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思想”论战

——试论陈映真小说《忠孝公园》的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1 次 更新时间:2017-11-27 22: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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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  
又如何自我定位?于是我们看到了,陈光兴不得不暂时搁置“阶级与反帝”的关切,将其放入“我们的主观世界”,而面对更“真实的主要的情绪矛盾”,因为这是“客观情势”所要求的。怎么理解“我们的主观世界”?它是跟“客观世界”对应,还是跟“情势”对应?“阶级与反帝”的问题与省籍问题,到底是怎样一个先后缓急的关系?这种混淆正意味着陈光兴自己的犹疑与困境。“省籍问题”的重要性到底在于它比“阶级与反帝”的问题更重要?还是更急切?当然两者可以兼而有之,但由于陈光兴措辞的模糊,我们只能确定后者的存在。由于政治动员的当下性与巨大的影响力,被动员的族群矛盾确实是左翼面临的紧迫难题。但问题是,怎么解决这种急切的问题?如何看待陈光兴对于右翼所擅长的感情动员这一阵地的抢夺的策略?只能在客观情势的迫使下搁置我们原有的议题?这是一种游击战术还是一种亦步亦趋?回应台湾现实问题固然是无可置疑的,但如果前提是放弃原本更大的认识框架与现实关切,这种即时的近身的战斗是不是同时导致了一种深度的近视效应?会不会造成自我定位的移动,甚至固步自封于对手所设定的安全线内?这些问题都是陈光兴的“大和解”无法回避的问题。

  

三、“阶级”与“族群”:台湾新老“左翼”的深刻对话


   “阶级与反帝”与“族群问题”,哪个是台湾左翼最重要的议题?这个比较化约的选择,可以说是台湾老左翼与新一代左翼的分水岭。陈映真的《“大和解”回应之五》以及《忠孝公园》是对《大和解?》的回应,殊不知《大和解?》同样是作为台湾新一代左翼陈光兴对台湾老左翼代表陈映真的一个回应。在《大和解?》一文中,在进入最终大和解问题讨论的一节之前,陈光兴提到了陈映真:

   “对这两个构造及其交错状态有批判性认识的论述在台湾不太多,陈映真先生是少有的、持续在反省的前辈,更是早期开始就一直以第三世界为参考坐标的理论家,他的小说、评论与各种形式的书写都影响到年青一代反叛性型知识分子的思想。但是在统独的争议的迫切性,以及台湾前几个时段的政治限制,殖民主义与冷战结构是严厉批判的对象,而不能放慢脚步让主观的情绪经验有得以呼吸的机会,能够摊在阳光下,在情绪情感的层次上来面对。”

   以冷战角度分析台湾、殖民主义与冷战的双重构造以及第三世界的视角,陈映真都是台湾知识界的先行者。同时,陈光兴也是台湾批判知识分子中最早认识到陈映真重要意义的人。赵刚在《求索·自序》说重读陈映真是源于陈光兴组织陈映真学术研讨会的机缘,但这绝不是巧合,正如陈光兴的质问:“在战后台湾,如果要寻找一种第三世界的思想资源,能绕得过陈映真吗?”当台湾的批判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归来的)开始对曾经以西方知识界为唯一的参考系有所反省时,必然会在回溯的路上碰到先行者陈映真。而开始对以东亚为主的知识状况进行探索的陈光兴是最早与陈映真“接头”的人。这迟来的“接头”,也从反面说明台湾“老左派”和陈光兴所谓台湾新一代左翼的断裂。在八十年代末,赵刚曾与陈映真见过一面,那时赵问了陈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怎么看民族主义,陈映真没回答。此时的赵刚作为“西左”,对民族主义保持着毫无弹性的反对,也对这个左翼前辈颇感失望。继承海外左翼传统的新一代学人普遍对陈映真并不看重,也无法理解陈映真为何仍然死守着早已过时的民族主义,自顾自地树立起自己的新旗帜。然而,西化的学院派批判知识分子在面对自己本土的问题时,纵有十八般理论的武艺,却难以解决真正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一困境?在地化、历史化、理论与历史真正的结合,不是用本土历史佐证西方理论,而是将自己的历史理论化。这是一个新的难题,即批判知识分子怎么进入历史?而这种进入往往是二次进入,就像赵刚读陈映真一样,是一个重读的过程。

