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明暗之间的生命记忆——读周志文教授随笔集《躲起来的孩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8 次 更新时间:2017-11-26 16: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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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 (进入专栏)  

  

   题记:人是尊重出来的,不是批评出来的。

  

   台湾大学中文系周志文教授的教育随笔集《躲起来的孩子》即将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本,他从海峡对岸来信嘱咐我为这本随笔集写一篇序言。这个来自学界前辈的嘱托让我诚惶诚恐,在我的“常识”观念里,书的序言一般都是长者为后学撰写来寄托殷殷期待,哪有反其道而行之的道理?再三推脱不过,被周先生的赤忱与坚韧所触动,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余生也晚,且孤陋寡闻,认识周先生还只是数年前的事情。那一年,周先生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一本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讲述其大学时代求学经历的《记忆之塔》。友人张彦武兄(《中国青年报》资深编辑、文化访谈记者)长期关注周先生在台湾的公共写作,且不遗余力推动或引介其著作在大陆出版(《同学少年》《家族合照》等)。彦武兄有一个很质朴而韧性的执念:那些具有丰厚而开阔的人文视野而又为人低调不太为读者所知的学者更需要媒体人、出版人的推介。(这些年他对王明珂教授、张新颖教授其人其学的推介也足为明证)。而我自己十余年来一直对搜集、阅读和评介华人世界的回忆录、口述史有强烈而内在的兴趣。因此就找来周先生刚出版的《记忆之塔》细细品读,获益良多,尤其是对周先生嫉恶如仇秉笔直书的公共写作态度大为赞赏,其对母校东吴大学等存在的问题与困境洞若观火,对人性在象牙塔之中的倾轧与污浊也体察入微,可以说相对于一般性对母校温情脉脉的记忆,周先生的这本回忆录弥漫着一种冷峻自持而深刻反思的基调。正是受此触动,我给《南都周刊》撰写了一篇书评《让记忆之光穿透象牙塔》,我在书评末尾写道:“这种不为尊者、亲者讳的写作态度,其实恰恰说明作者成为了台湾文化史上‘内在的他者’,是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值得赞许的回忆录形式。而那些涂脂抹粉的回忆,往往在矮化和窄化这些重要议题本来可以拓展的意义空间。”

  

   这篇小书评经彦武兄之手,又转到周先生处,自此素未谋面的我们就开始了通信往来,周先生在来信中对于台湾文化史上的“内在的他者”这一文化身份还是很有自我认同的。直到2015年5月下旬,我应邀赴台北中研院参加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与台史所联合举办的“历史的躁动:回忆、叙述与20世纪中期的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才得以与居住在南港的周先生初次谋面,周先生人如其文,不是那种一看温润如玉交浅言深的学者,而是清雅自持惜字如金的学者,甚至有一点点峻急冷静,不过,这丝毫不影响神交已久的我们在中研院的历史博物馆的边走边谈深入交流,其时我还特意叫上了华东师大在台北访学交流的两个同学,让他们也能亲炙周先生的学问与人格,他对此岸知识界的观察、反思与期许都让我感觉到一份文化的责任。临别时,周先生赠我在印刻出版的随笔集《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在即将出版的这册随笔集里,也有周先生谈艺术与音乐的一些散章,特别富有哲理的韵味与艺术的底蕴,可见周先生是自由徜徉于人文与艺术之间的,这让对艺术一窍不通的我大为歆羡且汗颜.回沪后,我们还偶尔通信联系,他还特别来信说可以就近多照顾在台北访学的两个大陆同学.在我这里是一直将周先生当作忘年之交的老朋友的。

  

   年初,周先生多年前的一篇刊发于台湾报章的旧文《躲起来的孩子》(这篇文章就成为这本讲述和探索教育理念的随笔集的书名之来源)在大陆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我也因此而得以读到。周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讲述其第一个女儿球球缓慢生长的成长故事,充满了来自学校、社会和教师的比较晦暗的生命记忆,以及作为父母是如何细心等待其长成的心路历程,对照大陆愈演愈烈的精英教育和应试教育(其实质就是一种只承认强者、胜利者而漠视失败者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模式和价值观念,培养出来的个体大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人格往往只会将同学、同事和同辈当作竞争者必欲取而代之而后快,而没有将同龄人当作陪伴者和分享者的人类意识),自然让读者深有共鸣。

