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生命美学:“我将归来开放”

——重返八十年代美学现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4 次 更新时间:2017-11-23 14: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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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本文系全国唯一美学月刊《美与时代》的约稿,为2018年该刊举办的将在该刊持续一年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生命美学专题”讨论而专门撰写。

  

   一

  

   三十三年前的现在,1985年,当我在《美与当代人》(现在的《美与时代》)1985年1期发表自己的关于生命美学的最初思考的时候,无疑并没有想到直到三十三年后的2018年,人们还会记得生命美学,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关注生命美学,甚至,现在还会把生命美学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学界的重要成果来加以纪念。

  

   鉴于我从2001年开始,大约在十几年中都没有涉足过美学界,因此确实也不太清楚生命美学的具体发展状况。不过,借助范藻教授登陆国家图书馆的查询结果,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生命美学在国内已经有众多学者参与讨论,四十年中,这些学者们一共出版了58本书,发表了2200篇论文(2014年林早副教授在《学术月刊》也曾经撰文做过类似的介绍),对比一下实践美学的29本书、3300篇论文,实践存在论的8本书和450篇论文,新实践美学的8本书、450篇论文,和谐美学的12本书、1900篇论文,我觉得,应该说,这是生命美学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一个不错的成绩。

  

   后来,我又看到,范藻教授曾为此而专门撰文,将生命美学称之为“崛起的美学新学派”,文章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4日。

  

   当然,根据论著与论文数量的统计来判断某一美学主张的兴衰,其实也只能是众多评价标准中的一种,有长处,但是肯定也有短处,因此只能提供某种参考,不宜过分依赖。至于“美学新学派”,其实也只能视作对于生命美学众多提倡者的辛勤工作的某种表彰,无疑,一个真正的美学学派的出现,可能还有待于未来。但是,范藻教授的查询结果以及对于生命美学的肯定,却毕竟是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来所有致力于生命美学研究的学者的探索与努力的一个鼓励。联想到三十三年前,我在《美与当代人》1985年第1期发表《美学何处去》、在《百科知识》1990年第8期发表《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界》(它同时是我1990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的美学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以及在1991年我出版《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时候,“生命美学”在国内还是一个十分生疏的术语,但是,仅仅在三十三年中,关于生命美学,却已经出现了58本书、2200篇论文,这确实令人欣慰!

  

   当然,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国内学界对于生命美学的鼓励。并且,这鼓励其实在生命美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又是始终就存在的。例如,早在1991年我的《生命美学》出版以后,著名美学家劳承万教授(湛江师范学院前中文系主任)就在《社会科学家》1994年5期发表了名为《当代美学起航的信号》的文章,预言说:生命美学“是当代中国美学起航的信号”。同时,阎国忠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在《文艺研究》在1994年1期《第四届全国美学会议综述》中也说:"生命美学的出现对于超越建国之后先后占据主导地位的认识论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自身局限”“有积极意义”。

  

   继而,著名美学家阎国忠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导)也在他的《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指出:“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坚实地奠定在生命本体论的基础上,全部立论都是围绕审美是一种最高的生命活动这一命题展开的,因此保持理论自身的一贯性与严整性。比较实践美学,它更有资格被称之为一个逻辑体系。”(第410页)又说: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当代美学从实践美学时期向后实践美学时期转换。后实践美学时期“比较重要和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出现了……‘生命美学’……等等。美学于此脱出了实践美学的‘襁褓’,而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势。”(第410页)“事实上,实践美学确实遇到不少问题,这一点不仅李泽厚意识到了,其他许多学者也感到了,正是这个缘故,所以……‘生命美学’……等等先后问世,美学确实……开始脱离了‘实践美学’的襁褓,跨入了新的探索时期。”(第466页)因此,实践美学“即将成为过去的风景”,“它作为一种美学思考,无疑已经过去了。但是它的生命已注入进美学的肌体中,成为它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它本身虽然没有超出古典美学的范围,但是它却培育了超出古典美学的若干现代因素,从而使我国美学迅速地跨进到二十世纪及二十一世纪成为可能。所谓……生命美学……的提出,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第410页)

  

   一年后,著名美学家阎国忠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又在《文艺研究》1997年1期(又载人大《美学》复印资料1997年3期)发表了名为《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的长篇论文。他认为: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虽然也涉及哲学基础方面问题,但主要是围绕美学自身问题展开的,是真正的美学论争,因此,这场论争同时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完全确立。”

  

   然后,又在两年以后,著名美学家阎国忠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又在《美学百年·序》(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0月13日)中说:“中国需要美学,而且百年来已建构和发展了自己的美学。从王国维的以‘境界’为核心概念的美学,到宗白华、朱光潜、吕荧等的以美感态度或美感经验为核心概念的美学,蔡仪的以典型为核心概念的美学,到李泽厚、蒋孔阳等的以‘实践’为基础概念的美学,再到周来祥的以‘和谐’为核心概念的美学以及另一些人主张的以‘生命’或‘存在’为基础概念的美学,中国至少已形成了六、七种模式,且各有其独特贡献。”