   而早于《求索》十年前的《大和解?》,对于陈映真的理解还无法达到这样一种成熟的境界。从那段话来看,陈光兴对于陈映真还更多地是一种对老前辈单纯的致敬,而并没有继承陈映真及其所代表的台湾“老左派”的遗产。陈光兴更多的是不满于“老左派”所设定的讨论框架,而这种不满仍是出于立场与知识的相左,而非真正进入到“老左派”的历史脉络。所以,陈光兴的论文虽然看似沿着陈映真所开拓的“从冷战与殖民主义所造成长远历史效应的问题意识出发”,到头来却是对于冷战与殖民主义错综复杂的历史源流的板结与压缩。而历史一旦封闭,省籍问题就确确实实变成了一个此时此地的台湾内部问题,解决的途径只能寄希望于对立双方既往不咎,卸下历史重担,携手走向未来,而这个未来,也注定是“可欲的永远都将不会是现实的”。

   这种思路充分体现在对于日本想象的刻板描述上。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情绪结构矛盾是通过日本想象的中介,但本省人与外省人对于日本的想象中间也经过各种中介,包括对方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要清理两者情绪结构差异,单单把两者之间由于历史轨迹不同而造成的情绪层面上的不可通约性放入结构中,使双方意识到并超克之,却不追究这个刻板的日本想象本身所带有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放弃了进一步的分析与检讨。这是陈映真在回应文章中所着重批判的,省籍矛盾作为族群动员的利器,本身就是被主流政治激化,为蓝绿斗争格局服务的。陈光兴不去追索这个框架本身的建构过程,反而用另一套叙事将其固定下来。因此,在陈映真的回应文章中,首先质疑的是省籍矛盾的性质问题。这也是陈映真最不能赞同的地方——“这篇论文是在台湾‘省籍矛盾’是构造性的、稳定的、固定的矛盾这样一个前提上展开分析的。”把省籍问题作为一个结构问题,这个分析前提说明陈光兴并非要破除省籍问题的意识形态性,而正是要在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省籍对立框架下展开分析。

   在对省籍矛盾的性质重新界定之后,陈映真开始探讨陈光兴所说的造成省籍问题的历史过程,这是陈映真的另一个质疑。在陈光兴的论述中,围绕在省籍问题周围的一些被冷战形塑的意识形态观念并没得到检讨,包括台湾本省人对于日本作为殖民现代性代表的这种评价,外省人反共与反日的相克情形的忽视,国语对台湾话统治论的说法等等。这样一个了解只能是一个姿态,无法将之实体化,因为陈光兴的一些既定观念并没有得到在地的、历史的检验,仍然是在其原有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理论的运作。这种困境微妙地表征在其从英文稿的写作过程及由英文到中文稿翻译改写的痛苦过程中:“然而,文章一旦开始写,或许是分析对象选择的问题,就像自己在跑一样,早已溢出当初简单的思考方向:写成中文稿的过程也显示了在地感觉的关键位置,这些或许都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不是理论的介入可以处理地。”

   陈光兴的和解之道,看上去是历史化并坚持阶级的维度,是将情感问题推到台前,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路径。因为他刚开始有的“历史化”姿态只是一个萌芽,还无法充分回到具体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将冷战所形成的、长期的、未得到清理的意识形态效应通过历史真相的浮现来解开死结。所以,陈映真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质疑陈光兴,《大和解?》中对于日本殖民特殊论、殖民地现代化论及“国语”对“台湾语”的统治论等刻板印象不加检讨地承认,其效果反而加剧了族群间的裂缝,而克服之道应该是回到“具体的历史的细致研究,拨开迷雾,补充新的材料”之上。

  

四、陈映真的“大和解”:民族、阶级与人的复归

  

   在大致了解陈映真对于陈光兴《大和解?》札记式的回应后,我们再次回到小说中来。虽然陈映真不同意陈光兴将省籍问题放到情绪结构这个框架来讨论,但陈映真承认,陈光兴所探讨的由历史经验差异造成的主观感情线索差异确实存在,处理起来也相当复杂棘手。正是在“情绪结构”这一主观层面的考量下,陈映真才在回应文章的同时,进行小说《忠孝公园》的创作,以文学的形式来处理那些无法被化约的、毛茸茸的情感问题。陈映真从来没有漠视台湾的悲情历史,他只是不断强调,台湾的悲情要放在自身和区域历史的脉络中,而不是抽象地谈论悲情。那么,《忠孝公园》是如何回应《大和解?》的?陈映真如何把他的社会性质分析转化成小说的内在肌理?又如何在这样的骨架上坚持对“人”的关怀?

