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思想”论战

——试论陈映真小说《忠孝公园》的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5 次 更新时间:2017-11-27 22: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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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  
也要在充分理解台湾的历史与现实上来谈。1996年接受黎湘萍采访时,陈映真就表示除了做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研究台湾史之外,想要开始重读台湾的文学,力图在文学与实践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张力。政论、社会科学研究、小说、都是陈映真思考的方式,那么文学作为陈映真思想过程的特别之处——也即“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在于文学的柔软和丰润,是社会科学的历史所无法呈现的。陈映真“放弃”文学又“重拾”文学,即是这种张力的显现。

   在九十年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远行”后,“陈映真文学”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将“文学”与“思想”重新整合,形成“思想剧”的大格局。尤其到了《忠孝公园》,其视野之宽广、架构之复杂,在当代台湾无人能够企及。小说成功地将台湾人日本兵林标和满洲国宪兵马正涛的经验压缩在一个编排巧妙的布局中,折射出台湾自日本殖民以来的近现代史,并以九十年代对台湾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为基底,从日本殖民至今的大历史和整个东亚区域空间两个维度铺展开来,反思二战时期以日本为核心,以伪满洲国、台湾、朝鲜为殖民地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地缘政治格局。相应的,我们的读法也要避免长久以来对陈映真“文学”与“思想”的切割所造成的误读,试图通过小说中故事、人物、情节等内容和形式跟陈映真的思想及其思想所对应的社会历史现实进行有机的整体性的联系,放慢镜头,打开小说中被压缩的的丰富性。

  

  

二、大和解的可能与不可能:《忠孝公园》的“论战时刻”

  

   2001年5月26日,台湾文化研究学会、《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清大亚太/文化研究所等团体在台湾大学共同主办了“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省籍问题中的灾难与希望”第四场文化批判论坛,刘纪蕙主持,廖朝阳、陈光兴提报论文,分别为《灾难与希望:从<古都>与<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看政治》与《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多桑〉与〈香蕉天堂〉殖民/冷战效应下省籍问题的情绪结构》(以下简称《大和解?》),邱贵芬、朱天心、宋泽莱及郑鸿生作为回应人。论文及回应文章均在以“大和解?”为专题的四十三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1.9)发表。除了以上四篇在会议上的回应记录之外,额外收录了一篇陈映真对于陈光兴论文的回应文章。在《台湾社会季刊》第四十三期上,陈光兴及其他回应文章的通过日期是6月15日,陈映真文章的收稿日期是6月15日(通过日期为7月21日)。而《忠孝公园》的是6月6日写完,修改后6月19日定稿。可见,《忠孝公园》与陈映真对于陈文的回应——《“大和解”回应之五》的写作时间是有重合的。

   之所以追踪《忠孝公园》的写作时间,并不是要对其作索隐式的解读,而是将《忠孝公园》放回到其原有的历史情景,看到《忠孝公园》作为一部“思想剧”所蕴含的具体的问题意识。可以说,《忠孝公园》与陈光兴论文的刺激有关,面对陈光兴的论文,小说作为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之一再次登场。通过《忠孝公园》这一具体的写作动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忠孝公园》是陈映真极具思想性的作品,其中一个的原因在于,这是他面对陈光兴抛出的省籍问题(及其设想的解决方式)的一个小说形式的直接回应,在陈映真小说一贯表现出的思想性之外,《忠孝公园》更具有论辩色彩,陈映真通过小说《忠孝公园》再次介入到关于“大和解”的思想论争之中。通过了解“大和解”讨论背景以及陈光兴文章,或许可以管中窥豹,作为打开小说的一条进路。

