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生命美学:“我将归来开放”

——重返八十年代美学现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3 次 更新时间:2017-11-23 14: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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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高尔泰先生的《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一文是最早批评实践美学的“积淀说”的,时间早在1983年第5期的《当代文艺思潮》。而我本人也早在1985年就发表了《美学何处去》,又在1990年发表了《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界》(《百科知识》1990年8期)。倘若以最早批评实践美学并且提出美学新说而论,这几篇文章无疑才是目前公认的最早的经典文献(同时,我在1989年出版的《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里已经提出“美是自由的境界”、“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应该是以研究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存状态之间关系为核心的美学”、“文学艺术具有比反映重要得多的使命,职能,这使命、这职能就在于文学艺术是人类生存的世界,是此在的世界,与科学和伦理相比较,文学艺术更深地触及了人类的生存之根。”见该书第4、336页)。

  

   再如,我看到有学者以陈炎先生发表在《学术月刊》1993年第5期的《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一文作为国内美学界批评实践美学并提出美学新说的起点。这无疑也并无根据。陈炎先生的文章固然有其历史地位,但是,高尔泰先生以及我本人发表同类文章的时间,都要比他早得多。而且,高尔泰先生的《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是1986年出版的,我的《生命美学》一书是1991年出版的,因此即便是批评实践美学并提出美学新说的专著也都早于陈炎先生的那篇批评文章。显然,以陈炎先生的那篇文章作为国内美学界第一个引发对于实践美学的批评的开端,在美学界无疑可能很难服众,更可能会引起学术争鸣。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以来中国当代美学可以划分为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含实践存在论)三个阶段。遗憾的是,这种划分无疑是十分草率的。无疑,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构成了对立,因此可以以“后”来区分,但是“新实践美学” (含实践存在论)与“实践美学”却并不存在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一点,从它们彼此之间都没有离开“实践”二字,就可以看出。因此,新实践美学(含实践存在论)无疑有其自身的贡献,但是断言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全新的美学,显然是不妥当的,也是对于美学基本理论的论争的真实情况若明若暗的真实反映。何况,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两者都已经完全冲破了自身的门户,各自都有广泛意义的大批拥护者,但是,新实践美学(含实践存在论)却远没有达到这一水准,它们没有例外都主要尚仅仅只是在师生几个人之间口耳相传。一般都是老师带领自己的几个学生写几本相同主题的专著,然后往往都是老师还在继续深入思考,但是弟子们却大多没有再更多地去加以关注。这当然与“开辟美学新阶段”这一历史界定相差得还比较远。平心而论,师生们共同努力,写出同一主题的若干专著,确实令人敬重,也值得点赞,但是要开辟“美学新阶段”,毕竟还需要师门之外的广泛意义上的大批学者的赞同、支持与参加,否则,中国的“美学新阶段”的标准是否也有点太低了,而且是否也界定得太随意了?在这里,不妨就以生命美学为例,仅仅以参与人数的之广泛,应该就不是实践美学之外的其它种种美学所可以比拟的。坦率而言,不是师生结盟,而是学术界自由组合,而且是众多学者自愿参加,这在中国,目前还只有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可以做到。就生命美学而言,据范藻教授统计,过去写作过力主生命美学的美学专著的,也最少就有潘知常、封孝伦、范藻、黎启全、陈伯海、朱良志、姚全兴、成复旺、雷体沛、周殿富、陈德礼、王晓华、王庆杰、刘伟、王凯、文洁华、叶澜、熊芳芳……等等,当然,他们的研究角度各异,内容也各有不同,甚至对于生命美学的定义也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关注“人的生命及其意义”、关注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命活动之间的结盟这一点上,他们却又是高度一致的。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伯海先生,他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大家,但是却由古代文学研究的感悟进而力主生命美学,无疑是对于生命美学的重要支持。至于写作过关于生命美学的论文的,那参加的作者更是应该以百(人次)记、以千(人次)计了,例如,其中就包括著名哲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俞吾金教授,他在2000年的《学术月刊》上发表的《美学研究新论》一文,就明确提出了美学研究要“回到生命”以及“美在生命”的基本看法,俞吾金教授是哲学研究的大家,他从哲学研究的感悟进而力主生命美学,同样是对于生命美学的重要支持。显然,这种来自其他学科的著名学者的旗帜鲜明的支持的情况,不要说是新实践美学(含实践存在论),即便是实践美学,也并不多见。也因此,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美学的发展,正确的说法,应该就是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至于新实践美学(含实践存在论)则只是属于实践美学本身的自我弥补与拓展,仍旧应该隶属于实践美学本身。还有后来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活美学、文化美学等,则全都应该属于美学的部门美学的深入拓展。它们与美学基本理论的拓展、争鸣没有关系,也无法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讨论、争鸣并列。因此,自然也就无法轻易地被赞誉为美学发展的新阶段了。

  

