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纵览中印经贸千年发展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 次 更新时间:2017-11-22 20: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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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 (进入专栏)  

   前言:

   本文以“《纵览中印经贸发展之路》”为题刊发于全国政协《纵横》杂志刚出的最新一期。基本上无删改发表,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必须承认,这篇文章是我刊发过的所有文章中审核最麻烦的一篇:编辑部审稿(包括外部专家审稿)结束后,还要送外交部审稿;外交部审查完毕,居然还要再送商务部审稿!这么一篇讲历史加经贸的文章,居然也要劳动两个部委审稿,我算是服了。

   2017.11.20

  

  

   历时数千年的中印经贸交往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古代、近代(晚清与民国时期)、当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古代中印贸易是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双向交流,近代中印贸易中英属印度殖民地占据了全方位优势,迄今的当代中印贸易则是中国反超而日益占优的进程。

  

一、从先秦直至民国的早期中印贸易


   先秦之世,中印交往具体事迹,渺不可察;及至两汉,对印交往大事始载入中原史册,历历可考。由此直至明朝,虽印度次大陆以列国林立、诸族分治为常态,从未出现类似中国之大一统王朝,然概而言之,仍可视中印直接交往为发展水平大体相当两大文明古国双向交流。在此时期,贸易往来实为中印交往先驱,正是通过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市场上发现的蜀地布匹、邛崃竹杖,中原朝廷及其精英阶层方才确切认识到身毒(印度)和蜀身毒道存在,进而启动了中原主流社会与印度认识、交往的历程,佛教、郁金香、菩提树、菠菜、蔗糖(红糖)制作法、某些印度古代数学知识等陆续从印度传入中国。印度从无中国式历史记录传统,然史诗与宗教典籍发达,通过史诗《摩呵婆罗多》、《摩奴法典》、5世纪迦梨陀娑(Kalidasa)代表剧作《沙恭达罗》(Sakuntala)等古梵文经典中提及的中国丝绸,通过古典梵语著作里提到的樟脑、朱砂、优质皮革、梨、桃等大量其它中国商品,今人也不难一窥当时中印经贸对印度社会生活之影响。在此期间,中印技术贸易最有趣案例莫过于制糖技术的转播与提高:印度红糖制作术初传入华,中国匠人在此基础上发明红糖脱色技术而制出白糖,随后陆续传入东北亚、东南亚、夏威夷等地,并通过孟加拉地区输入印度,以至于孟加拉语和另外几种印度语言中都称白砂糖为“cini sakara”,即“中国糖”。

   及至满清与英国统治时期,本来大体旗鼓相当的中印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向印度倾斜。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和印度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境遇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印度人在英国殖民者入侵征服时惨遭血腥屠杀,在英国统治下遭受剥削、压迫,地位低于英国殖民者,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尤甚;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不仅给印度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政治统一,建立了全套理念、效率远远高于莫卧儿帝国和当时其它印度本土政权的完备政府体系,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建设,实施了诸多社会进步措施;而且,在整个英帝国殖民体系中,印度是英帝国东方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向亚洲及印度洋沿岸殖民扩张的战略基地,印度人享有高于除欧裔自治领之外其它几乎所有殖民地民众的地位与特权,成为英国殖民者统治这些国家、地区的得力帮手,甚至有英帝国非洲殖民地封疆大吏公开主张将自己治下地区发展成为“印度人的美洲”。由此,英帝国在亚洲、太平洋、印度洋地区扩张,也提携了印度人及其利益扩张;且英印殖民政府扩张欲望往往比伦敦更强,相应地,对印度本地势力客观上的提携作用也更大。

   与此同时,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在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丧失了此前至少两千余年的领先地位,在国际经济体系及其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逐步落到英属印度殖民地之下。至迟在鸦片战争前夜,英国殖民者治下的印度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明显超越满清政权治下的中国,在对华经贸来往中日益占据主动地位,印度本土商人也广泛与英商合作开展对华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极力怂恿对华发动鸦片战争的鸦片巨商渣甸(William Jardine)为怡和洋行创始人,其鸦片生意起家便是与孟买帕西族商人吉吉皮(Jamseljee Jejeebhoy)合作做大;百年来印度最大本土资本塔塔财团原始积累也是来自对港、沪两地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利润成为印度近代棉纺织工业建立的重要资本源泉,以至于代表印度本土地主、资本家利益的国大党早期极力赞成殖民当局奉行鸦片政策,中国在鸦片贸易中收获的则是人民健康与兵源严重受损、财政金融体系濒临崩溃之虞。

   鸦片战争后,印度殖民地和印度本土资本分享了不少英帝国攫夺的政治经济特权余沥,进一步显著增强了他们在对华经贸中的强势地位,英印殖民当局也有意识地以对中国和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贸易利益为饵笼络印度本土政商精英。1843年,全港共有英资企业22家,印资企业6家。其后数十年,一些印度资本家或有印度背景的其它族裔资本家成为香港、上海等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风云人物,留下了一批存留至今的地标建筑与机构,其代表性人物有生长于印度加尔各答的亚美尼亚裔商人吉席·保罗·遮打(Sir Catchick Paul Chater,1846—1926年),与遮打共同创办九龙仓等公司并资助成立香港大学的帕西族商人么地(Sir Hormusjee Naorojee Mody),共同创建天星小轮前身九龙小轮的米泰华拉(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汇丰银行创办人之一庇理罗士(E. R. Belilios),律敦治医院、香港防痨心脏及胸病协会创办人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以及起家于孟买、清末和民国时期控制了上海房地产市场英籍犹太人沙逊(Sasson)家族。

