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意新:西方学术界的大跃进饥荒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0 次 更新时间:2017-12-10 14: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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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意新  

   内容提要:西方学术界在过去30年对大跃进饥荒进行了研究,以议题为线索,提出了一套观点及其观点形成的理由。首先,通过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资料的估算,西方学术界对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2700-3000万有比较一致的认可;其次,社会科学家们长期对饥荒成因的辩论不仅从方法上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并让学术界认识到饥荒的发生有多重原因,包括高层决策失误、粮产下降、过度征购、食品分配中的城市偏好、强制的公共食堂制度等;第三,学术界深入探讨了饥荒死亡率的地区差异,大都认同一个省领导人的政治态度激进与否通常是影响该省死亡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指出其他因素诸如农业自然条件的好坏等也是重要原因;第四,一些学者从村庄角度研究饥荒,试图理解影响农民生与死的微观机制,一致认同“吃青”(吃未成熟的庄稼)等传统生存手段对农民的存活有重要作用。西方学术界还探讨了其他课题,如饥荒的责任、饥荒中的妇女等。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建立起了具有创意的学术对话,对理解大跃进饥荒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非正常死亡,过度征购,公共食堂,地区差异,政治激进主义,吃青

   In their study of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scholars in the West in past thirty years have focused their efforts on several key topics and established a set of arguments.  First, based upon various estimations made by demographers with the use of the data of China’s censuses and fertility samplings the Western scholarship ha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excessive deaths occurred during the famine were about 27-30 million people.  Second, through many years of debate over the main cause of the famine social scientists have not only greatly advanced the study of the famine by the means of methodology, but also enabled the academic world to realize that the famine took place in multiple causes, including the decision-making mistakes at the political center,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cessive grain procurement, the urban preference in food distribution, mandatory public canteens, etc.  Third, scholars have investigated the discrepancies of excessive death rate across regions.  While most agree that the political radicalism of a provincial leadership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influencing that province’s mortality level, others point out that some other factors such as agricultural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played a role of no less important.  Lastly, a few scholars have examined the famine at villages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micro mechanisms that often decided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easants; and they perceive that traditional survival strategies such as chi qing (“eating green,” or eating unripened crops) were significant to the survivorship of the peasants.  The Western scholarship has looked into other issues of the famine, for exampl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amine, women’s life during the famine, etc.  Over the years scholars in the West have formed a creative dialogue over the Great Leap famine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mine.

   Key Words: excessive death; excessive procurement, public canteen, regional variation, political radicalism, chi qing

  

   本文讨论西方学术界对大跃进饥荒(以下简称大饥荒)的研究,以主要议题及其时间顺序为线索。这里的“西方学术界”是指在西方国家或西方学术体系里以英语发表著述的学术界。有的学者如德国人文浩(Felix Wemheuer)并非英语国家人,有的学者如荷兰人冯客(Frank Dikӧtter)长期任教于东方的香港,但他们关于大饥荒的研究却主要以英文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里发表。有的研究者如贝克尔(Jasper Becker)是记者,但他的大饥荒著作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还有许多学者是中国人,他们有的回到了中国,有的定居在西方,有的就职于香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在西方接受了学术训练,对大饥荒的研究成果都是用英文或首先用英文发表。

  

一,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最早关注的是死亡人数。早在1960年代初学者们已知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有过饥荒:当时西方报纸刊载了一些关于中国发生了连续三年灾荒的报导;1962年大陆各地逃往香港的10万多的饥民有一半以上抵港,他们的经历为西方当时驻港的各类中国观察家们所了解。[1]然而,报纸上语焉不详的报导和饥民们的个人经历未能让学者对大饥荒有一个完整和可靠的判断。正如美国的阿什顿(Basil Ashton)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几乎没有公布过人口资料,对其人口趋势的推断只能靠新闻报导、经历者的叙述、以及户籍登记中偶尔泄漏一些片段,这种研究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2]毫无疑问,死亡人数是判断和了解大饥荒规模的基础。中国长期对资料的保密使得西方学者难以得知大饥荒的真实状况,这反而让他们一直对大饥荒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充满着求知欲。

   1982-83年中国首次比较详细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资料后,长期关注中国人口的西方人口学家立即成了第一批利用这些资料的人,第一批研究大饥荒的学者。1982年10月中国发布了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公报,使得中国当时的人口数量有了一个坚实的数据;1983年7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公报”,使得从生育率推算大饥荒期间人口有了一个可靠基础;随后在1983年10月于香港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中国首次公布了1949-82年历年的人口,人口的性别构成,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所有这些数据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让人口学家以统计学方法重建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口,特别是谜一样的大跃进时期人口。

   首先对中国人口数据进行计算处理的人口学家中包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小组的科尔(Ansley Coale)。科尔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人口一直紧密关注,在1980年他就根据中国杂志诸如《经济科学》一些论文中使用的人口资料以及中国人口学家在北京的国际人口学圆桌会议上所提交的论文对大饥荒的人口进行了推断,认为1958-61年中国的过度死亡人口是1650万。[3]在新的人口资料于1982-83年公布后,科尔利用了其中的生育率、婚姻率、死亡率数据对人口重新进行了估算。1984年科尔在代表人口与人口学学会向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提交的中国人口报告中提出,1958-63年中国的过度死亡人口为2700万。[4]同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国际研究与国际项目中心主任班久蒂(Judith Banister)也利用了新公布资料对大饥荒期间的人口进行了估算。班的方法和采用的变量与科尔的差别不大,但由于她所修正的1960年和1961年的死亡率比科尔的要高,所以按照她所给出的死亡率,1958-61年中国的人口过度死亡在2880万。[5]

   1984年所发表的论文中较被广泛引用的是阿什顿等的“中国的饥荒:1958-1961”一文,其作者包括一位经济学家、一位人口学家及世界银行的两位研究者。该文前半部分从人口学角度对大饥荒人口的各个变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半部分则对大饥荒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该文认为科尔和班久蒂在使用1982年人口普查所获得的生育率和按年度登记的死亡率这两个变量以重建1950-82年中国人口趋势时有考虑不周的地方,[6]因此对各种变量进行了重新修正,提高了儿童的死亡率。该文认为,1958-62年中国人口的过度死亡量为2950万,其中成人为1730万,10岁以下儿童为1220万。或如作者在文章引言中简便地声称:1958-62年中国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s)人口为3000万,同期内因生育率降低而少出生的人口为3300万。至于大饥荒的原因,该文认为是由粮食短缺和政府的农业与粮食政策所造成。考虑到指出大饥荒的政策性成因会引起与中国打交道时的政治敏感,文章的第一作者为自己杜撰了一个“阿什顿”笔名以防真名泄漏。[7]

人口学家之所以需要估算以及有着不同的估算是因为中国公布的人口数据有严重自相冲突的地方。在《中国统计年鉴-1983》里,中国的总人口数在1959年是67207万,1960年是66207万,1961年是65859万,连续两年下降,但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栏里所公布的数据却是1960年为-4.57‰,1961年为3.78‰。显然,1960年的负千分比太小,1961年的千分比应为负增长。[8]在科尔、班久蒂、阿什顿等论文发表后,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人口的研究实际已告一段落。这些论文已考虑到了所有修正因素和算法,进一步的研究要靠中国未来的人口普查和生育率抽样调查的新资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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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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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5 , 17 (1)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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