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生命美学:“我将归来开放”

——重返八十年代美学现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0 次 更新时间:2017-11-23 14: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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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就使得 “塔西佗陷阱”成为网络热词和各级领导干部与各界学者在讲话与论著中经常提及的关键词。据米斯茹博士统计,在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该词,相关结果显示约833,000个(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上显示标题中含有该词的有711篇;在“人民网”有591篇有关“塔西佗陷阱”的页面;“中国知网”为244条,其中不乏硕士论文和为数不少的核心期刊论文。据“超星发现”软件统计,有关“塔西佗陷阱”这一名词的研究论述主要涉及政治、法律等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并被广泛运用于:“现代传媒对社会群体的引导”、“政府如何应对新媒体的传播”以及“基层治理的困境”等方面。核心期刊论文的议题主要围绕:“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历史学家”、“政府”、“社会管理”、“政府公信力”、“突发事件”、“信任”、“自媒体”等展开。也因此,有媒体甚至把“塔西佗陷阱”称之为:“一个中国美学教授命名的西方政治学定律”,2017年6月8日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在长安讲坛上发表名为《“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的报告,他说:与其他几大陷阱相比,“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都有相应英文表述,都是西方人的发明。不同的是,“塔西佗陷阱”只有中文表述,外文中没有对应的概念。因为它是中国人的发明。对此,韩文秀副主任认为:“中国学者作出这种概括有其道理,具有原创性,开了风气之先。如果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则可以看作中国学者对于社会科学世界的话语体系的一个贡献。”

  

   然而,回顾三十三年来的生命美学的发展,却也不能不说,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遗憾。例如,相对于有些美学主张的提倡者的由老师挂帅然后师门弟子一人写作一本来加以拓展、深化的做法相比,生命美学三十三年来始终都是奉行的自觉自愿的方式,往往都是散兵游勇,各自自说自话。再如,生命美学的争鸣精神也明显不足。多年来,针对生命美学的讨论众多,但是,却很少看到生命美学的提倡者出来参与争鸣。……当然,诸如此类,实际并不会影响生命美学本身的健康发展,但是,长此以往,也确实会造成对于生命美学本身的某种不必要的伤害。

  

   就以多年来的针对生命美学的讨论来看,生命美学的提倡者往往不出面参与争鸣,这样做,当然初衷是意在虚心听取方方面面的讨论意见,但是,从多年来的实际效果来看,却也无形之中造成了对于生命美学的种种误读乃至误解。例如厦门大学的郭勇健副教授,在他2014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美学论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辟有《潘知常:为爱作证还是为美作证?》的一章(第267-284页),他把生命美学以及我本人列入研究内容,无疑是对于生命美学的影响的一大肯定,例如,他指出:“90年代初,较为年轻的潘知常在学界崛起,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提倡‘生命美学’,对抗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一统天下。”(第17页)“在当代中国美学的诸多探索中,潘知常的生命美学探索无疑是极具影响力的。”(第267页)但是,遗憾的是,由于他错误地选择了我本人的一部美学评论方面的论文集《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作为讨论生命美学的美学思考的唯一文本,而没有选择我在此之前出版的《生命美学》、《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或者《生命美学论稿》作为文本,因此,对于生命美学以及我本人的美学基本理论研究,也就未能予以准确到位的剖析与批评。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鉴于上述情况,为了促进美学界对于生命美学研究的准确了解,也为了总结自己的生命美学研究的基本心得,更为了引起进一步的争鸣与讨论,我认为,有必要客观介绍一些生命美学在“八十年代”以及之后问世的一些具体情况——当然,这只是我的介绍,生命美学的提倡者众多,我的介绍无法代替他们的经历,也不能代替他们的回忆,当然,也因此,我也就更加希望我的看法能够引起他们的回应,无疑,这些回应将是极为有利于生命美学的深入思考的。

  

   二

  

   生命美学的诞生不是孤立的,它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恰恰就是生命美学的四十年。四十年里,生命美学披荆斩棘,艰难前行,固然离不开美学界众多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拜改革开放时代所赐,才是生命美学四十年来一路迤逦前行、不断茁壮成长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没有生命美学的问世。生命美学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产物,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见证。

  

   具体来说,没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思想解放、“冲破牢笼”,就没有生命美学。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首先就是源于思想解放,突破陈规。正是当年那场缘起于南京大学的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催生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自由的思想一旦被桎梏在“牢笼”之中,就一定是一个僵化、保守的时代的到来,想像力就会萎缩、创造力更会蜕化,“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闷局面也是必然的。也因此,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应该是一条清晰的可见的生命线、主旋律。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就是思想解放的历史。没有各种观念激烈冲撞、各种思想的深刻嬗变,整整四十年的大思路、大决策、大提速,都是无法想象的。

  

