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经典:文本及其解读

——阅读法学经典的五重进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7 次 更新时间:2017-12-02 23: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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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劳生息死,问心无愧”。可历史无情,时间翻脸不认人,最终结果终究如斯,或许更糟,“排座次”有什么用?学界如战场,学者即战士,一将成名万骨枯。出个把文曲星,是以无数皓首穷经,却不曾闹出名堂的如我辈小型专家,层层叠叠,前赴后继,来垫底的呢!——还能怎么着,这些自以为是的什么博士生导师们,什么劳什子“跨世纪人才”,笑话?!

   因此,如果确有兴趣,题目一定要小而又小才好。时贤每多夸诞,表扬与自我表扬,也是时代风气使然。大法学家的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扣的。——倘若不待人笑,先已自笑,这便好些,从容多了。毕竟,读书写作的最高境界是孔夫子的“学而”!——天启的好奇,无功利的欣悦,整个人活在其中。

   似乎一晚上尽在引述名人名著,名人名言,云山雾罩,拉大旗作虎皮。好了,就此打住,言有尽而意未尽,供学弟学妹们深思,或者饭后笑笑。

   附:问答

   问:您的讲座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一个书评的写作方式,因为现在的法学书评都看不太懂,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作为一个博士生就是要把书原本的东西读到,刚才你的讲座让我意识到好多书我都没有精读。我的问题是您在讲座中涉及到德沃金和凯尔森,我最近在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法律和道德的客观性,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认识的,还有一个顺带的问题是您刚才提到的民粹主义,最近很多人都在提民粹主义,包括最新一期的《读书》就有对朗咸平的反思,认为他是民粹主义的表现。那么,什么是民粹主义?是不是替老百姓说话就是民粹主义?谢谢。

   答:谢谢你的提问。不过听了你的话以后,我也很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我所讲的阅读经典的方法是我个人认为在知识史、学术史和思想史方面,厘析前人智慧、添加己身心得、宏大文本意义,以层累地积攒意义,并由此赋予当下以意义的法律叙事之路。结果你老人家把他归结为写书评的办法,我便不禁很为自己悲哀了。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暂时尚无可得报告的定见,无以作答。关于第二个问题“民粹主义”,我可以多说一点。

   从西学传统来看,古典自由主义并不排斥精英政治,他们认为关于人世的治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无法控制这样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需要将大众的声音、精英的运作和贵族的风格结合在一起。据说,比方说英国的治道就体现出了这种风格。它的元老院或者说上议院展现贵族传统和皇室意志,而下议院是民选的,发出大众的声音,政府包括整个的文官系统体现为一种精英的运作。所以储安平曾经说英国的这种政体比美国政体要好,就是因为它把这三种力量统一、整合在一起。

   那么,民粹主义是什么呢?坊间最近有英人保罗·塔格特的《民粹主义》中译本,书后附有参考书目,颇资索引。简而言之,英文的populism一般译成民粹主义或者平民主义。牛津英文字典对民粹主义的解释是,“声称代表民众利益的一种政治”。基本上,它原本是相对于精英主义、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而言的,是一种声称代表普通人,即为大众、为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政治的取向。因此,民粹主义不仅是同精英政治相对立的,也是与上述英式政体格格不入的。

   民粹主义希望建立一种大众主权的简单化政治,倾向于常识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充斥着对于精英政治的怀疑,所谓“阴谋论”是它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也是它的一个极为敏感的心理死结。民粹主义将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唯一性地限定在大众的呼求之上,并且以此作为政治理念和政府管理的合法依据,甚至于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作为政治操纵的策略,以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很多情况下我们会遇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左翼利益和右翼利益,此地利益与彼地利益,农人利益与商人利益,草根利益与中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所谓利益集团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即以或者声称以草根集团的利益作为唯一合法依据,并据此判断来制定公共政策。如此,就必须使用“大词”,诸如“人民”、“人民的利益”、“我们人民”等等语汇,遂为高频率术语。

   因此,我们可以说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社会思潮,又是一种政治-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社会策略。其为一种政治-社会思潮,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展现出极端平民化的倾向,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并以此来臧否政治设置和社会制度,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为一种政治-社会运动,民粹主义主张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把普通大众的利益作为改革的目标归依,并将普通大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所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等,可以看作是民粹主义或者极端民粹主义的基本信条。既然是一种运动,必有领袖,因而民粹主义特别倾向于一种个人魅力型的权威主义领导人格;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策略,它动员、依靠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甚至常常诉诸街头政治,倾向于使用广场话语。因此,民粹可能会蕴育出民主,但却极易被政客半路打劫,而成为操弄民众情绪的工具,演化为民粹式的极权政治。所以,2000年版的柯林斯Collins英文字典将“民粹主义”解释为“一种基于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见的政治策略”,也就怪而不怪了。

   试看今日台岛的族群矛盾,即有民粹主义的影子。奥地利、法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右翼政党,赤裸裸的或者小心翼翼地操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话语技巧,出入于反移民、种族主义行动之间。而当今中国大陆的一些标榜自由主义的人文知识分子,无视具体问题的复杂性,置制度建设以调查研究为先导等等技术性要素于不顾,动辄诉诸民粹主义,虽然博得掌声,也具有在威权政治与商业利益共谋时代打开一扇窗口透气的积极作用,但却有可能不幸沦落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尴尬境地。司法改革幡下,群情激愤,一路激进,终至抵死到头,想推动都无法悄悄地推动,只好处于停顿状态,即为一例。毕竟,知识分子不能放弃批判的立场,保持距离的省视态度。而且,如此作业时不能径直将自己化约为“文人”,毫不顾及批判的效果,更不能将知识分子的有立场的批判不幸变成逞一时之能的自恋。情形常常是,一旦有事,需要付出,“文人”还是文人,或者说即刻还原为文人,辄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作壁上观,尽管甩手而去。可现实总需有人承当,无法甩手不管的。坚忍地担承,于守护原则的日常践履过程中,点滴地改变现状,需要的是默默无闻的奉献。无风头,有担承;少报偿,多委曲。理性而负责任的现代知识分子,区别于所谓文人之处,正在于此。

