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萍:自由何以可能?

——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 次 更新时间:2017-12-06 2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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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  

  

   内容摘要: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旨在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关键词:生活儒学;自由儒学;本源自由;主体自由

  

   郭萍,哲学博士,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

  

   自由主义的“西学东渐”对传统儒学的挑战犹如“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①]。由是,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我们“打通传统与现代”的一个关键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予以正面回应,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为此,笔者试图提出“自由儒学”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所创建的“生活儒学”理论。事实上,黄先生在提出“生活儒学”之前所主编的《追寻中国精神丛书》[②]就被喻为“自由颂”(邓伟志语),[③]其原因在于他不仅将中国精神归结为“自由精神”,还将自由视为“现代性之根”[④]。当然,从学理上对“自由儒学”最具启示性的还是其“生活儒学”,尤其是其中“生活即是自由”[⑤]的命题及其“自由就是生活本身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⑥]的创造性解释,直接启发了笔者对自由问题的重新思考。

  

   一、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

  

   黄先生明言“生活儒学”所言说的无非是“在生活并且去生活”,而这正是“生活本身的本源结构”的展开。[⑦]因此,这个本源结构也就成为“生活儒学”“一切的秘密”所在。[⑧]实质上,这个本源结构是当代主义思想进路的直观形态。所谓当代主义思想进路,乃是黄先生通过反思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想进路所导致的理论诟病而找到的“打通传统与现代”的一条新的思想途径。正是因此,“生活儒学”具有鲜明的当代主义思想特质。概括说来,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生活儒学”以本源性的思想视域超越了传统“形上-形下”的思维模式,找到了一切主体性观念之渊源和古今中西对话的共同场域。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根本不同于以往的各种儒学理论,包括原教旨主义儒学(也即前现代主义儒学)和现代主义儒学,这其实是对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想进路的超越。

  

   这是因为当前的各种原教旨主义儒学是以克服现代社会弊端之名拒绝发展中国的现代性,其实质是欲在现代中国复活前现代的价值观念,这非但无法打通传统与现代的隔膜,反而会导致现实的风险。同时现代主义儒学(主要以20世纪现代新儒家为代表)虽积极“开新”拥抱现代的民主与科学,但终因深陷“老内圣”的窠臼而无法完成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这些缺陷根本上都是由于“形上—形下”的对象化思维所致。

  

   “生活儒学”则以本源生活的观念阐明生活本身乃是前存在者、前主体性(pre-subjectivity)的事情,它先行于一切存在者,不仅先在于“末”(形下存在者),而且先在于“本”(形上存在者)。由此揭明生活本身空无一物,包括作为主体的人也尚不存在。这一观念的提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观念不无关联,但二者又有着根本地不同。黄先生强调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以“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也即人)为先行观念,因此仍然是一种主体性的观念,而“本源生活”意味着“真正的共同存在不是存在者,包括此在的共同存在,而是没有存在者,甚至没有此在、无物、没有东西的共同存在,其实就是‘无物’的生活本身。”[⑨]

  

   对此,或许有人质疑这种“无物”且“非人”的生活是否会将一切主体(人)排除在生活之外。但在“生活儒学”看来,生活本身总是最源始地占有着一切主体。这就意味着一切主体并不在生活之外,反而总是以生活本身为源头才得以可能。换言之,生活本身非但不排除一切主体,而且是确立一切主体的大本大源。

  

   其次,“生活儒学”并不以“溯源”为目的,更没有因“溯源”而否认形上学理论的价值,而是以积极地“去生活”指向儒家形上学和形下学的重建。对此,黄先生特别声明“生活儒学”只是反对传统形而上学,而不是一切形而上学,并强调当今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形而上学,而在于需要怎样的形而上学”。[⑩]由此表明“生活儒学”根本不同于各种否定、拒斥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根本不认同所谓的“哲学终结”论和价值虚无主义的立场。

  

   之所以要重建,是因为“就在生活而言,生活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生活的意义,是我们去生活的建构:我们去生活,就是去构造意义。”[11]也就是说,由本源生活确立的主体需要去建构生活,改变生活,唯此生活才能成为有价值、有意义的存在。于是,主体性的建构也就成为建构生活、构造意义的关键,建构生活的意义实质就是确立主体的价值。我们看到,“生活儒学”已经展开了一种主体性的建构:其中“中国正义论”、“国民政治儒学”作为其形下学的展开,实质是一种相对主体性的建构,而“变易本体论”作为其形上学观念,实质是一种绝对主体性的建构。

  

