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中研院的“一千零一夜”:中国近代学人的派系与党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9 次 更新时间:2017-12-14 18: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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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哲 (进入专栏)  

  

   1948年2月20日,一代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写了一封信给胡适。信里谈了很多,特别是言及关于这一年即将举行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院士选举的事,尤其发人兴味。董作宾殷切地表明,他自己愿意放弃膺选为考古学领域的院士的机会,反而劝说胡适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为前者在病中,应该借此“给他一点安慰”,至于后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其实,不要等董作宾的建议,在胡适的心目里,郭沫若早就具备院士桂冠的资格了,反倒是梁思永“名落孙山”。试看胡适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可知,他于当天发出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洋洋洒洒,充分体现了他对于谁可以享有这分学术荣誉的认可程度: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至于在“人文地理”与“民族学”这两个领域里,胡适则“想不出人名”,无法肯定有哪位学人可以进入院士的行列。

  

   依据第一届院士当选人后来更担任中研院院长的吴大猷回忆,这一次“破天荒”的院士选举过程,从1946年开始筹划,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人,至1947年由中研院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翌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当时的胡适是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中研院的评议员,自然可以北大校长的身份提名院士候选人,同时还可以在选举之际投票。董作宾的“请求”,自有其原因。

  

   然而,究竟谁才得以享有院士的荣光,绝对不是胡适一个人说了就算。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同样也可以“研究机构”的身份提名院士候选人,因此史语所所务会议上也通过了一份史语所的“推荐院士候选人”名单: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

   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柳诒征、徐中舒、陈受颐。

   中国文学: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沈兼士。

   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永(以上考古);徐鸿宝、梁思成(以上美术史)。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

   民族:凌纯声。

  

   和胡适的提名名单两相对比,出入之处颇堪玩味,像哲学大家冯友兰居然不在胡适的名单之列。本院翟志成教授便认为,这很可能象征着胡适对冯友兰的敌对态度。不过,胡适究竟未可一手包揽,冯友兰终究还是荣膺了此衔。更有意思的是,向来和胡适唱反调的郭沫若,非但名列候选人,而且最后还可以戴上这顶学术桂冠,其象征意义,更是令众人侧目。

  

   异军突起于五四时代的郭沫若,本来是诗人,政治兴趣亦浓厚之至。早在1927年他便公开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一篇讨蒋檄文,把蒋视为“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政治立场鲜明,可见一斑。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后,身为远航的游子,无法直接加入“武器的批判”的阵营里去了,于是又转而拿起笔来将之当成“批判的武器”,在文化战场上开火。然而,作为诗人而崛起文坛的他,并没有继续深入向文艺领域进军,反倒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献方面的问题。这样的转折颇为费人疑猜,也引起史家探究的兴趣。史界前辈余英时先生与逯耀东先生都曾论证指出,郭沫若之转治古史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他想要打倒胡适。观乎他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意有所指地嘲讽胡适,可谓确得其解。郭沫若的这部书,极力论证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符合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可视为另外一种表达政治意见的方式。但是,这部书的史料基础却也颇称扎实,是他“颇用心于甲骨文字与古金文字之学”的结果。同样,亦治甲骨之学的董作宾便曾评价述说道:

  

   ……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郭沫若与董作宾之间,对双方研治甲骨之学的成果,本即早已有所交流。当然,史语所同仁对郭沫若的成果,未必都持正面意见。首任所长傅斯年便批判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旧史不足征,惟新史料不妄,用是新旧史料之相冲突者,则推翻旧史料而抹杀之,顾不论其本不必合与无须抹杀也”;而以《甲骨学商史论丛》扬名的胡厚宣亦在致傅斯年报告己身打算撰述是书的信函里,同样批评郭沫若“以研究甲骨文字之人,而抹杀甲骨文中证据,此大不该也”,评价不高。

  

