国,孟子则把这种重民观念进一步提升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经典理论层次,从而达到了前中国古典时期民本思想的最高水平。其实,相对于这种高度理论化的“民本"思想,那些更具有政策性质的措施或主张,诸如法家“耕战"、墨家“尚贤"、儒家“仁政"等,同样包含某种重民和亲民的观念。总之,无论西周王权,还是东周君权,都对民众的重要性持有一致性的认同。无论着眼于功利性的战争资源,还是道德性的人伦需要,抑或政治性的国家基础,民众的作用似乎越来越举足轻重。

   但作为一种实体性的政治制度,如何合理规范民众身份、确认民众地位,尤其是天子或君主如何身体力行躬身实践和民众的广泛结合,获得民众的心理认同和观念信仰,显然为王权和君权所欠缺。其原因诚然多多,但关键的一点很可能是王权和君权作为一种政治形态性的体制架构,都缺乏自觉而成熟的制度设计。5 毫无疑问 ,皇权政体在这点上确实后来居上。由此创设并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天高皇帝近的理念、礼制、实践和话语。

   所谓天高皇帝近之近,并不是近于官,而是近于民。近于民也就是近于所有人。因为民众总是社会的最底层,距离天子最远的始终是民众。一旦远离皇帝的民众能够亲近皇帝,那么应该承认,皇帝的确实实在在地与民同在了。当然,这种可能性和主动性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样,如何近民,如何让百姓亲身感知到皇帝的亲民,如何让民众经常性地体验到皇帝对他的关爱,从而使民众切身感受到皇帝与民同在的真实性和皇恩的神圣性,构成了皇权秩序扩展的轴心。如此一来,秦汉皇权秩序的扩展便沿着皇帝和民众相结合这条基线进行6。它通常表现为皇帝和民众结合而成的开放性的皇权秩序建构。

   从皇权政体的社会管理体制上看,“编户齐民" 是最具稳定性和有效性的控制模式7但控制人身是一回事,控制人心又是一回事。何况王权和君权政治实践以及百家争鸣贡献的理论启蒙,都足以使皇帝制度对民众的认知更为深刻和成熟。更何况官僚制发展出来的高效的行政管控技术和能力,使得皇权帝国能够将民众和土地更加强有力地结合起来。即便有王侯封国,人们也坚持“王者有分土无分民",8认为天下之人莫非王民。

   在管控民众的问题上,虽然前中国有君臣共治的说法,9但这丝毫不能否定皇帝必须为百姓福祉教化承担更大乃至最大责任的一般定见。而且这有充分的经典依据,并被视作更高的真理。比如,武帝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还,奏事,徙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顓之可也。"终军针对徐偃的辩解,逐条反驳。其中关键环节有两处。一是,“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终军点出了大一统的皇权秩序和分封制的王权秩序的最大区别。二是,“偃已前三奏,无诏,不惟所为不许,而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

   10终军这里指出了皇权官僚制的本质。在民众面前,官僚可以代表皇帝;反之,在皇帝面前,官僚不能自命代表民意。没有皇命而听从民意,这本身就是对皇帝的冒犯,必须受到严惩。由此可见,所谓民心、民意,本质上其发布权和解释权都在皇帝手里。如果官僚个人以民意代表自居,本身就是对抗皇帝,挑战皇权。因为官权只是皇权的延伸,官权并不独立。既然官僚来自皇帝授权,那么他只能代表皇命,而不能代表民意。不经皇帝许可,擅权专断,为民请命,为臣子之大忌,更为臣子之大罪。这表明,皇权秩序下,官民关系从属于君臣关系,进而从属于君民关系。官员首先是臣子,然后才有权代表皇帝治理民众。倘若他自作主张为民众说话,就破坏了皇帝同民众的和睦关系,就损害了民众对皇帝的信任,就让自己站到了皇帝的对立面。11

   可见,皇权社会政治观念的正当主体应该包括君臣民三方,而不能仅限于君臣双方。事实上,皇权秩序确实也为民众留下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这个位置之定位、价值、作用需要我们重新评估。应当承认,许多时候人们更偏重于君臣而忽视官民,更无视君民。皇权有别于王权和君权恰在于其政治观念主体应该是三元,而非二元。三元之中,似乎君民关系更能昭示出皇权专制之本质。换言之,皇权之专制,并不仅仅在于皇帝免于官僚制约而独行其是,更在于皇帝超越官僚集团而对民众福祉承担责任。就此而言,皇权似乎具有一种天然的超越冲动。皇权总想和民众建立起一种超越性联系。皇帝的超越性正在于此。身为天子,交通天人;同时,身为皇帝,沟通帝民。二者构成了皇权超越性的两个界面。但皇帝制度作为面向民众开放的秩序建构,实现皇帝和民众之间的结合,更为关键。这便导出一个必然性结论,皇帝和民众相结合的超越性,同皇帝的专制性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既可以说皇帝因专制而超越,也可以说,皇帝因超越而专制。总之,二者是相互支撑的关系。皇帝凭借专制权力而有能力实现和民众的超越性联系,同时,皇帝基于和民众之间的超越性联系而获得了更强有力的专制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专制皇帝总是急需和急于表现出和民众联系密切的样子。热切关心民众和迫切代表民众,是皇帝专制的应有之义。皇帝越专制,越需要得到民众的认同,越希望强化和民众的联系。

