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凯:当前西方民主乱象的根源与未来走向

——基于英美“黑天鹅事件”的理论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4 次 更新时间:2017-12-18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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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敏凯  


核心提示: 2016年,英、美政坛“黑天鹅事件”频发,颠覆了战后西方主流政治路线与民主游戏模式,呈现出西方民主政治衰颓的乱象。这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加剧了贫富分化,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民主理论假设不当与基本政治制度缺陷失信于民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摆脱西方民主衰退,目前只有改革现存西方民主政体的选择,但经济衰退前景不明,要摆脱西方民主衰退的前景可能会遥遥无期。


英、美政坛“黑天鹅事件”导致西方民主乱象丛生

2016年,英、美国家政坛“黑天鹅事件”频发,造成西方民主乱象丛生。所谓“黑天鹅事件”,原意指经济领域发生的、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通常会引起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性的事件。现经常指各个领域发生的出乎意外的颠覆性事件,例如,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与次贷危机等。恐怖袭击危机与金融危机的突发,尚可理解。但是在战后西方主流政治路线与民主模式长期主导西方政坛的背景下,英、美政坛接连发生颠覆主流政治路线与民主模式的事件,其影响可想而知。2016年英国全民公决“脱欧”结果,大大出乎卡梅伦首相、英国政治精英与欧盟成员国的预料,在英国与欧盟不啻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美国总统大选,没有共和党背书、从未涉及政坛、习惯信口开河的房产商人特朗普,竟然战胜始终被大多数美国媒体与政治精英看好的、长期混迹政坛的政治巨星、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让太多政治精英与国家政要深感不可思议。英、美政坛这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对西方民主影响深远。

在英国“脱欧”余波笼罩下,2017年欧洲政坛可能会持续震荡,今年是欧洲大选之年,极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大有改变欧洲传统政治格局之势。其中荷兰、法国、德国大选结果影响尤为重要。3月15日荷兰议会选举中,尽管自民党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席位,暂时“叫停民粹主义”,代表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自由党还是增加了5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二大党。①荷兰议会大选被认为是欧洲政治的“风向标”,5月马克龙成为法国最年轻的总统,9月德国大选的结果尚难预料。无论法德两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否能够赢得政权,他们的政治力量的进一步扩大似乎可以肯定。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利用人们的不满心理而壮大力量,已在一些欧洲国家形成规模,遏制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已经不是易事。

特朗普赢得大选不但冲击着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权力架构,加剧了司法与行政的对立;而且也破坏了政府与媒体、社会不同政见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导致美国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分裂。一大批捍卫美国主导价值观的“政治正确”的民主精英们,曾经借助手中的舆论工具抨击总统的“出格”言论与政策,现在他们仍不会善罢甘休,特朗普政府面临国内精英集团的不信任与政局动荡的严峻挑战。同时,特朗普颠覆了奥巴马一系列外交政策,未来美国外交也将面临重新洗牌与诸多不确定性。首先,美国与盟友、邻国以及一些主要大国外交关系的未来方向不确定,致使美国全球同盟体系经受严峻考验;其次,“美国优先”方针,预示美国准备放弃或修正自己打造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挑战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势必损害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贸易保守主义的担忧与不满。第三,英、美政坛“黑天鹅事件”酿成的西方民主衰退乱象,加深了发展中国家民众对西方民主制度普世性与优越性的怀疑,美国的软实力与民主话语权优势正在消减。联系到冷战结束后20多年来的西方民主输出的失败现实,美国出兵伊拉克、“阿拉伯之春”以及其他许多输出民主的“颜色革命”的失败纪录,早已使西方民主形态的信誉严重受损,更加深了发展中国家民众对西方民主的不信任。

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赢得大选事件相继发生,并非巧合,它们都不仅仅是卡梅伦与特朗普个人行为的结果,甚至不仅仅是英、美两国政坛的问题,而是存在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思想与政治制度因素,需要综合分析。


