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记取当年读书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6 次 更新时间:2017-12-08 09: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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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 (进入专栏)  

  

  

   杨宪益口述 陈洁整理

  

   我在重庆只待了一年,那时候可真不容易。抗战爆发时,我还在牛津大学读书,母亲和妹妹离开老家天津,到了重庆。1940年,我毕业后和戴 乃迭一起接受了中央大学的聘书,一家人在抗战中第一次团聚,租住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房子。

  

   我回国时带了四大箱书,大部分是外文原版书。结果过海关的时候被日本人盯上了,他们一声令下全部没收了。战后,我通过一个朋友去追查这批书,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部分,上面都盖着蓝色的方形印章,显示是“杨氏图书”。这个小印章记录了这些图书辗转几个国家的艰辛命运。

  

   没有被日本人搜走的小部分书,后来也命运多舛。它们陪着我从重庆到贵阳,走了很多地方,抗战胜利后,我赶往南京与家人会合,结果从西南沿江而下时遭遇沉船,又损失了一批书。连耗子都会成为图书的克星。重庆山地多老鼠,只要一只耗子,一摞书一夜之间就可以化为齑粉。

  

   当时重庆也有书店、图书馆,但基本上没什么书。市面上流行的大多是关于时局的书报,像唐瑜创办的《救亡日报》航空版,后来印刷厂被炸毁了。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卖,不过是违禁的。也出版有《日寇暴行实录》这样的图文书。至于学校图书馆,有的都是很普通的书,像二十四史、四书五经之类。外文图书尤其少,中央大学只有一两本《莎士比亚戏剧》什么的。我给学生上课,根本就没有教材,更没有参考书,就凭我自己讲。所以那时候学生的学习主要是靠老师,如果有幸遇到好老师就很好了,最好的书就是老师脑子里的书。

  

   要说起来,也不能断言那时候的读书环境就差得不行,现在的阅读环境恐怕还不如那时。那时虽然书不多,条件艰难,但总的来说比较开放,日本轰炸重庆,大家都成了闲人。有时间读书,也好学。而且大家对国民党官方的宣传普遍不是太相信,习惯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也别有一种精神在。不管是学生还是学者,学习热情都很高,真痴迷学术的大有人在。

  

   一方面,大家都关心时事,我和乃迭帮着学生把口号宣言译成英语传到国外,我妹妹杨苡夫妇签名捐款支持学生。另一方面,我们也搞翻译,传播文化。

  

   我妹夫赵瑞蕻在内地买不到像样的书,1938年途经香港时买了本法文的《红与黑》,后来他在中央大学分校教书,开始翻译该书,1944年大功告成。赵瑞蕻的法语老师很高兴,说他做了件很不容易、振奋人心的事情。在炮火连天中,一些学者既积极参与抗战宣传和学生运动,又潜心于名著的翻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奇异”现象。

  

   抗战后期和解放初期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在重庆的时候,上午发了薪水,就要火速赶去换成黄金或“袁大头”,然后再去买生活用品。否则到了下午,法币的薪水就要缩水一小半。解放初期,梅兰芳的演出还是2万元一张票,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块钱吧。你大概能从我的藏书里发现一些历史痕迹。同样是商务印书馆的小册子,1936年前后的“丛书集成初编”,每册一两角钱,1950年的《敦煌曲子词集》定价4000元,吓死人吧?到了1961年,向达著的《郑和航海图》定价回复到0.48元。这几种书的字数和页码都差不多,价格竟差万倍。

  

   对了,说陪都重庆的文化界、文艺圈,你们一定要说说二流堂。抗战期间,文艺界很多人“流落”到重庆,居无定所。外号阿朗的唐瑜是个仗义疏财的报人,自费建房,“收容”了一大批文艺界名人。在重庆中一路下坡,唐瑜从租地、买地,到绘图设计、施工监工,全程一手操办,先后盖了六七栋楼,著名的有碧庐、依庐等。呼朋唤友来聚居,吴祖光、夏衍、丁聪、盛家伦、沈求我、高集、高汾、萨空了、金山、张瑞芳这些剧作家、演员,都在他那里住过。

  

   阿朗是南洋华侨,有一个有钱的哥哥做他坚强的经济后盾,他从南洋回国时,带了满载的小轿车、大卡车到重庆,后来车卖了,车上的物资食品都分给朋友了。吴祖光到晚年还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唐瑜一起出门,走到中一路四德村,马上就要到他们的家“碧庐”了,唐瑜突然看着远处一辆豪华大轿车发呆。轿车飞驰过来,溅了两人一身的泥水。唐瑜才如梦方醒,喃喃地说:“这是我的车,卖了……”

  

   战时的重庆,文艺工作者没有合适的聚会场所,朋友们碰头,大多泡茶馆,但茶馆无一例外贴着“莫谈国事”的招牌,不能畅谈。于是,二流堂就成了大家聚会的首选之地。黄苗子、郁风夫妇,戴浩,还有我们都是自己有居处的,平时也乐于去二流堂欢聚议事。

  

   二流堂这个名字也是开玩笑来的。他们那群风雅放达的文化人,看了延安过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学会了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表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搞文艺的大多生活自由、作风散漫,大家便互称二流子。郭沫若去碧庐聊天时,说要写一块匾额“二流堂”,二流堂的名号就这样叫开了,唐瑜荣登二流堂堂主。可悲的是,解放后的反右、文革历次运动中,二流堂被《人民日报》点名,当作“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被大肆攻击,打击的主犯吴祖光、新凤霞更是命运悲惨,令人感慨。

  

   音乐家盛家伦也有一些趣事。他的藏书甚丰,其中有买的、借的、拿的,还有偷的。上海的南京东路沙逊大厦楼下有一家洋人开的大书店,盛家伦常常去站着看一天书。碰到书店打烊他还没看完,或者站得太累,书又实在爱不释手,他就顺便“把书带回家去看”,还说偷书不算贼。最有趣的是有一次,他见到一个书呆子穷教员,很喜欢一册外文书,但买不起,犹豫良久还是悻悻然地出了书店大门。岂料盛家伦已经在门口等着他,把那册书塞给了他,那人对如此神偷,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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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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