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文章风范润千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1 次 更新时间:2017-12-10 16:44:05

进入专题: 陈岱孙  

​张培刚  

  

   1997年7月27日,我国经济学界泰斗、我的留学导师、一生执著治学育人的陈岱孙先生,以97高龄离开了我们,至今快近一年。哲人其萎,山河同悲。我们永远怀念岱孙师,他老的音容风貌、道德文章,也永远留在我们心间。

  

   一

  

   30年代初,我进北京工作,初来乍到,就闻知当时在教学界已很有名望的陈岱孙先生。

   1934年八九月间,秋高气爽,我暑假刚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被选送进了北京以陶孟和先生为所长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始从事农业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同事中,清华毕业生最多;先我两三年进所的有老友吴半农、汤象龙、巫宝三、梁方仲诸兄,后我一年进所的有老友严中平兄,他们都是岱老的学生,经常对我谈起岱老的教课和为人,令人钦慕不已。

   我闻知1927年秋,岱师被聘为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时年仅 27岁。不仅如此,1928年夏,岱师又被聘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 1929年起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在短短三年中,岱师以教学优秀、办事精明,连升三级;真是才华初露,众望所归。

   我还闻知清华教授中有著名“三荪”:文学院金龙荪(金岳霖,著名哲学家)、法学院陈岱荪(陈縂,著名经济学家)、理学院叶企荪(著名物理学家)。[1]他们学识高超,风度潇洒,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三人都是单身不婚。

  

   二

  

   直到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五六月间,我才在昆明有幸面谒导师陈岱孙先生,亲聆指导和教诲。

   1940年一二月间,从昆明最高学府里传出了一个激动青年学子的消息:停顿了数年之久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考试,第五届将于本年8月分别在昆明和重庆两地同时举行,共招取16名(外加林森奖学金1名),每一个科目1名,其中绝大多数为理工科门类,而文科只有2名:经济史1名,工商管理1名。我决定报考工商管理。8月在昆明云南大学一大教室内考试。英语和5门专业课,连考3天。

   1941年4月,我忽然接昆明友人一信,附剪报一张,上面载有“清华留美公费考试发榜”之消息,共取17名,每种门类1名,其中文科门类仅2名:张培刚(32商管理),吴保安(即吴于廑,经济史)。越数日,接清华正式通知:第一,告知我已被录取“工商管理”门。第二,清华留美考委会为我指定和聘请武汉大学杨端六教授、清华大学陈总(岱孙)教授为留学导师,以备为我留美选校及其他有关事宜请教和咨询。第三,要求我于5月初旬到昆明西南联大内清华留美考委会报到,以便转赴重庆办理出国护照等手续,然后飞往香港,乘船去美。

   到了西南联大,首先到清华留美考委会报到,办理有关认领文件和领款手续;然后由一工作人员引领,到一客室拜见导师陈岱孙先生。一见面,我行一鞠躬礼,恭恭敬敬地说:“陈先生,您好!”岱孙师连忙用手把我扶住,说:“不必客气,快坐下。”岱孙师身材修长,风度翩翩,谈吐高雅风趣,态度严肃和蔼,令人可敬可亲。我还记得他老穿的是米黄色西服,真是一表人才。我当时心里一阵嘀咕:这样好的人才风貌,为何至今不婚,岂不有负上天美意?正好岱孙师首先向我道喜,说这样的考试得中,是很不容易的。然后问我:“杨端六先生(我读武大时的恩师,曾讲授会计学、货币与银行、工商组织与管理诸课,也是这次我的另一位留学导师)可好,有否通信?”我回答:“杨先生在四川乐山武大临时校址,通过一次信。他老回信说,陈先生早年留学哈佛,对美国学术情况熟悉,要我多多请教陈先生。”岱孙师又对我说:“不久前,清华留美考委会讨论过,就工商管理这门学科而言,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学院之一,因此决定让你进这个学院,并已办妥申请手续。”岱师接着又说:“哈佛工商管理学院有三大特点:一是不招本科生,只招研究生;二是不招女生,只招男生(不仅管理学院如此,哈佛全校皆然;二战结束后,情况改变);三是管理学院采用独特的‘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各个课程不用指定课本,而以不同的实例报告作为学生分析和课堂讨论之依据教材;当然,有时还必须参阅有关书刊。”岱孙师最后还告诉我说:“哈佛工商管理学院与哈佛校本部相隔一条河,地点较空旷,环境更幽静。”

   陈岱孙先生是清华留美“主考官”之一,我们一行17人,不管文科理科,谈起他老来,都非常敬重和仰慕。我们这一届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生,有几大特点:第一,在美国都进了各个有关专业的名牌大学,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大多数获得了博士学位。第二,绝大多数都回国服务,有的甚至是放弃了国外异常优厚的待遇而回国的。第三,回国后大多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我们特别要感谢岱师老一辈的留学生和学者的身教言传。

  

   三

  

   光阴荏苒,自从昆明辞别岱孙师,转瞬过了30多年,到了1978年5月间,经济学界人士有难得的机遇在北京会合,我们又和阔别已久的岱孙师见面相聚了。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向全国发起和组织编撰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由所长许涤新同志主编,编审组的主要负责人为:刘诗白、刘国光、严中平、宋则行、巫宝三、吴承明、张培刚、苏星、陶大镛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的教学和科研人员有组织地参加编写辞条,少数学有专长的学者被短期借调主持其事。会上,推举我和宋则行、宋承先诸兄负责编撰“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在整个编撰和讨论过程中,我们主要依靠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经济研究所有关本专业的诸位同仁,特别是大家都以德高望重的岱孙师为本组的最高顾问和总导师。