民主乱象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金融化、金融危机与贫富差距扩大

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是英、美政坛“黑天鹅事件”发生的直接经济因素,那么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则需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特点加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形成的背景因素是:(1)美国侵越战争引发资本主义滞涨危机。英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大调整,大量实体经济与制造业转向海外,以国内金融业与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比重大大上升。(2)由于制造业普遍不景气,新兴发展中国家普遍开始经济转型与对外开放,里根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放松金融管制,发达国家大量剩余资本流入金融业与信息产业,有一部分被跨国投入到新兴发展中国家。(3)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加快了资本全球流动,国际资本泡沫化,开始大大超过实际生产需求,虚拟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形成了全球金融垄断资本,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金融化的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本质是资本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背离,违背了资本的价值增值不能脱离实际物质生产的经济规律。资本金融化尽管给金融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带来超额利润,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包括:(1)导致国内制造业空心化,实体经济萎缩,资本泡沫化,形成以金融自我循环、膨胀为主导的脱离实体经济的生产方式与积累方式。②(2)不断增加的金融资产不计风险地扩张以谋取利益,生产社会化与资本占有、使用、收益私人化矛盾更加尖锐,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显然,资本金融化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金融危机扩大了贫富差距与阶级矛盾。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增加垄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近三四十年来,尽管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髙,工人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也在增加,但是工人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美国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1971年为每小时17.6美元,至2007年下降到7.25美元,降幅达43%。③美国有1/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④工人阶级进一步边缘化,处在与当年黑人同样的境地。⑤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贫富差距进入扩大阶段,资本家的财富增速加快。过去30年将近70%的收入流入到最富有的10%的人的腰包。⑥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的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5%最富裕家庭的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⑦2015年占人口90%的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国所占比例降至23%,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增加至22%,两者财富占比已经不相上下。⑧

金融危机使中产阶层家庭财富大幅缩水,家庭收入占比从1970年的62%降至2015年的43%,中产阶层规模也出现拐点式萎缩。⑨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现在是“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⑩美联储主席耶伦说:“美国贫富差距在大萧条时代之后的40多年间持续缩减。然而,过去几十年里贫富差距却在扩大,而且是自那时起持续扩大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

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理论,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价格增长带来的收益率,即资本所有者通过再投资很容易实现资本增值,这一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金融化背景下资本家阶级与劳工阶级之间的财富差距扩大的制度因素。劳工阶级与中产阶层相对贫困化趋势加剧,民粹主义思潮就有了滋生蔓延的土壤。由于社会大多数成员对财富更快积聚于少数富人与精英集团手中不满,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卡梅伦首相因提出了脱欧公投方案而下课,特朗普打出“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减少税收”“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民粹主义口号而赢得大选。


民主乱象的社会因素——民粹主义泛滥,政治版图右翼化

民粹主义思潮是英、美政坛“黑天鹅事件”频发的土壤。民粹主义是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潮,强调“平民至上”,平民化和大众化成为判断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标准。它直指政治精英主义、现存政治规则与权威体制,具有反精英、反权威、反建制的草根性和民族性特征。

民粹主义有左、右两种形式。前一种形式敌视富人,反资本主导政治,主张贸易自由、文化多元与社会平等;同意接受难民,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全社会分享的平等主义目标。后一种形式反对“政治正确”,反对现存政治路线与精英体制,抵制移民、排斥外来宗教和文化,主张贸易保护,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色彩鲜明。

民粹主义像一盏政治红灯,预示着民众的焦虑情绪与激化的社会矛盾。自19世纪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以后,每当社会发展陷入困境与经济危机,就会沉渣泛起,至今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1)早期民粹主义阶段(19世纪~20世纪“二战”结束),以19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与美国“人民党(Populist Party)”运动、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法西斯主义为典型样本。(2)经典民粹主义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盛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考察拉美民粹主义的理想样本。此外还有巴西的瓦加西主义、秘鲁的阿普拉党、乌拉圭的新巴特列主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等都被冠以民粹主义的名称。(3)新民粹主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至今),“9·11事件”与国际恐怖势力威胁、中东战乱产生巨大难民潮、金融危机爆发与贫富分化加剧,促使民粹主义思潮再次泛滥,并且形成美国的“茶党”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主要在英、美、法、德等国泛滥;左翼民粹主义思潮在希腊、西班牙等债务危机国家较盛行。

