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及战后经济政策变迁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9 次 更新时间:2017-12-18 14: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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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琨  

  

   胡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一种注重社会的特殊类型市场经济,即“根据市场经济规则运行,但辅以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来有意识地将社会目标纳入”的经济制度 –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战后在联邦德国确立。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竞争秩序,但是,作为一种实用的经济政策理念,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是既定和一成不变的,而须在经济理性与社会关怀相结合的原则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是一个各种社会目标“共容”、不断演化和开放的经济社会秩序。因此,这一模式的经济政策实践从一开始就处于各种力量博弈的极大张力之下,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甚至异化的表现形态。

  

   关键词:德国 社会市场经济 竞争秩序 经济政策

  

   keywords: Germany, Social Market Economy, competitive order, economic policy

  

   Abstract: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social market economy, as a special type of market economy which takes social elements into account, was established i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economic system involves social objectives consciously by forming on the basis of market economy rules, and supporting by the market law conforming social policy.The core of this idea is competitive order,but as a pragmatic idea of economic policy, social market economy appears in a flexible and mutable form.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al principle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social concerns, it adapts to a variety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realizing itself as an open and adjustable economic order as well as an objective-harmonious social regulation. Therefore, since very begin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nomic model was situated in the great tension of struggle among diverse powers, which cause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in various or even alienated form.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经济逆势增长,一支独秀;其优异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因为该国数年前还苦苦挣扎在经济衰退的边缘,并被冠以“欧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Europe)的雅号。德国经济的兴衰轮回,并不是偶然所致,而是与其以“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模式的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何谓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何此模式下德国战后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却表现各异?这一模式与德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关系又如何?理清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经济的现状与走向。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1]经济逆势增长,一支独秀;其优异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因为该国数年前还苦苦挣扎在经济衰退的边缘,并被冠以“欧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Europe)的雅号[2]。德国经济的兴衰轮回,并不是偶然所致,而是与其以“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模式的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何谓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何此模式下德国战后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却表现各异?这一模式与德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关系又如何?理清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经济的现状与走向。

  

   一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确立

  

   二战结束时的德国,满目疮痍,前途未卜,选择何种经济制度,以求尽快在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和繁荣的国家,成为德国民众迫切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所施行的“市场经济”,留下的更多是恶性通胀、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等痛苦回忆,让德国民众很难对市场经济有所好感,认为其“不社会”(unsozial);而另一方面,纳粹政权创造就业计划(Arbeitsbeschaffungsprogramme)的成功和计划体制下苏联经济连续二十年的突飞猛进,使得很大一部分惯于配给制与物质短缺的德国民众相信,在目前情况下,只有施行“统制经济”(Lenkungswirtschaft),才能迅速克服困苦与短缺,实现经济复兴和公平分配,他们宁愿信任“富有远见”的经济官员,也不愿受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摆布。[3] 在此背景下,战后德国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温床,除了本身具有明显中央统制和计划经济倾向的社会民主党,就连各地基督教民主党也多少受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4]

   然而,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Truman Doktrin)出台,冷战开始,美国开始按照西方模式重建德国。[5] 同年5月29日,双占区军事当局签署“关于重构双占区经济管理的协议”(Abkommen über die Neugestaltung der bizonalen Wirtschaftsverwaltung),设立“联合经济区[6]经济委员会”(Wirtschaftsrat für das vereinigte Wirtschaftsgebiet)和管理委员会(Verwaltungsrat)。尽管社民党优势明显,但在美国支持下,基民盟/基社盟(后文简称联盟党)在争夺管理委员会中专门负责经济政策事务的经济管理署(Verwaltung für Wirtschaft)主任一职中胜出[7],社民党为表示抗议,放弃担任管理委员会中的任何领导职务,此举严重削弱了其对未来经济政策走向的影响力。[8] 1948年3月2日,秉承自由市场理念的无党派人士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被选为经济管理署主任,在“社会市场经济”口号下对当时施行的统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随着改革效果的显现,社会市场经济被联盟党所拥护,并被写入1949年7月15日的“杜塞尔多夫指导原则”(Düsseldorfer Leitsätze)[9],成为其经济政策准则。战后联盟党长期执政与经济繁荣,使社会市场经济在德国逐渐深入人心。1959年11月15日,社民党在“哥德斯堡纲领”(Godesberger Programm)中宣布也接受这一理念[10],社会市场经济成为德国社会普遍认可的经济模式。

  

   二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内涵

  

   “社会市场经济”最初见于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玛克(Alfred Möller-Armack)1947年出版的《经济统制与市场经济》(Wirtschaftslenkung und Marktwirtschaft)[11]一书,这一理念的思想基础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us)。

  

   (一)社会(学)新自由主义(Soziologischer Neoliberalismus)

  

   新自由主义源于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放任经济(Laissez-faire)和国家干预主义(Staatinterventionismus)所导致问题的反思,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下半叶关于社会政策的讨论[12]。1932年,亚历山大﹒吕斯托夫(Alexander Rüstow)在德国“社会政策”年会上提出“自由干预主义”(liberaler Interventionismus),被普遍视为新自由主义创立的标志。[13]

   吕斯托夫不赞同亚当﹒斯密(Adam Smith)式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但是也反对无序和过多的国家干预,尤其是计划经济,而主张在强大国家的支持下建立和维护一种广泛的、兼顾市场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秩序(Gesellschaftsordnung)。受基督教社会教义的影响,“人”被置于这一自由秩序(Freiheitliche Ordnung)的中心,因此,不仅要通过经济政策落实“竞争原则”(Wettbewerbsprinzip)这一市场经济根本协调机制,以实现经济增长,确保物质需求得到满足;还要实施被其称为“活力政策”(Vitalpolitik)的社会政策,以满足人更重要的文化、教育、家庭、伦理和宗教等需求,使人享有充分自由,以合乎“人类尊严”的方式存在。因此,在这一秩序中,经济与社会目标并重:市场经济不会导致社会目标必然实现,只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而社会目标虽是终极关怀,但却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因此,全面的社会政策虽必不可少,但不应与市场经济有所冲突,而须遵循绩效原则(Leistungsprinzip)和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ätsprinzip)[14],使之“朝着市场规则方向前进”,“加快而不是阻碍市场自然进程”。[15] 类似的观点也出现于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的相关表述中。[16] 因吕斯托夫和勒普克的社会秩序理论带有明显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开创的经济文化社会学痕迹,故也被称为“社会(学)新自由主义”。[17]

  

   (二)弗莱堡学派(Freiburger Schule)

  

与吕斯托夫与勒普克从反思自由放任经济出发不同,以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弗兰兹﹒伯姆(Franz Böhm)及雷欧哈德﹒米克施(Leonhard Miksch)为首的弗莱堡学派,则更多是在捍卫市场经济、对抗国家干预的基础上建构新自由主义理念[18]。出于对市场经济本身即可保障个人自由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信念,弗莱堡学派对国家干预有着极强的警惕意识,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会从根本上危及经济绩效和人类尊严[19];但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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