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保温杯、许知远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 次 更新时间:2017-11-26 16: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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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 (进入专栏)  

  

   从对手持泡枸杞的保温杯的“中年人”的调侃嘲讽,到新近这一轮对于70后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许知远的网络狂欢式的攻击与谩骂,形成了这段时间最令人瞩目的一种以年龄和视野为划分人群标准的社会文化现象,简而言之,无论是中年危机的自我表露,还是对于危机中的中年人的冷嘲热讽,都在折射一种出基于年龄、身体以及由此而来的攫取新资讯、信息,以及对于这个时代最流行的社会文化议题的代入能力的优势,而对于身处中年而身体与心灵貌似都处于疲软、凝固和刻板态势的一代人的“青春优越感”。那么,青春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是自然年龄的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展示吗?还是意味着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状况与体制有一种内在的批判性视野,并且这种批判性同时也指向对自我的深度反省?青春仅仅是跟流行文化衔接紧密的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荷尔蒙分泌吗?就像双双崩盘的青春偶像的两端韩寒与郭敬明现象所隐喻的那样?

  

   无论是清末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还是五四新文化酝酿而出的新青年,或者之后的革命青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在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进化论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一种民族国家危机时刻的青春崇拜症。青春既是李大钊的名篇《青春》所热烈歌颂而被寄予厚望的存在,他及那一代追求进步的知识人认为要想青春之中华降临华夏就必须让老人和中年人退出历史舞台,给青年人腾挪出社会文化和政治表达空间,新旧之间势不两立。政党领导的革命尤其注重发掘青年人所蕴藏的巨大政治能量,掌控新式报刊和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也特别注重吸纳具有社会改造理想的文学青年加盟其中。这就从晚清民国开始形成了一种极为强烈的青年崇拜现象,也就是社会学家陈映芳教授在《“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中所解析的那样,青年被赋予了一种巨大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使命,负荷了也许不该承担的过度社会角色。这对于崇尚经验与积累也因此尊奉老者的中国文化传统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逆转,也就意味着在青年与中年人之间,发生了一种朝向未来而割裂过去的“权势转移”,在这种进步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的论述之下,青年人嘲弄中年人,中年人挖苦老年人,就形成了一种在代际之间的类似于人类学家王明珂所分析的“一截骂一截”现象。但请注意,青春文化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对于具有极大的社会改造能量甚至破坏力的青年群体,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中,社会各界尤其是政治力量也特别注重防范、规训乃至吸纳,正如已故台湾学者黄金麟的分析所展现的那样,对身体的管控与规训是新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一环,而这种规训毫无疑问也会培养一种顺服甚至依赖于体制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回到将保温杯与许知远这个话题上来,就会发现这本来是两个并不相关甚至相反的存在,却悖论般被扭合在几乎同一个时代刷爆公共议题。保温杯所隐喻的是“苟利身体生死以”的养生主义,折射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乃至一种温吞吞状态。而许知远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最不合时宜的人之一了,他身上弥漫着强烈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在20世纪反精英主义的革命文化的映照之下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而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将自身安置在精神舒适区的伪贵族,他是一个对这个时代充满不满、愤怒和不屑的人文主义者(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对于过去失落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情趣有一种怀旧的迷恋),他貌似从来没想过在与这个时代和解的假面舞会中实现对自我的宽恕与接纳,或与国家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双重调情,因此在公众视野之中,他就成了一个长不大的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的“任性的孩子”,这种不合时宜的文化和道德形象在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中曾经是被热烈肯定的一种状态,也正合乎萨义德对知识分子应该是永远的边缘人、不合时宜的批判者和业余写作者状态的定义。可如今在公共空间急剧窄化和公共文化迅速衰落的当下,与之相链接的文化形象和知识者态度,都成为被这个时代的主流人群(包括价值观的主流和号称代表青年的主流)解构的对象。

  

   何为真正的青春意识?青春注定是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捆绑在一起的吗?青春仅仅是一种力的社会存在吗?还是说青春同时也应该容纳多元、反省、开放与世界主义的视野?在我看来,将青春简单地界定为代际更替呈现出的后发优势,以及在媒体更替中出现的年龄优势和新媒体运用能力,是一种最简化、最方便但也最可笑的方式。一个八十岁的身体里,极可能蕴藏着一颗十八岁的灵魂,而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却很可能具有垂垂老矣因循守旧的心态。我记得二十年前读过一篇五四新文化作家梁遇春的散文谈“天真”这个话题,他的大意是赞美儿童的天真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儿童少不经事,天真烂漫就如混沌未开,如蒋方舟所言“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只能说是一种未经检验的自然天性,而一个中年人,在历经了许多人间沧桑甚至苦难之后,仍旧对于梦想、正义、平等、未来和人心怀抱着一种谨慎乐观的期待,在待人接物之中有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自然心态,仍旧对人世间一切美好而良善的存在怀抱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天真”。即使被这个世界伤害得遍体鳞伤,仍旧无怨无悔地如阿伦特所言介入这个世界,去积极地行动,去友善地关切,去试图改变,去爱这个世界,在内心里没有怨恨,也没有高高在上的道德和知识优越感,换言之,这样一个人在情感经验上能够与这个世界保持感通的状态,如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是与己相关的,在逻辑上能够认知自我的局限并保持一种对于新知和新视野的汲取能力。这或许才是一种真正的“青春精神”。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自己跟好些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美国学者托尼 朱特。朱特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之一,留下了《战后欧洲史》、《责任的重负》、《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未竟的往昔: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沉疴遍地》等杰出作品,在患上罕见疾病渐冻人症几乎无任何行动能力之后,还留下与朋友斯奈德对谈和反思20世纪的历史与政治的经典《思虑二十世纪》,这本最后的对谈集所展现的思考视野、反省力度、历史认知和道德关切,在我看来所彰显的恰恰是一种当代中国知识界和社会最需要的“思想青春”。钱理群教授2002年从北大退休之后,写出了《我的精神自传》、《岁月沧桑》等一系列卓越的著作,我两次到北京昌平他的寓所聊天对谈,感觉到的完全不是一个年近八十垂垂老矣的学者的面貌,而是一种对研究、反思与重现20世纪中国历史充满了一种理想激情的“思想青春者”,这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更代表了一种“青春的状态”,也就是一种在切实的历史视野与在地的现实关切之中,将自我的感性生命存在与学术写作内在融合的一种饱满、深刻而具有力度的精神状态。正如作家陈冠中所言,在这个沉疴遍地狼烟四起的世界,能够活出时代的矛盾,将所有的毒药转化成养料,并孜孜不倦地追求自我的心灵建设与知识视野更新的人,就是一种真正的青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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