英国脱欧的右翼民粹主义基本特征,包括用国家主义对抗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抵制移民,拒绝难民入境,用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不能将英国脱欧视为卡梅伦首相操弄公投的失误之举,或者认为是英国公民一时的非理性投票造成的一种偶然现象,在公投之前,留欧派议员乔·考克斯(Jo Cox)被刺,已经预示着英国社会脱欧的决心。英国脱欧其实是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的必然产物。

2016年美国大选再一次展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福山指出,正是因为美国两党政治体制都未能关注劳工大众的需求,以致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政坛乱象频仍。“在美国,政治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政治体制未充分代表传统工人阶级。从全球化中获利颇丰的美国企业界及其盟友主导了共和党;而民主党已变成一个玩弄身份政治的政党:一个由女性、非洲裔美国人、西裔美国人、环保主义者以及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等群体组成的联盟,不再关注经济问题。美国左翼未能代表工人阶级,欧洲各地的左翼也犯下同样的错误。”?尽管奥巴马曾以“改变”美国口号当选,但上台后他宁肯用巨资给华尔街输血,也不重视劳工大众遭受次贷危机打击后的生活水平骤降的疾苦与无助的失望感觉,以致激起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催生了“茶党”组织、“占领华尔街运动”,导致民粹主义思潮泛滥。2016年美国大选中既有代表左翼民粹主义的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还有代表右翼民粹主义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其实特朗普的有些民粹主义口号并非他本人发明,例如,“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首次提出,里根是美国民众心目中杰出总统之一。特朗普再提里根的口号,似乎有以里根新保守主义衣钵继承者自居之意。其实,里根主义与特朗普的政治理念不尽相同,两者在民族主义与爱国性方面似乎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对外经贸政策方面大相径庭。尽管特朗普赢得大选已经不易,但是他要在短期内扭转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分裂趋势,兑现竞选诺言,实行其民粹主义的路线,可能性不大。


民主乱象的理论因素——西方民主理论假设缺陷

民粹主义泛滥是西方民主政治衰败的一种征兆,但是西方民主政治衰败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基本民主理念的不当与基本政治制度顶层设计的缺陷。

近代自然法学说有其历史的进步性。西方现代民主理论产生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自有它的历史进步性。但是在21世纪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它的历史局限性已经暴露无遗。

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核心理念包括个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这些核心理念发端于近代自然法学说,主要包括天赋人权的平等观与社会契约的权利观。由此产生一系列民主理论假设:人是理性的动物,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公权力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权力腐败需要分权制衡等。

近代自然法学说本质是反对一切特权的革命的学说,不但反对封建专制与宗教特权,也反对资产阶级特权。19世纪工业资产阶级凭借工业革命中膨胀的经济实力步入政坛,掌握权力,开始借用实证主义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学说打压自然法学说,以捍卫自己的特权,将自然法学说贬为胡说八道的杜撰。二战以后,罗尔斯等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又再造了当代自然法学说,成为西方民主理论的思想基础。

“三大理论假设”的缺陷。西方民主理论假设存在不少局限之处,有中国学者概括为三大理论假设缺陷,包括:(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民主是万能的。?这三大理论假设的缺陷在英国“脱欧”公投行为中已经得到印证。

在英国“脱欧”公投中,不少英国民众因为对现状不满,认为留欧不能改变现状,“不好玩”,所以情绪化地投了退欧票。“非理性的因素肯定是支持脱欧。事实上,现在很多脱欧投票者已经后悔,认为不应该轻率投下一票,甚至上街游行要求重新举行公投。”?“脱欧”公投通过后,曾有350万英国选民走上街头要求重新公投。可以说,至今英国不少公民与国际社会在相当程度上都认为英国全民公决脱欧的行为缺乏充分的理性。就权利是绝对的理论假设而言,正是因为不少英国人把英国单独的国家利益绝对化,置欧盟整体利益于不顾,而给“脱欧”公投投下赞成票。权利绝对化理论假设往往产生损人不利己的结果。哈佛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曾经揭示美国的绝对权利观的本质特征:“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就程序万能理论假设而言,英国“脱欧”公投程序尽管正确,但是其结果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欧盟都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历史上程序合理、后果消极的教训太多,德国选民曾经按民主程序将希特勒法西斯选上台,结果是祸害全人类。


