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王朝气数将尽,他能力挽狂澜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76 次 更新时间:2017-12-10 16: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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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晚清是一个国破山河在的危世,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时代。危世出豪杰,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到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这些汉族封疆大吏是晚清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连慈禧太后都要顾忌他们三分,既要重用又要盯防。假如没有了他们,大清提早六十年就会完蛋,变成洪秀全的江山了。

   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世人已经谈得够多。而以“中体西用”而闻名的一代儒臣张之洞,其实更值得一说。他比其他几位前辈同僚更为复杂、多面,转变大时代中的所有尴尬和冲突,都在他的人格心态中浓缩地展示出来。

   张之洞出生在河北南皮。河北在清代叫做直隶,负有拱卫京师的重责。晚清一代,人才迭出,足可与江南比肩,不似今天有点衰败。张之洞的祖辈是世受皇恩的官宦之家,不是进士,就是举人,但最高的也只是到知县、按察使一级。真正让家族光宗耀祖的,还要数张之洞。他出生后的第三年,鸦片战争爆发,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时代”降临,让本来只是饱读四书五经的儒生们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乱世出英雄,成就了张之洞,让他达到了祖辈无法企及的高度。

   张之洞天生聪颖,是个读书的好料,考试更为了得,13岁中秀才,16岁顺天乡试拔得头筹,以解元身份中举,26岁中会试第三名,俗称探花。要不是中举之后有两科会试,因为考官中有族兄不得不回避的话,说不定20岁就能以进士身份点翰林。正途出身,少年得志,这让张之洞一生都引以为豪,自信满满。

   清末那几位大名鼎鼎的治世能臣,除了李鸿章是二甲出身,与张之洞勉强比肩的话,其他几位在功名上都与他差了几个层次。名气最大的曾国藩,虽然也入殿试之门,成绩却在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而已,曾公常常引以为耻,有自卑之感。而功勋显著的湘军将领、后来担任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刘坤一,一个举人出身,另一个是级别更低的廪生。至于比张之洞低半辈的袁世凯,更是屡屡乡试不中,非正途之人。张之洞有资格骄傲,自视甚高,他的用人标准,也十分苛刻,首看门第出身,次看科甲正途,再选饱读经书的儒学名士。他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种是他看不起的。这与曾国藩虚怀若谷,不问出身,广招天下人才于幕府之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点了翰林之后,张之洞在京做了几年闲官。同治光绪年间的官场,位少人多,因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湘淮军人,以军功占据了半壁封疆大吏;朝廷缺钱,又让一批杂佐以银子铺路,以捐纳挤入官场。于是鸠占鹊巢,仕途拥挤,本来等着外放的翰林们就前途无望了。他们牢骚满腹,怀才不遇,同味相投,于是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形成了一个清流党。李军机是张之洞是他河北的同乡前辈,清流的风格又很对自己的口味,张之洞毫不犹豫入了伙,成为与张佩纶齐名的清流党大将。清流个个正途出身,满腹经纶,看不起当时炙手可热的“浊流”洋务派封疆大吏,讥笑他们不过是“粗才俗吏”。清流、浊流,各成一个交往圈子,各有各的趣味与做派,形成同光年间的死对头。执掌帝印的慈禧太后也乐见借助清流的势力,牵制如日中天的恭亲王和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员。

   说起慈禧太后,对张之洞而言,不啻有知遇之恩。他少年得志,名声在外,连慈禧都有耳闻。据传西太后还当面问过她的宠臣、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你弟弟张之洞颇负才名,怎么至今还没有入翰林?”第二年张之洞参加殿试,阅卷大臣认为他的对策“出格”,判为三甲之末,若如此的话,张之洞与曾国藩一样,只是“赐同进士出身”,将为一生之耻。户部尚书宝鋆独赏此才,将之提置二甲之首。到了慈禧那里,御笔一勾,将第三、第四名对调,二甲之首的张之洞跃入一甲,成为探花。

