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精神贵族还是知识工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7 次 更新时间:2017-11-26 16: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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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 (进入专栏)  

  

   3月15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的突然病故,让所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人都痛感惋惜,这一事件在中国知识界和媒体持续发酵,大陆以知识阶层为主要读者的《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都出版纪念专辑,哀悼和追怀这位逝世前已经出版学术专著4部,古籍整理著作1部,编纂著作3部的杰出青年学者。张晖身后留下弱妻稚子老父,更是让很多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当然,我们不能将张晖的病逝简化为职称、住房、收入等物质性指标,若如此则无疑是矮化和窄化了拥有广阔精神世界的张晖的学术生涯。但张晖在博士毕业后的这几年又确实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境地,这种焦虑敲骨吸髓般压榨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心力、体力与脑力。张晖在南京大学念书时的硕士导师张宏生教授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指张晖,引者注)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每一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感受到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助感,那是一种有所感觉,却又无法明言的东西。”这或许是每一个从校园走向社会的青年人都要面临的共同处境,但是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强大的或者极度超脱的(比如皈依佛门等),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与社会(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间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屈辱感。

  

   毫无疑问,张晖是一个内心精神世界强韧的个人。他曾在2012年底“六合丛书”新书发布会(他的随笔集《无声无光集》亦为其中一种)的演讲中感慨道:“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目前来讲,有识之士都已经感觉到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陈陈相因不说,选题僵硬没有生气、没有时代感,已经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的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更多的人却是在牢骚满腹中步履蹒跚地在学院中蹉跎一生。

  

   正如廉思的新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所呈现的那样,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的问卷调查,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虽说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之间会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数字仍旧让我们震惊,一个被誉为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的群体,本来应该是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群体,结果却普遍地将自己归位在社会中下层,归位为转型中国的“学术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态,如何可能在“金权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今日中国,为自己开创出一片自主的天空?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所谓中产的下流化)的知识群体,非但不会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苍生”的士大夫精神,也不会有丁文江1920年代在燕京大学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时倡导的精英意识,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会在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而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心态。就此而言,经济上的独立确实是人格独立的前提。

  

   正如社会学者应星在《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中指出的那样:“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被应星所批评的这种现象,确实是支配当代中国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基本逻辑。青年教师正是处于这种坚硬的现实之中。在这种数目字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就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更为隐蔽的是支配学院的具有压制性的文化模式和人际关系结构,应星对新三级的批评,也正在1950年代出生的较具自我反思精神的学者那里得到回应。学者许纪霖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在学术上和精神上要实现双重的突围何其困难!

  

   高校青年教师在这个体制化的过程之中,迅速地分化、分层甚至分道扬镳,一些人迅速地熟悉体制运作的逻辑,如鱼得水地在学院体制里“上行”,获取各种类型的课题、人才计划等,形成了良性循环,这其中有一些青年学者仍旧是对学术抱有敬意的个人,他们倡导一种布迪厄所言的“用国家的金钱,做独立的研究”,尽量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这种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体制的鼓励,另外一群人对课题、项目的运作逻辑或有高人指点豁然开朗,或者潜移默化无师自通,壮士断腕般与学生阶段的学术理想切割,迅速向课题指南之类倡导的所谓“应用性研究”靠拢,对于那些高度意识形态而学术含金量甚低的学术研究课题,照样乐此不疲地追逐。这是完全被“升官发财”的主流社会逻辑所渗透的一个群体,是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扫地的生产伪学术的体制知识分子。

  

   另外一部分学人对学院的体制化和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种本能性的心理抵触,也深刻地体认到了1990年代以后项目、课题管理体制对高校多元生态的破坏,对追求个性化生存和精神生活的知识人的煎逼。同样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一群体,却谨慎地将自己定位为学院体制的自甘边缘者,既非坚决而激烈地反抗这一套体制逻辑,也不是完全退出这个体制,他们追求一种在学院体制内最低限度的生存状态,除非最基本的学院指标,一般不太会主动去迎合学院体制的逻辑。正因为这种两头不靠的“中间物”状态,可能形成一种心智上的不确定感和焦灼感,这构成了一种难以规避的日常性损耗。这群人或者通过其他的方法(比如兼职、培训、撰稿等)来谋求基本的生活,或者干脆就将生活尽量地简化。这部分青年教师,毫无疑问面临着物质生活较大的压力,在上述春风得意的青年教师的映衬之下,他们在物质生活、学院内的知名度和成功指标等各方面都有强烈的落差,一些人尽管生活也还过得去,但却逐渐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或者一种愤愤不平之感。学院是知识人扎堆的地方,尊严与面子等都非常重要。若衡量一个青年知识人成败的指标高度同质化,那么生活在学院的青年教师的人生意义来源也就势必单一化,而在分化与分层的大背景之下,能够获得体制内巨大资源的个体往往是少数,这就难免造成学院体制内一个巨大的“失意者”群体。

  

   还有一个为数极少的群体,就是干脆对学院体制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消极态度,他们完全沉浸在学术所建构的人文世界之中,而将那些以学术换取“稻粱”的人视为不耻之徒。自然,这个群体的人都是内心世界特别强大的个人,他们注重的是大学原本意义上的精神使命,是学术薪火相传之地,他们是一群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纪念辞中所指出的那样一种“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读书人,这群人是跑马圈地甚嚣尘上的学院空间内的一群真正意义上的苏格拉底式爱智者,他们怀抱“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态度,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理想,而且这群人往往在高校不合时宜地重视教学,重视与学生之间的心智交流,他们将教学的意义看得更重要,而教学在当今的大学评价机制里往往显得并不太重要。或许正因为此,当旅法华人赵越胜追怀其老师周辅成先生的《燃灯者》一文发表之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弦诵不绝。赵越胜在文中的这段话更是触目地映照了当今中国大学异化了的师生关系和学院生态:“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分。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这样的人格,正如上引应星对当今学界的批评那样,几乎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绝唱了!阿伦特曾经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指出:“人文主义是有教养心灵的产物,是一种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的态度。……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罗马人,这些最早以我们讨论的方式认真对待文化的人,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当是: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当大学出现之后,高等学府就取代了传统私塾、书院等成为孕育人文主义者的精神家园,“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是一个有志于学的人应该具有的价值立场,他们不应该是一群被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裹挟的失意者,也不应该是一群疯狂争抢体制资源而丧失了自我变得面目全非的人,他们应该是一群有着美感和趣味的审慎的爱智者。这种人在当今中国的大学真如凤毛麟角幽眇难寻。

  

当今中国大学对知识分子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正如应星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是非常有效的,它构成一种与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更不要说民国大学)完全不同的学院文化,后者往往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同人共同体,自由散漫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互交融,学术和文化生活被赋予一定的神圣感,虽然那时候也常有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压制,可是这种压制恰恰在知识人尤其是青年知识人引起强烈的反弹,反抗政治压制构成自我证成的特殊渠道,而在这种既疏离又反抗体制的集体心态中,形成的是一种相对松弛而自足的精神世界。1990年代以后的学院体制,完全以另一种面目呈现,高压性的政治管控开始隐性化,而以各种有政治倾向性(或者强调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倡导去政治化的学术研究比如史学倾斜于文献整理的学术计划)的课题、项目、计划来系统性地诱惑青年知识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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