   事实上,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粹主义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下层人民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我觉得不仅是民粹主义的故乡俄国,民粹风炽的拉丁美洲,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很容易倾心于民粹倾向。中国帝制时代读书人的诗词,咏怀抒志,诸如在任总理常常借用的那两句,“苟利国家以生死,岂因祸福趋避之”,既是士大夫的担道情怀,同时也是“我为人民鼓与呼”这一新时代民粹意识的人民共和国版。

   问:您刚才说到大陆法系法学教育的系统传授体制可以缩短知识的传授时间,我不知道这是您个人观点还是德沃金的观点?在我看来,理论还是要在实践中去应用才能掌握。而且,民商法专业读这些经典又有什么用呢?

   答:你提的问题很深。我觉得,你此刻以提问方式呈现出来的文本,其语境正可谓一个时代思潮的反映。而如果对此进行“意义阐释”的话,不妨说,该思潮正是工商时代的心理与价值取舍,是此时此刻席卷中国而来的工商社会的价值理性的反映。

   此话怎讲?刚才你提到经典阅读的必要性和不必要性,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来看正如你所说的,我将来如果不从事学术研究,我为什么要读它呢?比方说我学的是民商法专业,我如果能把现有的民商法的教材和著作以及我为了完成民商法方面的博士论文所应阅读的资料基本上阅读完了,动笔写了,就算完成了学位所应内含的知识含量。而且,我将来要从事实践工作,读那么多的经典著作对我有什么意义呢?

   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实践工作通常是不会用到康德的。但是,问题在于另外一个方面,即如果说硕士学位尤其说是博士学位,它在现代的知识生产或者知识者的培训体制下,所起到的可予客观衡量的标准,它所内涵的知识、学术和思想的含量,均告诉我们,此人经过长期的学院派的训练,因此他达到了这个水准,意味着他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对于既有的成果有所传承,甚至有所拓展,而且意味着他为了进行这种传承和拓展,在学术训练过程对于相关的知识理论思想领域曾经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涉猎,非如此,他不可能有此传承和拓展,也对不住学位的要求。那么,我想一个人读硕士、博士阶段,除开专业领域的书籍,阅读经典,包括本专业的经典,就不仅仅是应当,而且是必需和必须了。比方说你学习民法,读萨维尼的著作应该说不算过分;比方说你学宪法,读狄冀的宪法学著作,乃至于读康德,也应该说是应当具备的知识;如果你学刑事法学的话,读一读贝卡利亚应当不算没用吧!所以,并非一定说必读康德,而且因为你要读康德,你要去读“三大批判”,而此生有涯,学也无涯,怎么能用有涯之生去穷尽无涯之知识呢!但是,作为学位本身所当含有的知识与学术内涵,一定量的经典阅读,却是应当而且必需的。总体来看,现在我们读书,好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一个直白的道理似乎并没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如果因为要从事“司法实践工作”,因而无需读经典的话,那么,我要说,正是因为从事“司法实践工作”,何必花费时间和金钱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呢?特别是读博士学位,纯粹是浪费。从事“司法实践工作”,本科学历和学力足够了。

   而且,攻读学位恐怕不仅仅是出于功利追求,同时是对于求知欲和好奇心的满足,有时甚至牵扯到某种“担道”性质的内容。这中间肯定会有矛盾的。在此情形下,在此过程中,我们怎么解决这样一个矛盾呢?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三年五年之内,出于完成学业的要求而读书,并无多少牵挂,也是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不矛盾了。不过,如果把读书完全看作是一种负担,而没有理性的欣悦,完全没有所谓一卷在手,今古对话这种“灯下时分,午夜场景,我心翱翔啊”等等的体验,我想那读书是很苦的。——此时发出“读还是不读,这不是一个问题”的感喟,也谈不上什么大不了。可是,一国“读书人”都无孔子的“学而”情性,岂不是很悲哀吗?——而且,“后果很严重!”啊!

   关于两大法系体制下的法律教育问题,我有些个人的看法。“兄弟在英国的时候”,曾经有过几年普通法体制下的学习经历,而且,我出国前一直在法学院打工,有将近十年的教龄,此前并有七年的法学院受教经历,所以对于中国法学教育的大概的流程不是了解不了解,而是亲身参予者。我想告诉学弟学妹们的是,普通法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没有办法的。总的感觉是,在普通法世界的法学教育体制下,经过三年或者四、五年的学习,可以获得对于此种法制的大致了解,很多东西必须要在实践中去印证,推翻或者是深化,经过一、两年的学徒,四、五年的见习,最后获得一个律师资格。实际上,近些年来,不少普通法的教科书采行大陆式的通论形式,不仅在于浓缩法律知识以便于传授,而且在于将知识体系化、系统化,从而方便接受。

这里有一个问题,似乎牵扯到东、西方的家庭制度、代际格局的差异。我有一个感觉,不仅仅是中国大陆,整个东亚,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韩国等等,我们的孩子们的成熟的年龄似乎要稍稍晚一些。西方人的自立要比我们早几年。在现有的体制下,一方面,以独立性、自立能力、心理独立等等指标衡量,我们的孩子似乎成熟较晚,另一方面,高中毕业即入读法学院学习法律,不啻强其所难。其好处是在一个人最需要知识,最需要培养他的人文关怀的时候,也是可能最具有理想主义的时候,他来法学院学习,从而有可能养育其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想和法律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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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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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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