   岱师这时即将届八秩高龄,但思维敏锐,精神矍铄,谈吐风雅,仍和30多年前我在昆明拜见时一样。当时本组外地成员数人,住在经济所办公楼房里,每遇疑难问题,则先由本组最年轻成员、经济所黄范章同志,与北大最年轻同行厉以宁同志联系,向岱师报告,约定时间,然后我们数人,驱车同赴北大,登门求教。岱师则不厌其烦,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在当时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就我们“外国经济思想史”组来说,成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迫切的现实问题。岱师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毫不含糊的。他老认为,对待西方经济学,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全盘照搬,而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对之加以具体分析,而后决定取舍;既要重视,又要分析,不要陷于盲目性和片面性。岱师的这一观点,符合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精神,指导我们全组在辞条撰写和审阅方面的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推进。

   1979年4月间,我们编审组七八人,来京工作恰好一年。经过全国撰稿人和我们编审组同仁夜以继日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辞典》“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初稿。接着,由经济所任维忠同志与杭州大学蒋自强教授具体安排,我们全组成员以及全国高校特邀专家教授共约20余人,在岱师的带领下,齐赴杭州集中一个月,从事最终审阅、讨论、修改、定稿。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数月,全国正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临;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更是满怀激情,格外感到春意浓郁了。

   当时在整个对辞条的审阅、修改和定稿过程中,经常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方法,也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在运用定性分析的同时,运用定量分析。每次讨论,岱师所发表的意见常常为我们诚心接受。两三年后,岱师把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概要地写进了一篇文章,题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现摘引其中有关段落如下:

   “在若干主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现代化是有用的。”

   “西方经济学近几十年内,在经济现象定量分析方面,作了大量的试验。本世纪30年代后,几乎和凯恩斯学说出世同时,并随即与之相结合的,由瓦尔拉斯—帕累托学派所建立的运用数学以说明、分析经济现象的数理经济学,得到大步的发展。近代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又为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计算手段。突出的学科的发展是经济计量学。经济现象的变量关系为探讨的核心。研究的步骤归结为建立模型、检验理论、进行核算、做出预测等。当然有人也曾批评这种分析法,认为它企图以数学代替知识,以计算来代替理解。但是我们过去对于定量分析过于忽视了,实际上数学本来是一个严密的分析工具,没有理由认为不能让它为研究我们的经济服务。这决不是否定定性的研究。我们更反对滥用数学,把经济探讨变为数学游戏。如果我们善于应用,它可以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不能对它抱迷信的态度。”

   岱师的这一见解,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经济学说的教学和科研,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79年9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到会代表一致推举陈岱孙先生为会长。是年冬,在岱师指导下,在国家科委于光远同志等的关照下,“国外经济学讲座”开始在北京举行;听课学员除大专院校教师、研究机关人员,还有国家各部委的高层次干部(司、局长);课堂设在北京大学大礼堂,每次学员凭听课证领取讲义入座;听众一般有四五百人,在当时是很有一点声势和影响的。课题从开头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增长论、发展经济学、区位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直到投入产出分析原理和方法、经济预测理论和方法等,共约60讲,两年讲毕。研究会的成立和讲座的举行,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我国的评介和传播,起了相当大的创导性作用,也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及引进和采行市场机制,在思想认识上打下一定的基础。

  

   四

  

   岱师一生,无论为人或治学,皆为一代宗师风范:朴实谦虚,认真严谨,孜孜以求,诲人不倦。

   记得1979年冬到翌年春,“国外经济学讲座”的各次讲课,岱师或在台上主持,或在听众席上听讲,一个单元两节课或三节课,岱师以八秩高龄,总是专心致志,自始至终。当我讲“微观经济分析”时,我清楚地记得,岱师就坐在北大大礼堂第二排偏右的座位上,拿着讲义,聚精会神地听着,一种师生关怀爱护之情,溢于言表,令我十分感动,而又忐忑不安。

   1984年8月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工作会议在华中工学院(即现在的华中理工大学)召开。岱师率胡代光、李宗正、黄范章等同志由北京来到武汉,陈彪如同志从上海来,在武汉的有刘涤源、谭崇台等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岱师还在一个可以容纳300余人的阶梯教室为与会代表和华工经济专业的师生讲了一个重要的专题“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分两次讲完。此专题内容岱老虽然非常熟悉,但在讲课前他老仍然认真备课,一丝不苟,写出讲稿。讲课效果极好,大家受益良多。

1985年我写《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书,写到“垄断竞争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一节时,欲考证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是否导源于20年代后期英国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的《在竞争条件下的报酬诸规律》的论文。尽管张伯伦曾多次声明,在斯拉法教授的论文发表时,他本人的作为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27年4月1日)的《垄断竞争理论》一书的书稿,业已完竣,但国际学术界对此却长期存在疑惑。我当即想到了张伯伦与岱师是在20年代初同时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于是写信向岱师求询,岱师回信说:“1926年张伯伦的博士论文《垄断竞争理论》确已基本完稿。”这就有力地证实了张伯伦本人声明的可靠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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