   就以近年来十分热门的生态美学而言,一般而言,国内美学界把生态美学的诞生界定在2003年。但是,就是2003年才迟迟诞生的生态美学,却每每认为自己开创了全新的美学理论。为此,它竟然一再强调自己的对于实践美学的在根本观念上的突破,例如,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例如,对于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关注,例如,从传统认识论到当代存在论的转型,例如,从工具理性世界观转向生态世界观,例如,从主客二分转向有机整体,例如,从“人化的自然”到“人与自然的共生”,例如,从人对自然的审美态度的单纯审美观到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并且,也还一再提示,这一切都是它为美学研究所提供的“新发展,新视角、新延伸和新立场”,但是,大凡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学历程稍有了解的学者都应该知道,其实,在与实践美学的商榷中,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上述“新发展,新视角、新延伸和新立场”,在后实践美学(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的出场中就已经被率先标举,并已经被国内美学界所广泛接受,而且,在后实践美学之外,在其他美学家的论述中,例如张世英先生、叶朗先生,等等,也早已频繁涉及。因此,作为在时间上明显远远晚于后实践美学以及众多美学家的讨论的生态美学的提出者,无视实践美学之后的众多美学成果,也不去从实践美学之后的众多美学成果接着讲,而是干脆直接越过这一切成果,仍旧去接着早已被后实践美学以及众多美学家已经批评了一二十年的实践美学的早期缺憾去评说,并且在此基础上去提出自己的“新发展,新视角、新延伸和新立场”,并且完成自己的“生态学转向”,从而,进而把自己的生态美学与前此在国内提出美学观新说的实践美学、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等去并列起来,应该说,是证据完全不足的,而且也是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的。

  

   进而,即便是提出生态美学,也无疑并不能就自我表彰,把自己标榜为所谓的美学新说。因为生态美学仅仅涉及了人与环境的关系,远远未能涵盖美学基本理论的全部问题,例如悲剧、崇高,等等,充其量也仅仅只是部门美学之一。何况,其他的美学新论的提出者也并不是对于生态美学毫无关注,而只是并不认为生态问题可以上升为全部的美学基本理论问题,因此没有也不愿意去提出生态美学这样一个也许并不存在的美学新说而已。因此,生美美学的提出者倘若以为自己最先涉及生态问题,并且可以在美学界傲视群雄,无疑是草率的。

  

   例如,就生命美学而言,它确实并不提倡生态美学,但是,这却绝对不等于它同时就无视生态问题甚至无视生态学的研究维度,也绝对不等于一定要等到生态美学的出现才意识到生态问题以及生态学的研究维度的重要。其实,早在生态美学提出自己的“新发展,新视角、新延伸和新立场”(国内公认,这大约是在2003年左右)之前,准确地说,早在1997年,生命美学就已经敏感地关注到生态问题,并且就已经提示了生态学的研究所给予美学本身的一切可能的启迪。

  

   事实胜于雄辩,下述文字应该已经足够(黑体字为我引用时所加)——

  

   从实践活动原则转向人类生命活动原则,可以更好地容纳当代哲 学所面对的大量新老间题,老问题如自由问题、主客体的分裂问题、真善 美、自由与必然、事实与价值、规律与选择、感性与理性、灵与肉的分裂,但 它们也有了新内容;新问题如痛苦、孤独、焦虑、绝望、虚无,因核武器、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所导致的全球性人类生存问题;相对论、测不准关系、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以及发生认识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哲 学问题……这些间题用实践活动是难以概括的,事实上,它们都是根源于 人类的生命活动,发展于人类生命活动,也最终必然解决于人类生命活动 的。[1]

  

   人在世界中的使命事实上应该是两重的。其一是自然的消费者,其二则是自然的看护者,而且,应该以后者为主。所谓人是万物之灵,也只能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人是宇宙中唯一的觉醒者,他肩负着看护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这一神圣使命。在这里,看护自身与看护自然是统一的,看护自身就是看护自然,看护自然也就是看护自身。过去,由于我们只是从生态危机的角度意识到人要看护自然的生存,把人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理解为一种权宜之计,因而很难提高到美学 的角度来思考。现在,当我们意识到人类的天职就是自然的看护者,其中的美学内涵也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事实上,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正是在于:它是人类自身与自然的看护者。[2]

  

   正如J一M·费里所预言的:“无足轻重的事件可能会决定时代的命运:‘美学原理’可能有一天会在现代化中发挥头等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示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这些都是有关未来环境整体化的一种设想,而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知识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 [3]

  

   事实上,第三次浪潮本身就是一次精神危机,所以E.拉兹格才预 言:“过了现在这段杂乱无章的过渡时期,人类可以指望进入一个更具承受力和更加公正的时代。那里,人类生态学将起关键作用。在人类生态学时代,重点将转移到非物质领域中的进步。这种进步将使生活的质量显著提高。”(E·拉兹格:《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载《国外社会科 学》1955年10期。) [4]

  

   显而易见,生态问题以及生态学的研究维度,是生命美学早在1997年就已经正式提出的。生态问题以及生态学的研究维度中所蕴含的所谓“新发展,新视角、新延伸和新立场”,也是生命美学早在1997年就已经正式关注了的,因此,也许仅仅是因为被认为毫无必要,因此生命美学才没有进而提出所谓的“生态美学”。因此,仅仅因为提出了生态美学,就被定义为美学身上的一大进步,甚至被定义为美学发展的新阶段,这种做法是实在简单粗暴的。

  

还有国内的文化研究。其实,严格而论,文化研究无疑不应该隶属于美学研究。而文化研究之所以在美学研究中一直站不住脚,关键也就在此。其实,关于文化研究,生命美学在国内也应该算是始作俑者,我的《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是出版于1995年的,而且当年立即被再版(可惜的是,有些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宁肯把自己出版时间远远在后的文化研究专著列为文化研究的开创之作,却偏偏对这本书视而不见)。可是,到了2000年以后,我就不再用“审美文化”这个术语了,我那时出版的书籍,就直接叫做《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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