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政治的隐蔽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8 次 更新时间:2017-12-10 09:37:35

吴万伟  

   弗兰克 • 菲雷迪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探讨反对启蒙的叛乱是如何支配公共生活的。

   身份认同政治是当今西方公共生活的支配性力量。但是,太多人得出的结论是21世纪的身份认同支持者不过是20世纪60年代要求女性或者黑人解放的积极分子的最近更新版。这是误导人的观点,因为它忽略了身份认同政治在过去几十年的驱动力量和关注焦点发生变化的程度。

   事实上,自从身份认同政治在18世纪后期第一次出现以来,它就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它已经得到保守派政治运动的支持,得到激进分子的推崇;它曾经将焦点集中在诸如国家和民族等大规模的身份认同问题上,也曾将焦点集中在特定的个人身上;虽然身份认同政治当今被等同于左派政治力量,但它也常常为右派人士提供政治叙述,无论他们是传统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

   所以,如果人们要抓住当今身份认同政治的独特品质,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就必不可少。其历史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启蒙性普遍主义的反叛

   首次播下身份认同政治的种子应该是在18世纪后期。在此时期,身份认同的政治化从保守派反对启蒙尤其是其普遍主义主张的反应中获得能量。这种反启蒙的观点谴责人类的普遍主义,宣称唯一重要的身份认同是属于特定民族或者族群的身份认同。特殊论者对启蒙的普遍主义世界观的敌意是19世纪右翼政治想象力的最典型特征之一。

   德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运动强调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宣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比对普遍主义的抽象的依恋更真实。这种心态部分是对法国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理想日益强大地影响欧洲社会而做出的反应。所以,德国浪漫主义者更喜欢将德国的文化与法国启蒙普遍主义的抽象精神拿来对比。德国哲学家约翰·高特菲·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强有力地指出,新浪漫主义崇拜文化身份认同的特殊主义精神。他宣称定义每个民族的是其文化,是文化赋予了他们独特的身份认同和精神。

   针对普遍主义价值观和人类团结的仇恨不仅局限于德国。类似的心态在法国也通过反启蒙的身份认同论者表达出来。法国反动的政治哲学家约瑟夫 • 马萨特(Joseph de Maistre)谴责了与人权相关的理想是抽象的废话。他确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人这个东西”。他继续说,“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但是对于“人,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过这个人。”

   19世纪时,集中在特殊性上的浪漫主义焦点提升了身份认同的差异性,推崇与不同族群的独特精神有关的特征。渐渐地,这种独特文化精神的观点指导了民族主义叙述和每个民族都拥有独特特征的观点。正如19世纪法国哲学家厄尼斯特 • 勒南(Ernest Renan)所说,“国家是灵魂,是精神原则。”

   鼓吹异质性和差异性的反启蒙主张的影响是产生了一种认识论区别主义。不同文化拥有不同认知方式的主张事实上将民族身份认同化石化。这样一来,它就充当了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思想的种族划分的文化先驱。

   所有这些都是对启蒙精神的诅咒。启蒙运动一直反对传统观点,即你的身份在你的出生、生物特征和你在自然秩序中的地位等来决定。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类是通过创造历史而创造自我。这是启蒙能够发展成为一种超越个人和个别族群的特殊经验而上升为意识形式的理由。今天,当普遍主义的追求被玩世不恭地对待时,很容易忘记平等和权利等基本原则是镶嵌在普遍主义世界观之中的东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集中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反启蒙焦点在纳粹身上呈现出极端的形式。这意味着反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政治与种族主义结合起来,最终与大屠杀结合起来。二战后,右翼身份认同政治被迫退居幕后也就没有什么令人吃惊之处了,其支持者不得不尝试塑造一种更加温和的民族主义形象。

   第二阶段:左派和新社会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身份认同政治变得边缘化。身份认同政治的再度复兴需要花费20年时间。但是,这次是左派而非右派开始推动与族群有关的身份认同政治。

   虽然在形式上坚持普遍主义价值观,但左派一直真诚地竭力实现对这些价值观的承诺。其支持反对殖民主义运动、女性平等或者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记录从最好处说是琐碎的,缺乏连贯性的。因此,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60年代的解放运动被迫采取了自己的策略。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某些派别逐渐得出结论说,黑人身份的政治化是前进方向。其他族群和少数派别拥抱了类似的途径以便获得新权利。因此,女性解放和同性恋者解放的运动将焦点集中在女性和同性恋者体验的具体性上,以便实现他们被剥夺的权利和自由。

   这些新的社会运动对左派本身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取赋予更广泛的团结形式以意义。但是,左派的焦点渐渐地从阶级转移到身份认同上来。

   对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左派来说,支持第三世界解放运动成为激进身份认同的独特源头。这是因为在西方很多社会,国内领域赋予新左派激进冲动的缺乏迫使他们到海外寻找可奋斗的事业。比如在法国,左派赞同中国的文化革命而不是国内的任何政治势力。

   这种第三世界主义碰巧与西方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观的反文化敌意吻合。那是一种对旧秩序的敌意,这种旧秩序从来没有获得系统性的政治存在,从而产生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提供替代现状的另外一种严肃选择。事实上,60年代爆发的有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文化冲突在70年代获得了巨大影响力,却没有能形成某些人担忧的那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反议会运动。相反,反文化运动中的逻辑“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导致它拥抱身份认同政治,这意味着进一步“从大众选区逃离,转向单一议题运动。”(1)