   《大和解?》的第一稿(英文)De-Cold War/Decolonization, or Modernity and Its Tear(《去冷战/去殖民,或现代性及其裂缝》)发表在2000年12月日本福冈举办的以“Transitional Era,Transformative Work”(转型时期,变革作品)为题的第二次亚际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上。2001年3月,陈光兴针对“《台湾论》”现象做出评论文章《日本想象的差异》,发表于《读书》杂志(2001.5),认为“《台湾论》”现象反映出的是两岸内部对于日本想象在感情与记忆上的差异。《大和解?》可以说是经由“《台湾论》”现象的中介,在英文稿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改写而成。论文以台湾电影《多桑》和《香蕉天堂》为分析对象,引入“情绪性的感情结构”的概念来说明本省人与外省人主观上不同的集体情绪结构如何造成了省籍冲突的情绪基础。

   《多桑》与《香蕉天堂》的主角多桑和门闩分别是本省人和外省人。通过陈光兴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省人和外省人分别受制于殖民主义与冷战两条不同的历史线索,产生了不同的集体情绪。本省人受到日本殖民主义这条结构线索的牵制,日据的殖民主义(1985-1945)是台湾本省人对于“日本”的基本记忆,而日本作为“现代性”的代表,造成了本省人“日本—台湾—大陆”的阶序,长期的殖民地历史以及战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使得本省人对于日本的情感十分复杂。而另一方面,外省人主要受制于冷战结构的轴线,日本的形象源于八年抗战(1937-1945)的负面形象,反日作为反帝最重要的一环毋庸置疑是中国当代民族主体的关键因素,因此外省人跟大陆人一样对于日本殖民主义没有身体性的认识,无法体会殖民主义在台湾所产生的复杂效应。通过对本省人与外省人主要历史记忆的厘清,陈光兴认为这两种历史经验的根本分歧,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结构——以对“日本”不同的想象为核心中介——是本省人与外省人之所以对立的情绪基础。据此,虽然本省人与外省人客观上都活在这两条轴线的纠缠之中,但在主观上却被各自的情绪结构牵制,没有交集,无法互相理解,甚至以自己的悲情经验为资本拒绝理解对方的悲情,由此造成了台湾社会内部各个层次上和解的不可能。而台湾主流政治对于这种僵持不但不去解决,反而将之激化并转化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省籍问题其实是政治动员最核心也是最无法曝光的深层禁忌,而这种动员手段主要是针对易受感情影响的底层。所以陈光兴选择了两个底层人物进行分析,其所谓的“大和解”,在这篇论文中,更确切的意思是底层的“大和解”。陈光兴认为要化解台湾内部各个层次的矛盾,不能只在政治和利益的层面上进行休战式的和解,而要在更深层的情绪层面上进行和解,底层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应该试图看到对方所不同轨迹的悲情历史,试图理解对方,这才是“大和解”的起点。

   通过《大和解?》及陈光兴在论坛上的发言,陈光兴作此文的初衷:化解被政治动员的省籍矛盾——“它就是被炒作成关键性的、主流的政治问题”,“搞省籍问题就是要让省籍问题解咒,让政治动员没有办法用省籍问题来动员。不讲的话就一直动嘛!” ——看上去起码完成了“一半”的任务:陈光兴的论文确实是把潜伏已久的省籍问题理论化,将之摆上学界的台面,打开了广阔的分析空间;但“另一半”——为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让人如此不满足?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回到论文本身的论述框架中——对于上层/底层,政治/生活,国家/人民,统独/省籍,物质基础/情绪基础进行区分——陈光兴一再强调他的论述范围是后者,而非前者。如陈光兴所化约的,主观上,本省人活在殖民主义的轴线中,外省人活在冷战的轴线中,这个框架有一定的解释力,尤其是在陈光兴做出以上的界定之后。也只有在这个预设下,省籍问题才能进入其“深层”腹地——集体性的情绪结构层面。如陈光兴所声称的,这恰恰是“主导性的社会矛盾”。对欲望及情感方面的分析,并不是左翼所擅长。而陈光兴要做的就是和右翼抢夺这个阵地。但经过这一系列的切割后,论文中所结晶出的省籍问题的“核心”,也只能在这个核心之中解决——寄希望于能够互相沟通和倾听的底层人民。