  

   周先生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广为流传:“我常常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教育应给受教育者知识,这些知识应该是教导孩子发现自我、肯定自我,教育应该想办法造就一个人,而不是摧毁一个人,至少使他自得、使他快乐,而不是使他迷失、使他悲伤。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朝这方面进行呢?答案是正反都有,我们的教育,让‘正常的’、成绩好的学生得到鼓舞,使他们自信饱满,却使一些被视为‘不正常的’、成绩差的学生受到屈辱,让他们的自信荡然。凭良心讲,那些被轻视的‘不正常的’、成绩差的孩子比一般孩子是更需要教导,更需要关心的,然而我们的教育,却往往把这群更需要教育的孩子狠心的抛弃、不加任何眷顾。没有一个孩子是可以被放弃的,这一点家长和孩子都要记得,在教育的历程中,没有一个受教育的人是该被放弃的。父母放弃子女是错的,教师放弃学生是错的,而孩子本人,更没有理由放弃自己。”孔子尊崇有教无类,西方人强调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可这些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的世俗社会中往往证明了“善的脆弱性”,这个时代的精英并没有将教育者应该成为点亮每个孩子内心之光的燃灯者的理念,切实地在日常教育的场景与细节之中贯彻,我们似乎都只喜欢优秀而听话的好孩子,也就是无个性而只会刷题和配合学校的尖子生,这种观念和方式导致的就是社会和教育领域的高度单一化和扁平化,没有多元的碰撞和自由的生长,最后所形成的往往仅仅是一些欠缺内在灵魂的势利而孤独的成功者。长大成人以后,大多数往往就是韦伯所言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周先生在三月份与我通信谈及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时如此写道:“我们爱一个人,是爱他整个,不是单爱他的优点,当然有些缺点要改正,可是研究遗传学的人都知道,要改的如是天性,便会很慢。我觉得大都市里的好学校,都太重视效率了,对孩子造成压力,有时没有激发孩子潜能,反而害了他。举车子为例,有的车子开的慢,因为要负重,有的开的快,设计为跑车,但不能用来负重,各有特色,我们世界多元,其实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慢车比较更有用些,尤其路况不很好的地方。用欣赏的方式看周围的人吧,尤其是自己的孩子,有时要伸出援手,是给他信心,慢一点走,走得稳是好事。我是个个性急切的人,我对子女也有过苛的地方,一次我做梦责罚我的小女儿,她顶嘴我打了她一记耳光,想不到出力太大,我把她打死了,我大声呼叫号啕,被睡在旁的内人摇醒,啊,多幸福呀只是个噩梦,我便不再打骂孩子了”。这段话对苦恼于孩子教育问题的我也如同一剂清醒药。是啊,走得慢才能走得远,为什么我们总要作茧自缚急功近利而庸人自扰呢?现代人对子女教育乃至人生成功的焦虑,又有多少是真正关切孩子的生命之完整与精神之成长呢?

  

