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

——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1 次 更新时间:2017-12-16 23: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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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总结城市、区域与国家发展的相关研究,并对相关政策进行评论。城市发展方面,城市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并且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城市和大城市的作用仍然受到政策限制;区域发展方面,人口的自由流动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但地方政府行为却导致市场分割和地区间分工下降;国家发展方面,偏离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投资政策导致区域间资源误配以及地方政府负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损。

   关键词:规模经济 市场分割 空间政治经济学

  

   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一个大国内部,能够以少数都市圈为带动,而强化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在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之下,地区之间进行分工和贸易,可以在一个大国内部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红利。而当一个国家(或如欧元区这样的统一货币区)的经济规模大到世界前几位时,这个国家的货币还将通过获得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获得巨大的红利。

   现实中,因为一些导致市场分割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大国发展可能享受到的“规模红利”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是研究规模红利与市场分割两大问题,为此,需要结合空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经济学子学科。这样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基石:第一,城市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第二,区域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影响;第三,规模经济与市场分割相互作用,及其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

   截止到目前,经济学研究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关于城市发展,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交通和环境成本等规模不经济与城市规模经济相伴生,但规模不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方式加以改善,甚至城市病治理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本身就具有规模经济性。中国大城市的规模不经济在多个维度上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管理低效的结果。

   第二,关于区域发展,经济地理和集聚效应仍然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中国,由于存在行政力量对于经济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经济发展的零散分割,以及地区之间分工水平的下降。事实上,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即经济集聚程度提高的同时,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在地区间趋同。

   第三,关于国家发展,由于政治经济学的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在2003年之后出现地区之间“均匀发展”的政策倾向,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放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步下滑具有持续的影响。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不只是国际经济周期的问题,而是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政策扭曲。

   上述三个问题分别涉及到城市、区域和国家的发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简而言之,城市存在的规模经济效应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在一个国家内部,需要通过城市(地区)间的资源再配置来充分利用大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然而,遗憾的是,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导致的往往是市场分割,不利于地区间资源配置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本文将总结“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主要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比通常的“政治经济学”更强调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又比通常的“空间经济学”更强调政治经济学因素所导致的资源误配置和空间无效率。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所涉及的文献是极其庞杂的。本文的意图主要针对中文读者,因此,在做文献总结的时候,相对侧重与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献,同时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及其对于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论。本文主体内容分为三部分,分别涉及到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对应于上述三个问题。最后是本文的总结。

  

城市发展:有管制的微观决策与城市规模

  

   城市存在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规模经济最为重要的来源,也显示出城市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城市规模扩张似乎也伴随着拥堵和污染等规模不经济。理论上来说,城市的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之间的权衡决定了城市的最优规模,但实际上,产业结构、技术与管理这些因素同时作用于城市规模的决定。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一些城市拥堵和污染的问题与不适当的规划和管制有关,却被错误地认为是城市人口过多的证据。

   (一)城市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

   在经济增长里,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是看得见的部分,其余都被归为全要素生产率。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因为是在总量上考虑问题,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被理解为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制度改善所致。在新增长理论里,1990年代之前曾经有段时间将规模收益递增作为模型的假设,但在实证研究中,因为没有发现国家人口规模具有推动创新的作用,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逐步被放弃了(Jones, 1999)。也有文献发现,如果有国际贸易作为替代,国家的人口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下降,国家的大小是内生于贸易的(Alesina, Spolaore,and Wacziarg, 2005)。

   随着空间经济分析的引入,经济学家认为,不同规模的城市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城市规模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分享(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在生产规模扩大中被分摊)、匹配(不同偏好和技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匹配)和学习(人际之间知识外溢和干中学)这三个机制实现的(Duranton and Puga,2004)。其中,最为重要的机制是学习机制,它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Lucas, 1988)完好地对接在一起,城市规模成为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及人力资本回报的重要因素。在我看来,1990年代之前的新增长理论试图在国家层面寻找规模收益递增的证据,在国家总人口和创新之间建立联系,这个方向意义不大。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其实只是在一个国家人口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通过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借助于城市层面的规模经济,产生了对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增长理论是可以打通的。只是增长理论追求在时间维度上将模型动态化,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工作是处理空间问题,两者如何在理论上融合,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城市发展对于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在经验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关于中国的人力资本回报的几项研究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教育回报不断上升(李实和丁赛,2003; Cai et al.,2008; Fleisher and Wang,2005; Zhang et al.; 2005;Gao and Smyth,2015)。私人教育回报的持续上升体现出教育的确在创造价值。一种直观的理解是,教育回报上升的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对教育回报的压制在市场经济下得到纠正。另一种容易想到的解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质量得到了改善。但这两种解释都还不够,都没有揭示教育回报不断提高背后隐藏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秘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经历了上世纪末以来大学的大规模扩招,大学教育的回报总体仍然呈现出上升趋势(Liang and Lu, 2017),更提醒我们需要找到那些可能“放大”教育回报的因素。这时,城市化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邢春冰(Xing, 2015)利用2005年1%的人口小普查数据估计出了所有城市层面的教育回报,估计结果从5%到15%,展现出很大的城市间差异。他发现,总体来说,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人口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城市越大教育回报越高。同时,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占比正相关,大学生占比越高,教育回报越高。如果城市规模可以提高教育回报率,又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大学生在向大学生比较多的大城市集中,教育回报率不断提升就容易得到解释了,而这在宏观上就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解释。

   那么,为什么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呢?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人力资本外部性”(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含义是,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还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知识的外溢性,从而在加总的意义上产生社会回报,即一个人能够从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获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罪率下降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如果人力资本外部性很大的话,那么,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或者从教育水平低的城市流动到教育水平高的城市,就可以获得收入的提高,而在加总意义上,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和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外部性在实证研究中仍然是一个前沿课题。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工资和地租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更高(Rauch, 1993)。类似地,Moretti (2004b) 发现,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上升0.6%-0.7%。Moretti (2004c)同样说明了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他发现,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6%-1.2%。运用中国数据开展的研究也发现,城市的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Liu(2007)采用1988和1995两年的CHI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市的教育外部性,结果发现,城市教育水平增加1年,个人的工资水平提高4.9-6.7%。李小瑛、陈广汉、张应武(2010)发现,截止2006年,城镇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工人的工资将提高1%。

   但是,在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实证研究中,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是这一估计面临着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例如,城市的教育水平可能与很多城市级的遗漏变量有关,也有可能大学生有某种不可观察的偏好导致他们聚集在一起,从而可能导致估计偏误,这也是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待改进之处。我和Glaeser使用1952年院系调整运动中跨市搬迁的系的数量作为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通过使用CHIPS2002和2007的数据,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高大约21.9%(Glaeser and Lu, 2014)。如果换用2005年1%的人口小普查数据,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升大约19.6%到22.7%(梁文泉、陆铭,2015; Liang and Lu, 2017)。不同的数据估计出来的结果非常接近。

   由于高、低技能者之间存在着技能互补性(skill complementarities),城市在聚集了大量高技能劳动者之后,还相应产生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大城市的大学生数量更多,也带来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需求(Eeckhout et al., 2014; 梁文泉、陆铭,2015; Liang and Lu, 2017)。那为什么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原因可能是以下三点:

   一是劳动力分工。当市场容量增加的时候,会促进劳动力的分工更为细化,劳动力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不同技能的人在生产过程中位于不同的岗位,相互分工,从而产生互补性。其实,这在本质上就是市场规模促进分工的“斯密定理”。

二是人力资本外部性。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会提升高技能者周围劳动力的生产率。存在劳动力分工时,不同技能的人会从事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职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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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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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季刊)》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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