   太后如此之“帘眷”,让张之洞感恩不尽。皇恩浩荡,当以终身报答。晚清政坛风云激荡,每当重大的时刻,张之洞总是坚定地站在慈禧的“后党”一边,除了他深谙宫廷政治,明白“跟对人”很重要之外,恐怕与儒生“士为知己者而死”的报恩之情也有关系,这种情感,对于不讲君臣之义、只问功利厉害的袁世凯来说,是断断不会有的。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最大的政敌是李鸿章。在张之洞他们看来,李中堂是“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洋务派懂得天下之“势”,却忘却了圣人之道。而饱读经义的清流党们,“以维持名教为己任”,自然要对庸俗的洋务派官员出手大加抨击。张佩纶是有名的大炮,他弹劾的官员,从满族权贵奕訢、宝鋆、崇厚,到汉族官员王文韶、翁同龢、郭嵩焘,不问南北,皆在横扫之列,连他的恩师宝鋆、亲家王文韶,也大义灭亲,决不放过。张之洞要乖巧得多,他懂人情世故,只是正面提出建言,即使有批评,也是对事不对人,很少有纠弹官员之举。他的上疏得到各方赏识,更为慈禧所另眼看待。

   假如张之洞没有机会外放,大概他终身会成为清流的死忠党。偏偏不久机会来了,朝廷命他出任山西巡抚。在这之前,虽然做过两任钦差学政,他并没有主管行政的州县地方官的经历。因为有慈禧的眷顾和同乡李鸿藻的关照,竟然越级提拔,获得“特擢”,成为封疆大吏。这是张之洞人生的最大转折点。在翰林院任职言官,尽管放言高论,应该如何如何,不必为结果担责。一旦主掌地方,就不得不表现,以政绩证明自己。张之洞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明白,世道已经变了,假如不懂洋务,便实现不了富强,而在一个竞争的世界,富强正是是生存之本。

   从山西巡抚开始,到后来的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二十多年的封疆大吏生涯,让他从一个高谈阔论的清流党,变为一个注重富强的洋务派。特别在他督鄂的十八年,视武汉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大力施展湖北新政,后来居上,将原本落后的武汉打造成为仅次于上海的洋务重镇。最出名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炮,其质量与数量都在上海、天津之上。武汉这个华中通衢之都,有今日之地位,首先要感谢的是张之洞在清末的首功。

   但不要以为张之洞真的摇身一变为完全的洋务派,无宁说他是清流为本,洋务为用。清流与洋务构成了他一生的内心紧张,后来他在《劝学篇》中,以“中体西用”的模式加以安顿。

   事实上,办洋务,并非违背圣人义理。洋务事业,从经世致用而来。儒家之义,本来就有两面,一面是修身,注重道德修养,另一面是经世,落实于社会政治治理。经世而不修身,那是法家的吏道;修身而不经世,则与道家佛教无异。儒家与法家、佛老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有修身的超越层面,又有经世的世俗性格,在不同的朝代和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

   宋明两朝,从朱熹到王阳明,都以修身为本,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振臂一呼,一反空疏的心性之学,提倡通经致用。虽然清代中叶文人们战战兢兢,埋头于繁琐的考据之学,但到了晚清,在变化的大势刺激之下,经世致用之风再起,成为洋务运动的先声。办洋务,本身就是儒学内部一场静悄悄的自我变革,它继经世而来,是经世之术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在西风吹佛之下经世的新阶段、再发展,未必违背圣人之学。从曾国藩到张之洞,皆可作如此观。

   张之洞最欣赏的是“通经致用”,早在担任四川学政的时候,他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提出治学、读书、习史的根底在于“通经”,熟读儒家经典。但是,通经不是目的,最终乃是要“归于有用”。他说“读书趋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

   张之洞以饱学之士闻名,其读书之多之杂,在同治年间无时人可比。他给尊经书院的门生开列了二千余种书目,后来作为《书目答问》一书传布全国,成为当时士人们首选的读书指南,其中大部分是经史子集的传统经典,也有几册翻译的西学著作,比如《新译西洋兵书五种》、《新译几何原本》、《代数术》、《数学启蒙》、《瀛环志略》、《海国图志》《新译地理备考》、《新译海道图说》等。清末的启蒙巨擘梁启超少年时代埋头于科举,不知天地间除了辅导科考的帖括之外还有另外的学问。待他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顿开茅塞,始知天下还有学问二字!直到七年以后经过上海,才看到了张之洞所开列的这些西书。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读到《书目答问》中西书的时间,也不比张之洞更早。