   我们可以试图从基本的层面,先将小说和论文进行一个简单的人物对应。毕竟在《大和解?》中,陈光兴也是以电影中的两个人物——底层本省人多桑和底层外省人门闩——作为分析焦点,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陈光兴意图创造的“大和解”,具体地说,即这两个人的大和解。那么,如果陈映真要回应陈光兴的“问题”,应该在小说中让多桑和门闩相遇,看看这两个人能不能大和解。但在《忠孝公园》中,我们发现主要人物的身份有所变动,可以说只变了一个,多桑的位置并没有大的变化,林标仍然是底层台湾本省人,另一个人物变成了上层外省人马正涛。虽然仍是“本省人+外省人”的配置,但由“底层本省人+底层外省人”变成了“底层本省人+上层外省人”,这两个人形成的结构已经超出了陈光兴所界定的底层内部谈和解的论述范围。这是陈映真对于《大和解?》讨论框架最大的改变——将对于省籍矛盾性质问题的质疑落实到小说中。那么,陈映真认为“多桑”与“门闩”之间不存在矛盾?在《忠孝公园》中,底层外省人“门闩”没有出现?

   人物的改变,并不是说陈映真意图让林标和马正涛进行大和解,他的目的仍然是“多桑”和“门闩”的“和解”。只不过,他否认握手言和式的天真姿态,而意在说明两人的大和解无法直接达成,必须经由某种中介。在《忠孝公园》中,“门闩”并没有消失,“多桑”与“门闩”的关系被陈映真放在了后台。太极拳班子中的四川老兵就是《大和解?》中的“门闩”。四川老兵作为忠孝公园的一员,从未出现在以忠孝公园为地点的情节中,而只在豆浆店出现。林标与四川老兵并没有正面的接触,是通过马正涛的视角来展现二人之间的“关系”。林标与日本的关系比多桑要复杂的多,他不仅长期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而且还作为日本兵战斗,而四川老兵当时是作为国民党军参加抗日,在战争时期,二者是敌我双方。所以,陈映真并没有掩盖底层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由于日本中介产生的矛盾,反而将其放置在一个更极端的情形中。那么,是否因此将其与外省老兵对立,认定双方“大和解”的不可能?陈光兴的和解之道是让双方不计前嫌,因为“前嫌”是被绑在民族主义框架内的自恋逻辑,只有克服民族国家框架,曾经的敌我双方才能休战。但底层内部这样一个干燥对立的状态,并不是一个正常状态。对于陈映真来说,之所以“多桑”和“门闩”、也即林标和四川老兵,无法达成和解,甚至说,之所以两人需要和解,正是由于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非真实的矛盾,只是他们自认为“真实”。在这种自以为“真实”的幻影下,两个人根本没办法沟通。

陈映真认为省籍问题是个意识形态,要破解省籍问题,必须回到台湾的社会性质上来看,让林标和四川老兵意识到超越他们恩怨情仇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矛盾。所以,在小说结构上,陈映真将所谓的省籍矛盾放在后台,让马正涛出场。四川老兵和林标虽然一个是外省人国民党兵,一个是本省人日本兵,但对于马正涛来说,并没有多大区别。叙述者进入马正涛的视角描述公园里练拳的林标是“每每一板一眼地做完一大套柔软体操才走”,四川老兵“不到一套拳打完,他就不张开他那紧闭的眼睛”。在马正涛的眼里,林标和四川老兵,这两个“敌我对立”的人在做操习惯上如此相似。从做操习惯能看出两个人都是简单执拗、不懂变通的“粗人”。这并非作者在描写上的词穷,而是借由马正涛的视角,将两个人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在当事人的眼里完全被省籍与对日本的情感所遮蔽,如果双方互相看,只能看到对立,其他的共同之处都会失焦。只有处于马正涛这个位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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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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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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