基本民主制度顶层设计存在缺陷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实践运作中不断暴露出顶层设计存在缺陷。

西方选举民主制度只能选出部分选民利益代表,缺乏充分代表性。首先,西方选举民主中的政党候选人参选的根本目标是赢得选票,而不是真心实意为全体国民利益服务。为了赢得选票,候选人会尽量用选民爱听的话语,抨击选民普遍不满的国家发展问题,抛出迎合选民需求的政策方案。但是,选民的诉求难以完全一致与理性,国家发展问题是长期积累所致,也难以一蹴而就。因此,不少候选人一旦上台往往难以兑现对选民的承诺,更多的是在有限的在位时间内竭力为自己及其代表的集团争取利益,因此,失信于民是西方选举民主中代表们的一种常态,这种失信行为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其恶果就是选民对任何民选代表与民主选举制度丧失信心,缺乏参选积极性,西方民主选举投票率较低也成为常态。低投票率的民主选举本身因为缺乏充分代表性而成为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一个缺陷。“当‘人民丧失对民主的信任,精英阶层为政治投机抛弃民主规则时’,所谓的‘民主’就失败了。”?

受多种因素干扰,不少选举行为缺乏理性思考。由于受到媒体宣传鼓动,或者受代表们别出心裁的竞选手段的蛊惑,以及受经济社会问题和对政治不满情绪的影响,西方选民非理性投票行为十分普遍。例如,350万英国选民参加脱欧公投后,再联名上街游行,要求重新投票就是非理性投票行为的明证。选民在各种因素支配下失去独立判断的情绪化的投票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是理性的与程序是万能的西方民主理论的假设。非理性行为的选举,既可让天使当选,也可能让恶魔上台,例如,希特勒之流也是按照民主程序选出的。当人们迷信“程序万能”的理论假设时,即使让恶魔上了台,选民也只能无奈地为其非理性行为埋单,只能以不参加投票等消极行为应对。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缺少充分的民主协商,缺少多元共识的制度安排,显然是顶层设计的缺陷。

竞争性政党制度趋向极化,缺乏妥协机制,难以达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代议制政体中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呈现出极化对峙趋势,两大政党被本党或利益集团私利所绑架,对另一党的所有政策议程,无论是否合理都持反对立场,持温和立场的成员极其罕见。政党博弈丧失理性与妥协精神,政党生态呈现出的只有激烈博弈、互不妥协,没有理性共识可言,致使政府几度关门或发生债务危机。除了党际对立,主要政党内部也存在严重分裂。民主党内,左翼民粹主义代表桑德斯在总统初选中崛起,挑战传统自由主义路线的代表希拉里。共和党内,右翼民粹主义代表特朗普和走中间路线的主流派分庭抗礼,共和党精英对其不断打压,甚至在特朗普获得提名后仍旧坚决拒绝对其表达支持。西方民主政体的极端化与碎片化乱象难以治愈,政治妥协几乎不可能,或者必须付出沉重代价才能达成妥协。福山将其定义为“否决政治”,或许这已成为西方民主政治衰败与国家治理体制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党轮替是一种任人唯亲的“政党分赃制”,缺乏政策持续性。政党轮流执政被视为现代西方民主的象征,但是当代西方政党轮替制度,类似中国封建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制度安排,本质上是一种“政党分赃制”,这种人事制度存在致命的缺陷。首先,上台领导人上任第一天,无法立即集中精力制定大政方针,解决重大民生问题,而是必须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撤换前朝高官,安插自己的政治亲信与政党骨干。特朗普入主白宫,就需要对数千名政务官重新任命。他新任命的司法部长,要求奥巴马政府任职的46名联邦地区检察官立即全部辞职,美国司法系统立即“大换血”,引发又一次司法部门的振荡。显然,这种“政党分赃制”必然会在选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造成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作,“政党分赃制”更多的是任人唯亲,任人唯党,而妄谈民主与公正。其次,每次政党轮替,往往将前朝大政方针一概推倒重来。即使前政府已经花费了巨资开工上马的国家项目与发展方案也常常被废止下马。例如小布什政府退出克林顿政府已经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上台推翻奥巴马政府的医保制度改革方案、移民政策,宣布美国退出TPP协议等。这种“请君莫奏前朝曲”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但使政府失信于民,而且造成国家发展周期性的休克,缺乏长期战略安排与合理的持续性。任何执政党只为了今天如何掌权考虑,无法运筹未来国家如何更好地发展。一些投入巨资尚未完成的重大国家计划项目难以逃脱中途下马命运,以致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第三,在国际交往中,这种政治体制下的任何一届政府承诺,别国又能给予多大信任?失信于民的同时往往又失信于世。奥巴马政府积极主导了2015年12月的巴黎国际气候会议,但是人们普遍担心特朗普政府是否会退出《巴黎协定》,因为小布什政府就抛弃过克林顿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国家因政府更替而随意食言,背弃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使其政治体制信誉遭受破坏。西方政党轮替制度代表了西方民主理念,但是制度顶层设计的缺陷造成西方国家发展战略缺乏稳定、持续与高效的特点,难以克服巨大的“民主成本”与发展滞缓问题。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普遍较低甚至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制度缺陷影响显而易见。