  

   对于生命美学,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山东大学教授、博导)的看法也十分类似。他在《光明日报》1997年2月12日撰文称:“实践美学应为自由美学,后实践美学应为生命美学……”随后,他又在《新中国美学50年》(载《文史哲》2000年第四期)中说:“随着朱光潜、蔡仪、吕荧等老一辈的相继去世,随着美学探讨的发展,美坛上也由老四派发展为自由说、和谐说、生命美学说等新三派。”对此,倘若我们参照一下由今日中国哲学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今日中国哲学》,不难发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学,该书也同样是选编了三种不同的美学观点,即美是和谐说、美是自由说、美是生命说。(参见《今日中国哲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39页、702页)。并且指出:“……当然对美的本质还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但当今美坛主要的有这三大派别,大概已逐步趋于共识。”

  

   还有,著名美学家陈望衡(武汉大学教授、博导)在《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也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生命美学是中国20世纪的五大美学本体论之一,生命美学是一种普遍能认同的美学,80年代末,在批判实践美学的各种言论中,潘知常先生提出了生命美学。”

  

   国内的关于二十世纪美学史的研究方面的著作与论文,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把对于生命美学的研究列入其中,做了专章、专节与专门的介绍、评价,据不完全统计,例如,阎国忠的《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阎国忠的《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陈望衡的《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戴阿宝等的《问题与立场——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薛富兴的《分化与突围——中国美学1949-2000》(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三平的《美学惆怅——中国美学原理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章辉的《实践美学——历史谱系与理论终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郭勇健的《中国当代美学论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

  

   同时,国内的《光明日报》也曾经在1998与2000年两次开设过生命美学的研究专栏,《学术月刊》在2002、2004、2014年也有过三次集中发表了三组关于生命美学的文章,刘再复、阎国忠、杨春时、张弘、林岗、潘知常、封孝伦、刘成纪、阎翔林、刘强、林早等均纷纷撰文参与。刘再复、林岗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潘知常“从美学领域提出应该接续上世纪初由王国维、鲁迅开创的生命美学的‘一线血脉’,并且反思这‘一线血脉’被中断之后给美学进一步发展造成的困境;为开解这个困境,只有引入西方信仰之维、爱之维,才能完成美学新的‘凤凰涅磐’。他的看法非常有见地,切中问题的要害。他的论文,与笔者多年的看法,不谋而合;从不同的问题出发,竟然得到相近的结论。笔者极其希望这种有益的学术探讨带来更大的收获。” 2015年,《贵州大学学报》也专门开设了生命美学的研究专栏。在2016年开设生命美学专栏的还有:《四川文理学院学报》,这无疑都是对于生命美学的呼应与支持。201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展示美学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重要成果,作为生命美学的诞生地,《美与时代》杂志社也将全年举办关于生命美学的专题讨论。

  

   与生命美学的研究相关,我的《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一文分为上中下三篇,约4.5万字,在《上海文化》2015年8、10、12期刊出后,也已经引起较大反响,《上海文化》为此开辟了专门的讨论专栏,迄今为止已经发表了十几篇著名专家例如陈伯海教授、阎国忠教授等撰写的讨论文章。随后,2016年3月6日,由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四观书院、《上海文化》等单位发起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专门就我的《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一文展开讨论,任登第、阎国忠、毛佩琦、宋澎、李景林、孟宪实、郭英剑、牛宏宝、刘成纪、摩罗、郭家宏、周易玄、王一、潘知常教授等出席。2016年 4月16日,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学术月刊》编辑部、《上海文化》编辑部再次召开学术讨论会,展开相关的学术讨论。陈伯海、高瑞泉、陈卫平、李向平、李天纲、王杰、许明、毛时安、胡慧林、杨剑龙、王振复、陶飞亚、方汉文、包亚明、张曦、叶祝弟、潘知常教授等出席。与此同时,著名经济学家赵晓教授还在评论文章中对我的论文予以鼓励,指出:“这篇文章让我感觉到潘教授实乃人中翘楚、不可方物。”“或许有一天,潘教授能把神学、美学与哲学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奥古斯丁。”“潘教授一系列哲学、美学与信仰的文章,相当了不起、非常有力量。如果潘教授在信仰上有经历和实践,在知识上有神学、哲学和美学的打通,那他很可能会是中国奥古斯丁式的人物。”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借助生命美学的基本设想去剖析中国美学精神所置身的社会环境时,我所提出的定律——“塔西佗陷阱”(参见潘知常:《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的第25页(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1版,2016年第2版),也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反响。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的讲话中也提到了“塔西佗陷阱”。随之,国内的媒体更是把“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并列,作为我们国家要避免坠入的三个“陷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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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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