   陈光兴省籍和解之道真正的动力来源于对于国家与人民的切割。只有在这一前提下,陈光兴才敢于将暗涌于台湾社会中的省籍禁忌以一种承认的姿态表达出来。即使指出本省人与外省人历史经验上的不可通约性,通过对历史中“人”与“国家”的切割,无论是被殖民的本省人还是由冷战而离散的外省人,都能找到同样的对立面——国家。本省人与外省人主观上不同的情绪结构都是在民族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但这种通过将国家机器与人民区隔开来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国家”去历史的理解。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方便的切割确实有效地将“国家主义”作为历史之恶从底层人民身上清理出来,但是不是也将曾经为了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人放逐了?更后设地看,这也是部分台湾左翼难以克服的一种困境。

   陈光兴对于自己的困境有其自觉,但是这个自觉是有限度的。正是陈光兴对“外省人”身份的焦虑,才有了这样的结果——“被逼的在论辩中彻底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国族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彻底”、“反对一切形式”恰恰说明以左翼分子来重新定位,反对“外省人”身份政治标签暴力策略的失败。因为在台湾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所造成的压力下,这种左翼分子不得不绕过最危险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这种拒绝有意识地反对“外省人”的标签,但在无意识中,却正是由于“丢不掉的”身份的焦虑而深受其限制,不得不为了避开某些刻板印象而反其道行之。这种“反动”仍然是在省籍划分的框架中的“反动”,毋宁说,这种拒绝(或者说是自觉)反而是一种承认。这种左翼是在“客观情势”下被裁剪了的左翼,被裁剪掉的就是“民族主义”这部分。通过《大和解?》一文,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谓的在阶级的立场上谈问题,却是对于其阶级分析方式的背离——阶级分析在(否认)“国家”的门口停止了。陈映真在对陈文的回应文章中,特别对台湾左派无差别排斥民族主义现象做出了批评:

   “面对布什的新军事霸权主义的TMD、NMD体系和美日安保条约新指针、周边有事立法等,面对新围堵主义和新冷战的阴风四起之时,亚洲进步知识分子在反对美国与日本战争政策和霸权主义上有共同的战略。但在战术上,美国、日本的左派当然反对自己国家的、扩张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中国、韩半岛、台湾、菲律宾的左派;在受支配于新帝国主义及其威胁下,无区别地放弃和批判民族主义,岂不等同缴械!”

   这当然有台湾左翼的现实境遇原因,左翼在台湾的势力微弱,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让他们能够参与到现实政治的运作当中,更何谈进行社会变革。所以,并非是台湾左翼主动放弃“民族主义”的武器,而是台湾没有提供左翼能够“武装”的土壤。与日据时期的台湾左翼在日本残酷镇压下被迫掩盖其民族解放的诉求相比,以陈光兴为代表的台湾新一代左翼对“民族主义”的放弃是在无可奈何的条件下做出以“批判和否定”为姿态的“放弃”,其实质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保护策略。我们要理解陈光兴代表的部分台湾左翼的艰难处境,但并不代表我们认可他们,因为台湾左翼的处境也是台湾问题的另一个表征。陈光兴在论坛上提报论文之后,做了一个关于省籍问题自我表白。这段“掏心掏肺”的表白传达出陈光兴的困境:

   “省籍问题对我个人而言,一直是一个知道存在,但是很难直接面对的问题。作为台湾新一代的左翼分子,在我们的主观世界里,阶级与反帝的关切优先于族群问题,但这跟其他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样,客观情势迫使我们始终要面对社会中真实的主要的情绪矛盾。……主流的政治文化是将一切事物都以省籍/统独划分来定位。然而,对我们自己来说,这其实相当荒谬……回想起来是在这样的战局中,被对手——统独双方——界定了我这样的人必然的命运:拒绝外省人这种身份位置,而一直以左翼分子来自我定位,也因此被逼的在论辩中彻底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国族主义,特别是反动的族群民族主义,这也一直是我们最被批评的地方:我们无法恰当处理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

可以看出,在台湾主流的身份政治框架中,省籍问题的焦虑时时刻刻跟随着陈光兴。拒绝外省人的身份,以左翼分子来自我定位。如何拒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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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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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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