   周先生少年时代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甚至被母亲和教师经常体罚,也留过级,因此,他对于教育史上的失踪者的足迹与心灵史有一份痛彻于心而不忍无视的关切,也正是由此触发,他对于优等生文化更有一份深切的思考:“我们在教育的观念上还太‘单元’化,认为书读得好的人是好学生,书读得好的又以理工科成绩好的最受看重,因为他们未来的‘出路’更好。其实社会是个综合体,跟人完全一样,所谓健康,不专指筋肉,骨骼筋肉与精神的发展同样重要,每件器官在人身上都有贡献,没有谁重要谁次要的问题。”这种多元主义的价值立场和平等主义的自我意识,是当今中国稀缺的一种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跟随周先生的笔触去重温一个“不良少年”的成长史,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家长,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直截地说,我们所习惯去了解的往往是功成名就者的辉煌过去所蕴藏的成功经验,但其实那些具有创痛感甚至屈辱感的生命经验,若能正确审视与检讨,也能成为生命世界中有意义的源泉。讲述往昔生命中的“黑暗体验”,并将之转化为一种具有共通性的成长契机,这是周先生写作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最重要的一种文化自觉,而这种视角与意识恰恰是我们的阅读世界中相对匮乏的。周先生的少年时期经历了家庭的暴力、学校的暴力、留级的屈辱、教官的羞辱等各种难以言述的苦闷,稍有差池就几乎陷溺在难以自拔的沉沦之中,但幸亏一些偶然的机缘与自我的韧性,终于从偏离的轨道中又慢慢走回来。可以说,他的一生走了很多弯路或者用如今的话说就是犯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在世人的眼里,弯路和错误都是不必要的对生命的浪费,成长就应该是奔着一个高大上的目标经过精心计算的理性和有效的工具努力抵达的过程,这中间不能容许任何的差池和失误,更不允许一丝一毫的分心。而在周先生的生命经验中,这种价值观显然是大有问题的,而那些黑暗的体验经过适当转化也可以成为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换言之,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失败,关键是如何去理解失败与人生意义之开扩的关系。

  

   我不避繁冗,引述周先生在本書〈在我们的时代〉一文中的一段话来展现其生命意识的深邃与开阔:他說:

  

   生命中的许多意义,是要在很久之后才发现的。就以我初中留级的事来说,我后来能够从事学问,并不是我比别人多读了一年的书,那一年,我不但没有多读什么书,反而自怨自艾得厉害,其中还包含了一段自毁的经历,四周没有援手,幸好我平安渡过。然而那次‘沉沦’,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某些极为幽微但属于底蕴性的真实。譬如什么是假相什么是事实、哪些是背叛哪些是友谊、何者为屈辱何者为光荣,……那些表面上对比强烈而事实是纠葛不清的事物,都因这一阵混乱而重新形成了秩序。那秩序并不是黑白分明的,更不是像红灯止步绿灯通行的那么的当然,而是黑白红绿之间,多了许多中间色,有时中间色相混,又成了另个更中间的中间色。真理不见得越辩越明,而是越辩越多层,以前再简单不过的,后来变得复杂了,以前再简单不过的,后来变得复杂了,以前再明白不过的,后来变得晦暗了。我与我的亲人、朋友、老师与同学,人挤人的住在同一个世界,但每个人都活在不同的层面里,彼此各行其是,关系并不密切,人必须短暂跳脱,才看得出你与别人以及你与世界的关系,这层关系也许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么是非判然、黑白分明。当我眼前不再是红绿的灯号的时候,那状况让我欲行又止、欲止又行,我觉得进退失据的困顿与荒谬,但祁克果说,荒谬是真实的另一种称呼。

  

   我想起自己二十年前一度沉迷于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阅读,特别欣赏加缪所言的“人生不是要生活得最好,而是要生活得最多。”与周先生此处的微言大义略有相通之处,面对世界与人生的荒谬、痛苦与根本性的烦恼,不是转身逃匿,也不是整日哀叹,更不是做西西弗斯式徒然的奋斗,而是保持既介入又超然的有距离的态度,以行动的方式体察生活,以抽离的方式反观自我,将所有的毒药转化成养料,并活出时代的矛盾,这不正是一种卓然自持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吗?我曾经在个人随笔集《与民国相遇》的后记里写道:“对复杂性的认识、理解与接纳,或许是一个民族通过阅读历史走向心智成熟所必不可少的阶段。”从周先生的人生及其对之的反思来看,如何处理个体的“黑暗记忆”和“创伤经验”其实也是同等重要的,世人对此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避之唯恐不及,急于将之选择性遗忘,这就将那些生命中的尴尬、悖谬与难堪,轻易地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化解掉了,而没能有效地将之吸纳到生命意识之中。处理内在于生命与集体的黑暗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小至个人,大至社会和国家,莫不如此,这其实也就是用一种历史反思的态度走向和解的道路,而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太多的是辉煌与屈辱交织的近乎变态的集体心态,冷静而严肃的思考总是相对稀缺。

  

由此而引发周先生对现代教育的思考,我再引一段本書輯一周先生寫的〈附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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