福利国家制度存在无解的矛盾。20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战后美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必然产物。福利国家政策的逻辑是穷人有房住,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首先保障资本有利润。尽管监管金融是美国政府应有的责任,但是政府既不能抛弃福利国家政策,让穷人失去房子,从而使执政党失去选票;又不能让银行破产,从而失去资本家阶级与金融利益集团的支持。次贷危机的发生显示出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尤其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位。

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主体制的僵化。战后福利国家制度造成越来越沉重的赤字财政。为了选票,政治人物竞选时不顾国家财力,竞相承诺增加福利以迎合选民,福利赤字远超经济增长速度与国家承受能力。民主体制的僵化使福利财政制度内在的危机无法摆脱,只能在一届又一届的政府之间击鼓传花,直到经济危机爆发,最后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水准下降与国家经济萧条为代价,挤干财政赤字,恢复经济相对平衡。

民主体制的僵化与福利国家制度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绝大多数富裕的西方国家退化为负债累累的债务国。欧盟各国平均债务都在90%以上,美国债务超过100%,日本债务超过240%,而且仍然在上涨。?由于选民不会同意削减福利,也不会同意增加劳动时间(反对延长退休),资本也不会同意增加税收,西方国家无法找到根治债务沉痼的出路,债务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无法根本避免。


西方民主衰退的前景思考

欧美国家经济不景气、难民潮冲击、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政治右倾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立场,难以弥合国内社会精英与大众、两党之间、白宫与媒体、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他的经济民族主义立场也难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全球化立场协调,特朗普的内政外交都将面临新挑战。

英国“脱欧”仅是一个先兆,可能继续引发欧盟内部连续的“黑天鹅事件”。欧洲是否会再飞出一只“黑天鹅”,尚须拭目以待。有人预言,在今后两三年的欧洲各国大选中,欧盟内可能有1/3的极右翼民粹政党上位,欧盟政治版图将出现明显变化。

西方民主乱象再次向世人证明,西方民主形态并不具有普世性与优越性的性质特点,它也不够完善,需要改革与完善。尽管西方民主主张自由、平等,但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却在加剧,甚至批评政府的媒体记者也会遭白宫封杀;西方文明主张人权与博爱,但是当前民粹主义泛滥,社会陷入分裂,政党政治陷入极端化的“否决政治”困境,恰恰缺少博爱、宽容与妥协精神。