   虽然通过解放和赋权的激进话语表达了观点,但是转向身份认同政治是保守派的冲动。那是推崇特殊性的情感,对于普遍主义的渴望充满了疑虑。因此,身份认同政治的焦点集中在自我意识和自我如何被认识上。身份认同政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都是关于我”的政治。

   即使当自我身份是以族群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它也是受到赢得他人认可的命令所驱动。(2)正如历史学家托尼 • 朱特(Tony Judt)注意到的那样,表达身份认同政治而开发出来的教义是针对内心的,他们对“社会革命的传统工程”往往冷漠以对。事实上,“他们寻求破坏曾经支撑这些工程的人类主题的概念本身。”(3)

   20世纪70年代以不同身份为基础的族群的出现反映了左派期待的降低。这种新情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达是所谓的左派“文化转向”。集中在文化、形象和代表性的政治的焦点让左派远离对社会团结的传统兴趣。文化转向的最显著特征是身份认同的神圣化倾向。差异和多样性理想已经取代了人类团结的理想。

   第三阶段:受害者身份认同的汇合

   身份认同政治历史的最具影响力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时与受害者政治合流。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两种趋势都表达了左派的信心危机。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自由派政治和激进政治经历了重大转型。激进主义变得筋疲力尽,越来越不愿意投入到社会变革的工程中去。在此期间,左派的很多传统盟友逐渐被描述为体制受害者。类似的模式在女性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女权主义者激烈反对将女性表现为受害者。但是,到了70年代末期,这个视角被根本修改了。现在争取权利运动强调女性是受害者---遭到打击、背叛和暴力侵犯。左派也认为痛苦是动员选民支持其事业的重要资源。

   20世纪70年代,受害者的意义被根本性地改变了。最初,受害者往往被描述为特别体验的受害者---如某次犯罪的受害者。但到了70年代,受害者的意义被扩展到包括了众多不同族群的体验。这个新途径也试图寻找转变受害者的意义:不再是个人遭受的例外形式的伤害;而是不公平社会的必然条件。通过对受害者体验的重新定义和扩张,不同族群宣称他们作为社会受害者是其身份的根本性特征。

   受害者身份的重新定义受到一帮新激进分子推崇的自我清醒意识到的推动,他们认为自己的宣传活动是一种新形式激进政治。对比威廉 • 瑞恩(William Ryan)197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责怪受害者》和1976年的版本就非常说明问题。《责怪受害者》的主题是在美国,不平等的受害者---如黑人---因为社会面临的问题而受到不公平的指责。瑞恩提供了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主题,他指控的不是罪犯而是让民众成为受害者的制度。到了瑞恩在1976年写绪论时,他的受害者形象已经比70年代广泛多了。他写道:

   “自从20世纪70年代,我一直在扩展美国社会中谁是真正受害者的观点。我一直将焦点集中在穷人和黑人的苦难上。事实上,依靠工资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每个人,如果没有通过拥有巨额财产而拥有的独立收入来源都是美国的潜在受害者。”(4)

   将统治精英之外的每个人都视为潜在受害者的主题说明,受害者远非例外的体验,而是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现实的组成部分。

   受害者意识的蔓延很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具典型性的文化遗产。受害者的权威占支配地位。左派和右派的某些派别赞同受害者的权威地位和合法性。这意味着受害者地位变成了身份认同构建的重要文化资源。有时候,似乎每个人都渴望拥抱受害者这个标签。竞争性的受害者地位很快导致人们去尝试创造一种受害者等级体系。按照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进行的研究,不同的运动加入到非正式的联盟方式之中,“产生一种集受害者、道德义愤、和针对共同敌人---白人男性的自以为是的合理仇恨于一身的共同意识”。(5)白种男人被排除在受害者的范围之外不会有太长的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男权运动,他们坚持认为男人也是得不到承认和被边缘化的受害者群体。

   迄今为止,非例外性的体验范围被重新分类为受害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一步扩张。比如,英国和美国被割去包皮的男人群体宣称这个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手术之一使其身体遭到残害,心理倍受摧残。停止虐待和摧残男性全国组织(NOHARMM)宣称,他们要代表“被割去包皮的男性受害者”讲话。一个由20个男人组成的小组在《英国医疗杂志》1996年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都是成年男人,都相信我们在小时候受到了英国医生实施的割礼的残害。”(6)他们的受害者地位声明不是这个本来常规性手术的身体伤害而是所谓的心理伤害。他们尝试恢复包皮,因为那是“男人的治疗。”两位运动支持者说“包皮的恢复改善身体形象,改善自尊,排除受害者意识,让男人有能力做出有关自己性行为的选择。”(7)

   第四阶段:身份认同政治的治疗性心态

   20世纪70年代受害者身份构建的关键创新是将受害者描述为不受任何谴责的代表。事实上,为受害者辩护的支持者最广泛使用的修辞手段是把任何质疑个人或群体的主张称之为“指责受害者”而不屑一顾。激进的犯罪学者认为,不公平的指责不仅附着在犯罪受害者身上而且附着在所有弱势群体身上。莱恩的《指责受害者》(1971)在去除对受害者主张进行质疑的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受谴责的受害者”的观念给予自称的受害者一种道德权威的优越感。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身份逐渐被看作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一项研究观察到的那样,“受害者”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一种道德概念来使用。弗兰克 • 韦德(Frank Weed)写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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