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翰:宫崎市定史学:世界史中的中国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4 次 更新时间:2017-12-15 00: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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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翰  

   宫崎市定的《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朝日新聞社)三卷共三册于1976年出版,距離41年之久以后,在2017年终于有了中译本《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这是令人极为振奋之盛事,方便中国学人掌握宫崎市定史学的精华,而不用懂日文遍阅宫崎市定数量庞大的著作。 然而,这套书并不是没有缺陷,这套书最大缺陷是编辑上的缺陷,主要在《上卷·概说篇》。以下在本文讨论中,所言及的书籍,包括宫崎市定的著作,皆是以原文日文为据,而非中译本为准,除非另作说明。

   何以见得呢?首先,《亚洲史论考》在1976年出版以后,并没有再版,尔后,除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以外,很多著作皆以单行本发行。比如,1988年,由宫崎市定自己编辑的《中国古代史论》一书(中国古代史論,平凡社),就收录《亚洲史论考·上卷》的第二章《中国古代史概论》,放在全书的第一章,没有收录《亚洲史论考·上卷》的第一章《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在2002年,由宫崎市定的学生砺波护编辑出版《亚洲史论》(アジア史論,中央公論新社)基本上就是以《亚洲史论考·上卷》为基础,而不是直接重印《亚洲史论考·上卷》。为何宫崎市定与砺波护都不是选择直接再版《亚洲史论考》,除了单行本有利于市场行销以外,其他原因何在呢?

   從《亚洲史论》一书里,可以查知原因。在《亚洲史论》里,砺波护删去第一章《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以《世界史叙说》替代,原本第五章《菩萨蛮记》删去第一部分西亚游记,留下第二部分西亚史的展望,并以西亚史的展望为新的标题。砺波护删去第六章《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以《亚洲史论考·下卷》最后一章《东亚史上的日本》替代。 如此一来,诚如砺波护所说,“宫崎的亚洲史观以及世界史观更能以直接俐落的形式,能让读者看到”。换句话说,这就是1976年出版的《亚洲史论考·上卷》,无法容易让读者清楚理解宫崎市定的亚洲史观与世界史观。

  

宫崎市定的世界史史学

  

   砺波护的编辑判断,我同意是非常正确的,在《亚洲史论》一书,第一章《世界史叙说》便是宫崎市定史学的提纲挈领。从此章可以看到,宫崎市定首先是一个世界史研究者,之后才是一个亚洲史与中国史的研究者,宫崎的中国史不是中西历史比较的中国史,而是一个以欧亚大陆为主为一体的世界史中的中国史。于是,宫崎的中国史从一开始就不是外于 世界史,中国史从一开始就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宫崎的世界史,不是旧世界史,不是如数家珍,分别侃侃而谈欧亚各个文明,而是主张欧亚大陆的各地区很早就有交流往来,各个文明不是独立成长,而是有所互动,在文明成长各阶段有所历史时差。是以宫崎市定的世界史观,与其说是静态的,各别独立文明的传统世界史研究,其实更加接近今天所谓的世界史或全球史(global history),亦即以全球化为视角的世界史研究,如同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所说,“世界史,简言之,就是在全球人类社群中连结的故事”(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3)。 因此,宫崎市定,不夸张地说,乃是世界上最早的全球史学者之一,走在历史研究的前沿,  而非是跟随在欧美学者项背之后。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的世界史,不但看轻印度的重要性,更严重的问题是,亦不包含欧亚大陆以外的地区,因此,对于欧洲在1492年以后,在南美北美洲的扩张,没有适当的认识,更没有构成其世界史观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从加州学派的角度来看,忽略美洲这个外缘因素,如何能有效解释大分流的出现?即使是不采取加州学派的观点,“发现”美洲对后来世界的巨大影响,比如从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饮食细菌动植物的相互流通开始,到黄金白银往欧洲与东亚流动,再到20世纪世界超级强国美国的崛起,都可以看到美洲对16世纪以来世界的影响,只是有增无减,而不是可以轻易忽略。

   尽管如此,宫崎的世界史观,仍是足以引人注目,引人入胜,其一,在近三十年很多反西方中心论出现以前,宫崎早已经批判西方或欧洲中心论,在他的世界史观里,欧洲是一个一直落后于西亚与东亚地区的文明,比西亚与东亚晚于进入“中世史”与“近世史”。

   其二,在一些反西方或欧洲中心论的著作里,如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ReOr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或宫崎市定的老师内藤湖南,就反弹到另一端:中国或东亚中心论。宫崎市定别出心裁,认定直到近七八百年,西亚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处于轴心的地位,一直比东亚与欧洲提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其三,宫崎世界史,与其说以欧洲历史发展类型为准,不如说主要以西亚历史发展形态为准绳。当然,由于宫崎世界史的用语,保留很多从欧洲历史发展提炼出来的术语,如“封建制”(feudalism),“都市国家”或“领土国家”等等不一,自然而然,给人感觉他的世界史是以欧洲为准则,实际上,他认为这些在欧洲或东亚的历史现象,在更早的西亚,都可以看到,所以,他保留这些源自欧洲历史经验的术语,可以说是一种沟通上的权宜之计,当然,他也相信在同一个历史阶段里,尽管是不同文明,仍会有一些共同共通的形态与发展。