   在这一时期,从人均国民收入,到近代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贸易地位、国际收支、金融,印度在英帝国体系内赢得了全方位的对华经济技术优势。印度近代棉纺织工业诞生后在国内市场长期无法与英国产品竞争,依靠中国、中东等出口市场方才得以生存发展。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也比与内地之间的往来更便利,以至于中央政府派员入藏也常常需要取道印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荫棠入藏整顿藏政,1939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灵童认定及坐床仪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带队入藏,莫不如此。再加上英属印度在西藏设立的外交代表机构、在西藏要冲地方的驻军(英国撤出印度后移交印度继承),在西藏等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千百年来与内地的贸易关系也遭到印度商品的全面替代:

   内地茶叶等商品被印度茶彻底排挤,印度卢比从19世纪下半叶起在中国西南广大地区成为事实上的本位货币,在康藏地区地位尤为稳固,即使中国内地居民赴藏经商,也必须以银元兑换卢比,方能在当地使用。印度卢比本来价值白银三钱二分,在市面交易时作价三钱七分乃至八分,中国政府和国民为之横遭盘剥,损失惨重。尽管清政府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就专门面向藏区投放模仿印度卢比大小形状铸造的四川藏洋(四川卢比),动用国家权力强制规定使用四川藏洋,但始终不能从西藏完全驱逐印度卢比。直到1957年新中国在藏区推行人民币之后,印度卢比方才彻底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纵览中印经贸千年发展史

   依托产业与贸易优势,英属印度殖民地在当时的国际收支体系中地位凌驾于中国之上。在1910年的国际支付网络中,英国对印度有6000万英镑贸易盈余,对华贸易盈余1300万英镑,再加上对日本、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的贸易盈余,这个位居世界多边贸易多边支付体系中心的国家方才能够偿付其对美国、西欧大陆和加拿大的1.2亿英镑贸易逆差;而在印度的对外贸易中,对华贸易又是其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就这样,印度通过对华贸易顺差来抵补对英贸易逆差。

  

二、中国的赶超

  

   尽管中国朝野上下从未将印度列为自己“赶超”的对象,而是始终紧盯苏联、西方列强;但当新中国结束了中国大陆绵延数十近百年的战乱、割据,开国领袖们把眼光投向西南境外,看到的是本国经济全面落后于印度,以至于在不少方面还需要依赖借助印度,印度从英国继承的在藏全方位不平等特权及驻军更令新中国如芒刺在背。解放军入藏,素称“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最初的补给就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从印度采购解决,以至于在1952年4月6日给西南局、西藏工委等机构的指示《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中,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1]

   就全国贸易而言,早在1949年2月28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之前7个多月),美国国务院就制定了NSC41号文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U.S. Policy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开始收紧对华贸易,主张建立针对全中国的出口管制体系;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阵营对新中国实施全面贸易禁运,巴统对华禁运项目竟然多达对苏禁运项目的两倍,[2]美国国会1951年10月通过的《1951年共同防御援助管制法》(即所谓“巴特尔法案”)还以停止美援胁迫受援国停止对华贸易;1950年4月1日建交的印度由此成为新中国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重要贸易伙伴、外贸窗口。

   既要取消印度在藏特权,又要维持发展对印友谊;如此双重目标在一般世人看来纯属相互冲突、无法兼得,但凭借20余年战火中锤炼出来的力量、意志、洞察与灵活手段,新中国硬是奇迹般地实现了。在几乎整个1950年代,中印两国领导人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交往密切,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所到之处响彻“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印中人民是兄弟)和“潘查希拉金德巴”(五项原则万岁) 的欢呼声,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条大街还被命名为“五项原则街”。1954年4月29日,两国签署《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互换照会,照会规定印度撤退驻藏武装卫队,并将其在藏全部驿站和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设备全部交给中国政府,由此奠定了中印平等贸易交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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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惋惜的是,新中国与印度关系的蜜月期历时短促,不足十年就因1959年西藏叛乱而终结,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更将两国关系推向谷底,以至于双方一度各自召回大使10余年,中印经贸相应基本停顿,而这一切并非中方之过。相反,中方为维持中印关系堪称仁至义尽。即使在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1959年4月26日就中国平叛等发表极不友好谈话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在审阅中国外交部答复稿时仍然加写了近千字,称“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呼吁中印维持友好关系,后来以“《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为题载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3]

   中印关系、中印经贸跌宕起伏,不变的是中国“赶超”的步伐。在数十年不懈“赶超”苏联与西方列强的进程中,中国顺带完成了对印度经济的全面、大幅度超越:

1950年代,青藏、川藏、新藏三大公路通车。1965年3月1日,中国民航北京—成都—拉萨航线正式通航。21世纪初,青藏、川藏、新藏三大公路全面优化升级,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遥遥领先于印度内地与中印边境之间的交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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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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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梅新育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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