   张之洞的经世致用之学,启蒙了梁启超这批后来的维新之士,在引进西学、采用西法这一点上,他与康梁有共同的语言,并引为知己。1895年,康有为到江宁拜访张之洞,住了二十多天,身兼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日理万机,仍然拨开冗务,每隔一天,就与康有为促膝深谈,每至深夜,有相见恨晚之感。康有为告诉他,想在上海成立推动变法的强学会,恳请张之洞出任会长,张慨然应诺,捐助白银1500两作为开办费。康有为撰写了《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也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刊布,在变法富强上,洋务派大吏与维新派领袖达成了高度的默契。

   当时的舆论骄子梁启超正在上海主持《时务报》,这是近代第一张以舆论为主调的报纸,可谓是中国公共领域的发端。“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以一己之言论,掀动大江南北,刮起了维新的旋风。张之洞非常欣赏,下令由官家出资,每期向湖北全境文武大小衙门、各书院和学堂派送,免费阅读。他给梁启超写信,很客气地称只有24岁的梁为“卓老”,奉送白银500两,邀请他到武昌见面。梁启超到了大帅府,张之洞原先计划打开中门,鸣炮迎接,让一个小小的举人享受钦差大臣和外国使节的待遇。部属听了大吃一惊,再三劝阻说太不合大清礼仪,张之洞才作罢。

   梁启超到达这天正值侄儿结婚,他撇下众多客人于一边,将梁启超引入内室,单独倾心交谈。要知道平日张大帅素以傲慢出名,众多求见者,被侍从引自花厅,他不是故意怠慢客人,几个小时借故不出,就是略略询问几句,便端茶送客。如此器重出身卑微的康有为、梁启超,显然很不寻常,维新派士大夫是他特别看得起的“名士”一类。

   不过,假如你以为张之洞与康梁是同一路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晚清的变革者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士大夫,一类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官僚士大夫,另一类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文人士大夫。虽然同属士大夫群体,但一个在体制的中心,另一个在体制的边缘;一个是懂政治、善权谋、稳健老道的持重官僚,另一个是充满浪漫主义幻想、不知宫廷深浅的激情文人。

   虽然张之洞与康梁在变法维新上有共识,但他们的改革思维迥然有异。康梁想的是“应该如何”,以急迫的心态希望全变、速变,后来在光绪帝支持下搞了一场流产的百日维新。而深谙京城权力格局的张之洞,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可能”,明白变法只能以切香肠的战术,模糊最终目标,一步一个脚印,争取官场的最大多数,避免各大利益集团的围杀。

   变法的策略分歧还是次要的,最要命的是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在终极目标也是各有所图。康有为热衷于“孔子改制”说,不仅要当外王,而且还要成为内圣,以公羊三世说重塑圣人之道。正途出身的一代儒臣张之洞,作为古文经学家,生平最讨厌公羊之学,屡屡劝说康有为放弃异端邪说,但同样自视甚高的南海康圣人如何肯答应,于是两人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再说梁启超。张之洞欣赏他的天才,但读到《时务报》中那些鼓吹民权的出格言论,让张胆战心惊。与康梁这些体制外文人不同,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他们本身就是体制中人,自己所有的利益与荣辱与体制血肉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绝对无法容忍文人士大夫不知天高地厚,鼓吹民权之说,以酿成动摇国本、颠覆体制之祸。他忧心忡忡地说:“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1898年光绪帝宣布变法,重用维新派文人士大夫,慈禧太后针锋相对,迫令帝党领袖翁同龢免职回老家,部署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执掌京城兵权。帝党、后党冲突一触即发。张之洞形象开明,为帝党所倚重;又死忠太后,为后党所信任,国内外都将调和帝后冲突的目光放在张之洞身上,连日本政坛的元老伊藤博文都说:中国若不变法,内乱外患将至,而能办大事的大臣,唯有张之洞一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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