   待郭沫若之名列入院士候选人的名单,在中研院评议会里讨论时,意见就更多了。当时傅斯年远在美国治病,所务由他向来欣赏的夏鼐代理,他很详尽地向傅斯年汇报了当时的场景。夏鼐在信里说,当时评议会里讨论各方推荐名单谁有资格列名为院士候选人时,各有所见。例如,胡适于哲学领域又多推荐了一位陈康,因为“陈氏希腊哲学造诣颇深”;周鲠生则认为李剑农“对于中国经济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绩”,故予以推荐;会中还“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凤、向达三先生。经胡适之先生解释后,亦无异议”。至于不是评议员的王叔岷则扬言谓“刘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庄子》,校勘考据皆甚糟糕,并云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荐为候选人”(但是,刘文典最后还是居于院士候选人之列)。然而,最引起争议的便是郭沫若了。在本来的推荐名单上有化学科之赵承嘏与萨本铁二人,惟“因其曾任伪大学行政职务,故加删除”等。不是评议员但是代理所务的夏鼐,代理傅斯年出席盛会,见此局面,“以为此事关系颇为重大,故起立发言”,声言曰:“……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会中意见分歧,最后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投票结果以十三票对八票,仍决定将郭氏列入……”

  

   显然,郭沫若之终可当选中研院院士,实有赖于夏鼐的一席话,否则,他可是连院士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呢。

  

   夏鼐本人对于这次的院士选举还有一些想法,在给傅斯年的私信与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都有长篇大论的说明,这里就不多谈了。

  

   法国思想家Pierre Bourdieu对“知识场域”(intellectual field)的构成,有精彩的论述。在他那里,某个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知识场域,是由占据着不同知识位置(intellectual positions)的众多行动者(agents)所构成的。在这个“场域”里的每一个分子(elements)不但以某种明确的方式相互关联在一起,他们亦各有其明确独特的“重量”或是权威性,所以,这个“场域”其实也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的“场域”。这个“场域”里的行动者,彼此相互竞争。竞争什么呢?那些可以界定什么是知识/思想既成体制(intellectually established)及文化正当性(culturally legitimate)的权利(right)。只是,在一个“场域”里,其实还可以看到许多的“次场域”(sub-field),它们在这个“大场域”里各有一片天地,而它的内部也有和在“大场域”一样的情境。Bourdieu更强调了各式各样的理念的位置或关系的属性:在一个“场域”里,正统/异端其实是相互界定的。这样看来,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本为学林盛事;然而,它绝对不会只是“学术”而已。学者之间,对于谁可以荣膺这顶知识场域的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见;更令人惊异的是,“政治立场”居然也可以成为“封杀”某人如郭沫若列居院士候选人的理由。“知识场域”里的权力关系,于此思过半矣。还好,有夏鼐的“临门一脚”外加那十三位中研院评议员的学术理性,政治/学术的“异端”,也可以找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乃至于扬名立世(当然,郭沫若大概对此荣衔“不屑一顾”罢?他并未出席第一届中研院院士会议)。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来看,中央研究院作为当时的学术界里的一方学术净土,还是自有其学术独立自主运作的空间的。

  

   “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

  

   1941年秋天,怀抱着“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心愿的王叔岷,来到了四川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这里是地图上绝对找不到的地方。日本空军的炸弹,没有朝这儿丢下来的理由。漫天战火之际,飘泊万里,中研院(以史语所为主)的一群读书人,好不容易才寻觅到这方“桃花源”,终于可以暂时歇脚一下了。不及而立之年的王叔岷,是才向北大文科研究所报到的“新鲜人”。照当时的规矩,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可以选择到板栗坳来完成学业。王叔岷的学术道路,就在这片“庭前多好鸟”、“户外多修竹”的天地里开展了。

  

王叔岷是四川大学中文系1939年班的第一名毕业生,却没机会留在系里当助教。前途茫茫之际,经过老师徐中舒的点拨,他才决意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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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何妨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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