   对于生命美学而言,自然也是这样。思想解放的滚滚春潮,激励着一代学人意气风发、锐意创新。在最先提出生命美学的设想的的1985年,我还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躬逢其盛,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在这个思想创新的时代成长起来。当时,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的呼唤激励着所有的国人,也激励着所有的美学学者,更激励着我这个年轻的学人。而且,也犹如我们的时代,亟待思想观念的相互撞击,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探讨,以便让传统观念在碰撞中更新,让真理越辩越明,让创新的思想通过激烈论战喷涌而出,并且能够像原子弹那样迸发巨大的裂变。这就正如《国际歌》里所唱到的: “冲破牢笼”,确实,思想解放就是要“冲破牢笼”。美学的思考也是这样。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初,美学思想的桎梏是十分严重的,“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的做法也时有所见。要冲破思想的“冲破牢笼”,也确实并非易事。在创新于探索的道路上,不但要与别人的陈腐思想作斗争,而且要与自身的陈腐思想做斗争,不但要否定他人,而且更要否定自己,恰似破茧化蝶,进步恰恰与痛苦同在。值得庆幸的事,生命美学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也没有愧对这个时代。

  

   展望未来,我要说,不论是美学的创新,还是生命美学的创新,都仍旧亟待思想解放的推动。过去的美学发展告诉我们,谁先解放思想,谁就占据主动。抢占学术创新的先机,抢抓美学发展的机遇,在美学研究中拥有主动权、话语权,都是与率先解放思想息息相关的。今后的美学发展也必将如此。因此,我们要超越前四十年的辉煌,要再一次创下美学界蓬勃发展的奇迹,就必须再一次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我还要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激励着生命美学去矢志不渝地坚持真理。

  

   思想解放,说说容易,其实却充满艰辛。现在偶尔可看到个别学人,在别人大胆创新的时候,他去明里暗里大力批判,并且以此去取悦权贵,并且借此去换取一点权力、地位、头衔、项目、奖励之类的残汤剩饭,可是现在却又摇身一变,以学术创新自居,把别人筚路蓝缕浴血奋战获得的成果说成是自己的创新。似乎创新就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女孩。但是,其实当然不是如此。思想的创新,其实是无比艰难的。一个创新者,要付出的也绝对不仅仅是汗水与心血,其实还包括利益、荣辱、误解、诋毁,甚至面临着个别学霸的要把你驱逐出美学界的叫嚣。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想,我自己终于可以坦荡地说,这一切,我全都经历过了!然而,也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教会了我,绝不屈服,也绝不后退!

  

   钱钟书先生曾经跟妻子杨绛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的味道无疑不好受。所以,他强调说:“我宁恨毋悔。”“宁恨毋悔”,也是我在坚持生命美学的探索的时候所最想告诉自己,也最想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回首前尘,从2001年到2015年,我大约完全离开了美学界十五年左右,我离开的时候,是四十四岁,当时,我已经在美学界做成了创始生命美学这件事情,相比很多人的四十四岁,算是没有青春虚度。可是,我却不得不选择了离开。无疑,这“离开”当然不是我的主动选择。1984年底提出生命美学设想的时候,我只有二十八岁,那个时候,还是实践美学的一统天下,一个年轻人竟然要分道而行甚至要逆流而上,各方面的压力自然很大,而在当时的大学里,也还是年龄比我大二三十岁的那些老先生们在“一言九鼎”,因此,是“探索”还是“狂妄”?是“认真”抑或“浮躁”?是为“真理”而“辩”还是为“学术大师”而“炒作”?我一时也百口莫辩。总之,那时的我和那时的生命美学,可以说都是人微言轻,也动辄被人所“轻”。何况,每当一种新说被提倡,总是会有一些人不是去进行学术争辩,而是去下作地猜测、指摘提倡者是“想出名”、“想牟利”,这无疑立刻就会令一个年轻人“百口莫辩”。

  

   例如,在十五年前,讨论生命美学简直是举步维艰。别人批判我可以,可是我只要一反驳,就被某些老先生看作是自吹自擂。他们的逻辑是:“结论就是惟有生命美学一个派别可以成立;而生命美学又只有潘知常一人为代表,下一个结论就是:20世纪中国只有潘知常一人是真正的美学家。 ”闻听此言,我顿时无言!而且,在随后的十五年内,我都只能无言。欲加之‘过“,何患无辞?可是,按照这个逻辑,对于当时出场批判我的实践美学的领军人物,是否也可以这样推论:“结论就是惟有你自己的看法可以成立;而这个看法又以你为代表。下一个结论就是:20世纪中国只有你一人是对的。 ”再按照这个逻辑,每个学者在批评别人的时候都会被逆推为:“结论就是惟有你自己的看法可以成立;而这个看法又以你为代表。下一个结论就是:20世纪中国只有你一人是对的。 ”所谓创新,当然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可是,如果谁一旦离开“千万人”而“吾往矣”,就被加之以这样的逻辑,那创新也就必然会胎死于腹中。

  

幸而我没有屈服!被迫离开美学界,我却自认为仍旧还是一个美学爱好者。借用古代荀子的话:“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多年以来,我虽非‘上勇“,但是对于”上勇“却是时时心向往之。而且,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拿出一块木板来,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生命美学的经历也告诉我们,美学的真正探索永远不会在那些指定的思想区域,也不在那些人为编排的所谓课题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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