   照此逻辑,专制使皇帝更渴望得到万民拥戴。这种成为明君以便在圣王谱系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自我期许,构成了一种隐秘而强大的心理动力。它促使皇帝尽职尽责,自我约束,大权独揽又要兼听则明,乾纲独断又要倾听民意,从而成为一个合格的好皇帝。12皇权主义否认无德,但不排斥专制。“因为专制和德性能够将皇帝与民众直接结合起来,从而使得皇帝可能对民众遍施恩惠。"13皇帝制度之所以格外重视联系民众倾听民意,之所以试图借助各种形式拉近皇帝和民众的距离,其理念根据正在于此。由此有了天高皇帝近的礼制、观念和实践,而此礼制、观念和实践也因此成为面向民众开放的皇权秩序建构。从中华专制主义的历史长时段演进看,天高皇帝近作为皇权秩序的理性建构,基本贯穿并支配了秦汉以降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14

  

   二、走向民众和回到民间

   1.出巡

   秦朝十五年,秦帝共出巡六次。巡行作为一种隆重的政治仪式,其直接目的就是试图塑造一种新型的君民关系。也就是说,皇帝需要在频繁的出巡中,向世人展示其至尊至上的皇权威严和皇帝与民众的直接对应关系。这种直接对应关系意味着,皇帝是所有民众唯一的合法统治者和利益代言人。皇帝的举世功业在与民众的直接关联中获得一种普泛性的观念认同。

   出巡的真实目的并非着眼于对狭义君臣关系之规范,而是放眼于对广义君臣关系之确立。正因如此,文献不见有始皇出巡召见各地郡县官吏之记载,却有与民众相见之场面。而且这似乎还是一种制度。15比如,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16表明众人皆可观看。至于刘邦“纵观秦皇帝",师古特意解释说,“纵,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观。"17可见始皇出巡之用意实在于主动沟通与民众之关系。它试图在尽可能广泛的区域内与民众之间获得一种近距离的接触。其目的是精心营造一种皇帝接近民众其至融人民间的政治效应。18所以,“‘天高皇帝远‘的格言并不全然正确无讹。一位精力过人的皇帝恐怕就会和人民发生近在密迩的关系。"19”远在天边"的皇帝同时又都“近在眼前"。“秦始皇曾频频巡行天下,所到之处,'天威不违颜咫尺'的形象不知在多少百姓的心中就这样建立起来了。"20不难想象,“平易近人"的皇帝直接来到民众面前,这对那些亲眼目睹的现场民众所造成的视觉冲击和思想震撼应该是无以复加的。

   从理论上说,皇帝出宫就等于走进社会,走向民众。这样,皇帝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和中心。皇帝本身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开放性政治存在。如此一来,绵延千里甚至万里的沿途百姓就成了免费仰望皇帝威仪的观众。汉帝中武帝最热衷巡狩。“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21所以,武帝跑的地方最多。“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22

   东汉皇帝对帝国的四面八方进行了更为频繁的巡视。所谓“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23 并非是指章帝时才有了正式的巡狩,而是说章帝依照经学古典,对天子巡狩之礼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规范,使之变得更加古香古貌。这意味着,较之光武和明帝,章帝对巡狩的态度更加严肃认真。就此而言,合乎古礼的巡狩确乎始于章帝。由此,所谓东巡、西巡、南巡、北巡便在中兴时代的背景下,获得了某种较为纯正的古典意义。24章帝在“告常山、魏郡、清河、钜鹿、平原、东平郡太守、相"的诏书中,对巡狩意图作了权威表态和全面说明。首要的就是宣扬皇恩,消除民怨,所谓“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怨结"。还有两个也关乎民众,一是祭祀祖先神衹,所谓“前祠园陵,遂望祀华、霍,东柴岱宗,为人祈福";二是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所谓“询访耆老“。25

   在这个背景下,桓帝巡狩途中和不知姓名的汉阴老父的相遇,便显得意味深长。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过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过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26这段话透露出一些极为有趣的细节。第一,皇帝出巡消息传播很广,很多百姓都知道,也都纷纷前来观看;第二,也有百姓不感兴趣;第三,官员乃至皇帝本人倒是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百姓来观看;第四,随行的官员很注意了解沿途百姓对皇帝出行的态度和看法;第五,沿途普通百姓也能且也敢对官员直言不讳地表达对现任皇帝的评价;第六,皇帝出巡获得的并非都是正面赞美,同样也有来自民间的批评;第七,官员对百姓的抨击也表现得很宽容。这一切都发生在皇帝出巡途中,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场景会出现在其他场合。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只是近百次的皇帝巡狩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无数类似场景的一个小小片段。通过每次巡狩的漫长路途,一方面,皇帝对民情的真实了解绝对远远超出他在王宫仅靠看官方文件或官员汇报而获得的有限信息;另一方面,皇帝和民众的直接接触虽然有利于塑造皇帝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但并非易事。

   2.还乡

高祖十二年,刘邦“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27皇帝还乡使得皇帝与民众的联系变得既直接又具体。从平民到天子,再从天子回到平民中间,这使人们感到皇帝与自己并不遥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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