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民粹主义等各种挑战,但是最大的挑战恰恰是西方民主政体自身的僵化与极化,自身缺乏与时俱进的改革与调节的动力机制。西方民主要摆脱衰败困境,必须面对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的根本问题。美国摆脱政治衰败需要如此,欧盟同样需要这种选择。在欧盟,即使法国、德国传统政党赢得今年大选,欧盟政治衰败的困境依然存在,挑战甚至会更加严峻,依然需要面对欧盟一体化体制改革与治理能力建设的根本问题。

尽管改革政治体制是理智的选择,但是西方社会的严峻现实又严重阻碍了这一理智选择。在严重分裂的社会环境下,要达成改革的社会共识谈何容易?即使像福山一样的头脑清醒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选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是欧美国家大多数民众对西方民主体制依然迷信,尚未认识到改革僵化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性,更没有对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的思想准备。如果谈论“改变”,人们不过是仅仅关注当下经济状况的改变而已。因此,未来的美、英政府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政策调适,但是民主政体面临的民粹主义思潮与各类严峻挑战依然存在,社会依然会在分裂僵化的状态下匍匐前行,政治衰败无法根本摆脱。

上世纪90年代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民主转型理论最大的局限之一就是只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问题,缺少对发达国家民主巩固与进一步发展民主问题的思考。他提出了“政治衰败”一词,但是没有继续深入,他的民主理论留下较大的发展空间与理论空白。

弗朗西斯·福山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更加关注美国民主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问题,较深入地研究了民主政治衰败现象,尤其是美国的体制衰败问题,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亨廷顿民主理论的空白。福山在近年有关美国“政治衰败”的研究、尤其是在2014年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承认西方民主体制、尤其是美国政治体制存在衰败趋势,原因主要包括:政治利益集团、游说集团导致国家政治的“家族制复辟”,社会民众对国家的持续不信任,权力制衡体制失衡,对立政党无法妥协,难以“采取必要集体行动”,政党竞选与民主决策最终蜕变为一种严重妨碍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否决制”。?对于如何摆脱西方民主政治衰败,他建构了民主、法治、国家能力三要素协调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到达丹麦”的理想方案。

应该肯定,福山对西方民主体制衰败的理论分析,具有一定的政治批判精神,他将美国民主体制衰败归之于三种暂时的功能性障碍:(1)行政权力的司法化,司法、立法机关严重侵蚀行政权力。由于人民对政府存在传统的不信任,导致行政问题需要通过司法手段解决。(2)利益集团的膨胀和游说集团的影响扭曲了民主过程,破坏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3)分权制衡体制蜕变为政党“否决政治”,严重阻碍国家有效决策与治理。这一分析框架也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他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坚持认为:“政治衰败仅仅意味着具体的政治过程——有时是个别政府部门——出现功能性障碍。究其原因,是思想僵化和阻止改革与调整的顽固的政治行为体的权力不断增长导致了这种结果。”?他不认为这种衰败是由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腐朽性造成的,是与西方民主形态自身的衰退与缺失相关的。他强调,尽管美国的“多项政治制度正步入衰败”,但是“与更加普遍的社会或者文明衰退现象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政治衰败并不意味着美国开始了永久的衰落,也不意味着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必然减弱”。?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自认为是“全球民主标杆”,即使“它的暂时衰弱也将给民主的传播带来致命后果,会进一步加剧已经开始的民主衰退”。美、欧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失落”与“困惑”以及民主乱象,从另一个层面表现出人们对未来摆脱经济衰退前景的迷茫,对摆脱民主衰退前景的悲观与恐慌心态。显然,西方社会不仅需要民主体制改革,还需要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建设。在多元利益的社会架构下,国家重大决策应该如何积极回应民意诉求?以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为根本出发点,而不为满足某个政党、利益集团、精英们的局部私利的需要,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条件。恰恰是这一基础条件,在西方民主体制下最难实现。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西方社会需要抛弃狭隘的西方民主形态优越论与自我满足、固步自封的陋习,正视自己的制度缺陷与治理能力不足,选择一条改革创新、合作共赢的路径,才可能摆脱民主政治衰退、发展活力不足与国家治理乏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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