   宫崎市定的世界史,并非如同黑格尔的世界史与历史哲学,不是唯心史观,而是相当重视科技,政治组织与宗教/思想三者的互动,其中特别看重科技带头引擎的历史地位。 比如在古代从城邦国家转而形成古代帝国,根据宫崎的解释,就是从青铜器到铁器的科技进步结果,又,例如从“近世史”到“最近世史”,最主要的是产业革命,宫崎赞美为“东亚西亚全无前例,应该说是人类最伟大的杰作”(《亚洲史论》,41页),而对于黑格尔,人类最伟大的杰作,应该是现代国家(der Staat/the State)。两人的差别不仅仅如此,宫崎还不假颜色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难道不是哲学家空想的产物吗?”( 《自跋集ー東洋史学七十年》,岩波書店,1996,303页)

   而且,宫崎市定对于欧洲为何领先西亚与东亚的看法,基本上与20世纪以来很多中国学者背道而驰,中国学者认为欧洲先在政治,思想,制度等等的维度领先,因而接着在科技,经济与军事也领先,是一种不折不扣道高于器的观点,这是接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精神(der Geist/the Spirit) 的发展史为依据,比如从天理转化为公理的现代中国思想史观的底流,其实才是黑格尔主义。然而,相反地,宫崎市定认为主要差别还是以有科学为前提的产业革命,这不外是接近日本战前主流的观点,来自幕末朱子学学者佐久间象山(1811-1864)在《省愆录》中提出“东洋道德(笔者按:政治,伦理),西洋艺术(笔者按:技术,科学)”的说法(《象山全集》,信濃教育会,1913,6页)。

   不过,却不能因此认为宫崎的世界史是科技决定论,因为,从“古代史”转入“中世史”,不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而是古代帝国过度扩张,在诸多累积的矛盾下而自我崩坏,因此,宫崎同意“中世史”固然在某些地方是退步,在其他地方则是修正古代帝国的缺陷与矛盾。所以,从“古代史”到“中世史”,政治组织的变化,从中央集权瓦解为地方分裂,带来社会与經濟组织的重组,才是带动历史的主因。

   接着,从“中世史”到“近世史”,宫崎特别看重宗教改革,比如,他认为在七世纪初,伊斯兰教的兴起,就是西亚进入“近世史”的象征,就是西亚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对宫崎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在学问艺术的复兴之中,对中世纪社会的否定。在宗教改革,则是伊斯兰教乃是对西亚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等宗教的反对与修正,为了树立真正的一神教,因而从宗教运动开始,带动社会运动,再带动政治运动,造成全面的变革。因此,西亚在宫崎世界史里,早在西元七世纪初就已经进入“近世史”。 同样的,中国在宋代进入“近世史”的根据,就是“文艺复兴”的出现与新儒学(理学)取代象征东亚“中世史”的佛教。 尽管宫崎如同其师内藤湖南重视宋代文化的高度成就,他仍然强调丰富物质生产背景的必要性(《亚洲史论考·下卷》,5页)。

   总而言之,宫崎世界史的时代变迁,既非唯心论的哲学演绎,亦非唯物论的机械解释,而是因不同时代而有不同历史进程的多因素组合,有时是科技为主因,有时是政治组织或经济形态为主因,有时是宗教为主因。职是之故,宫崎世界史观不能简化为科技决定论,亦非政治组织或经济形态决定论,当然更不是宗教决定论。宫崎市定也因此不像马克思有一套历史阶段进程机制的理论。诚如宫崎夫子自道:“历史学研究的全部以历史事实为前提,而不能属于个人或民族或国家所私有”*《亚洲史论考·下卷》,3页)。他虽然守住京都学派内藤湖南以来的中国历史分期,但是至此,宫崎已经完全将内藤的中国历史分期重新嵌入宫崎的世界史论述架构里。

   一旦掌握宫崎世界史的大概,即可以察觉《亚洲史论考·上卷》的第一章《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并非很合适,因为这篇与宫崎的世界史论关系比较隐微复杂,甚至有些突兀,其中主要的关连在关于科学的讨论以及以中国史为例子,处理欧亚大陆北方(内亚,中亚)草原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社会的关系。这篇写于1940年,也算是比较早期的著作,主要的历史解释其实是立足于传统东亚思想传统的文质之辩。直截了当地说,宫崎这里的朴素主义,就是“质”,而所谓的文明主义,就是“文”。 文质之辩出于《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如何理解这段呢? 宫崎市定的理解就是根据朱子《论语集注》的诠释:“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言学者当损有馀,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杨氏曰:“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

   简单说,就是质胜文比文胜质好,不过最好是文质“适均之貌”,换句话说就是朴素主义比文明主义好,最好还是朴素主义与文明主义均衡。 科学,对于宫崎来说就是“文明生活与朴素主义并立调和的纽带”(日文版,124页),科学可以导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宫崎在同一章里,直接提到朱子,并将朱子的思想解释为朴素主义的教育论(同前,109-110页),虽然,朱子没有成功扭转宋代的文明主义风气;这就是宫崎朴素主义舆文明主义思想来源的有力提示。

   傅正在10月21日上海书评《宫崎史学的背面》一文中,他质疑宫崎市定以下的说法,认为“颠倒常识”,非常不理解为何宫崎为认为朴素主义的日本为何比文明主义的中国更容易亲近科学。

   “天文学的知识发展了,但最终沦落为占星术,化学的知识增加了,又演变成畸形的炼金术,其结果,文明越进步,迷信就越盛行,迷信成为扼杀科学发展的凶手。很多人曾经将迷信误解成野蛮的原始社会的产物,但事实正好相反,文明越古老的社会积累起来的迷信就越多”。(《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亚洲史论考》上卷中译本,125页)

   为何宫崎会有这样的说法呢?一,这里他主要以欧洲为例,比如古典希腊有相当发达的天文学与化学,到了中世纪的欧洲,便沦于占星术与炼金术。二,他的理论依据,还是来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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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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