   上述特质令“生活儒学”所言说的“生活”同时具有两种意味:一方面,本源的“在生活”揭示出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造就了主体;另一方面,主体的“去生活”彰显出主体对生活的改变。然“生活即是自由”,笔者据此便自然推出两种意味的“自由”:“在生活”是为本源自由、“去生活”是为主体自由。

  

   二、“在生活”:本源自由

  

   从生活本身看,即便是“去生活”也首先是一种生活实情,因此“去生活”也同样是“在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即是自由”表明如此这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自由。

  

   然而,自由总意味着某种选择、超越,生活本身又如何选择与超越呢?在本源生活的视域下,选择与超越首先并不是主体的选择、超越,而是生活本身如此这般的显现。用“生活儒学”的话来说:

  

   这种选择不是生活之外的“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在生活中”的选择;这种本源的选择不过是生活本身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本身就是选择。[12]

  

   超越并不是说我们从生活中抽身而去,并不是说我们居然能够超出生活之外。…… 本源意义的超越是人的自我超越;甚至说“人的自我超越”都是颇成问题的,因为超越并不以主体性的“人”为前提。…… 在本源上,超越之为超越,乃是生活本身的事情。[13]

  

   既然“自由是生活本身的自己如此”,[14] 而生活本身先行于任何存在者,作为主体的人尚未诞生。那就意味着生活本身作为自由是一种先行于主体的自由,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自由观念,可以称之为“本源自由”。不难发现,我们通常所指的自由是以某种主体为前提的,不论是经验生活中的政治自由,还是哲学上讲的意志自由都是如此,也就是主体自由。那么,本源自由与主体自由有何关系?本源自由的实质和意义何在?

  

   “生活儒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提供了一种启示地解答:

  

   而这种本源的自由并不是所谓“意志自由”;本源的自由并不以主体意志为前提,事情正好相反,主体意志只有以本源的自由为源泉才是可能的。主体意志乃是将生活对象化的结果,然而本源的生活并非任何主体的对象。所以生活儒学认为,意志自由也同样渊源于生活,即渊源于在生活中的本源的自由。[15]

  

   我们知道,哲学上讲的意志自由作为绝对主体自由,乃是政治自由等一切相对主体自由的本体依据,然意志自由也源于生活本身的本源自由,那就说明本源自由是一切主体自由的渊源。因此,本源自由与主体自由并不冲突,而是将主体自由孕育其中并使其得以可能,二者之间是一种哲学上的奠基关系。

  

   其实,当代西方存在主义的自由观念与本源自由观念多有相似。例如,祁克果认为自由就是指“生存的可能性”,但他所讲的“生存的可能性”却是上帝恩典的涌现,而“上帝”本身就是一个主体性观念。这意味着作为生存可能性的自由还是一种主体自由。再如,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自由乃是“让存在之行为状态”[16],它源始地占有着人而非相反,但他所谓的自由是作为“绽出之生存(Ek-sistenz)”,[17]而“绽出之生存”乃是“此在”的生存,这种“此在”与“在”本身的纠缠最终使其自由观念也难免主体自由的色彩。相较之下,本源自由更彻底地表达着作为存在本身、生活本身的自由。

  

   当然,无法否认的是,自由之“自”已经意味着自由的实质仍在于主体性问题。而本源自由作为前主体性的自由,是尚无任何主体存在的自由,也可以说是无所由之由。其实,这一观念表达的无非是生活本然如此的开放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本源自由确实还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更不是一种作为现实价值追求的自由。但我们依然不能据此否认本源自由观念的积极意义。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本源自由作为前主体性的自由,才能孕育一切可能的主体自由,才能成为一切主体自由之渊源。也就是说,本源自由实质乃是自由的本源,它所揭示的是“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也是先行于思考一切主体自由的最源始、最普遍的问题。故唯有以本源自由为源头,才能为主体自由的确立奠定最原初的基础,用“生活儒学”的话说就是“唯因我们从来就在生活,我们才可能去生活”[18]。

  

   三、“去生活”:主体自由

  

如前所说,“去生活”作为一种意义的构造必然意味着主体性的建构。在此,尚需声明的是,哲学上的主体并不限于“个体”主体(事实上,个体成为主体是由近现代哲学确立起来的主体观念),甚至未必指“人”,也可以指外在于人的“理念”、“上帝”或“天理”。[19] 但不论怎样,所谓主体总是指思想言行的主动者、能动者,同时也是社会的根本价值所在。这一特质决定了主体的在世状态必然是自由,否则也就不是主体。主体的存在是以主体性为根据,因此,主体的确立根本在于主体性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性的建构与主体自由的确立是同一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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