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伟业进行到底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0 次 更新时间:2017-11-19 1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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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摘要:改革开放将迎来40周年纪念。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继续实质性地推进改革开放,事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鲜明地表现在但又决不仅限于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等方面,这种进步是与物质、精神、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维度文明的推陈出新、再造提升息息相关和紧密结合的。中国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全面配套改革冲过“历史三峡”,迎接现代化伟大复兴。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周年 发展阶段转变 新常态 制度创新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将迎来其40周年纪念。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继续实质性地推进改革开放,事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笔者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就此作简要的考察与讨论。


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中国在世界上便迅速落伍,只是当时的中国人还浑然不觉,兀自陶醉于所谓“康雍乾盛世”的“落日辉煌”之中。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度”颓态毕现,自此一路积贫积弱,下滑在被欺凌、被瓜分的危局中。经甲午海战惨败、戊戌维新速夭、八国联军洗劫之后,在20世纪百年间,终于有三件大事依次发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继救亡图存的抗战胜利而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展开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是在改革开放之中,中国人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谨慎乐观的前瞻,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期盼和为之献身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已经“从未如此接近”。中国改革开放正在为古老中华注入新生的活力,同时也将强有力地影响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个世界。

   正如科斯生前所评,中国的奋斗也是世界的奋斗。在最主要的相关经济体“你追我赶式”大国崛起的世界发展历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可望成为最典型的“和平崛起”、与竞争方“共赢”的文明升级案例。

   中国目前所处的进而联通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这一历史新起点,是在充满曲折坎坷、血泪歌哭、牺牲磨难、前赴后继而不懈奋斗的百余年之后,决定性地拜改革开放之功而得以达到的——前人的努力中,从不缺少悲壮、激越、舍身成仁、慷慨取义和惊天动地的英勇行为。但在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成效方面,却从未像改革开放40年这般,使复兴之路越走越宽,令全球瞩目。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球第10位之后,已一升再升而达到第2位,人均国民收入则已从原来的仅数百美元,不断增长至8000美元以上,成为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并有希望在未来10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高瞻远瞩谋划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宏伟战略目标,在前两步已提前实现之后,未来很有希望先以“全面小康”为阶段性节点,后以综合国力、软硬实力的可持续提升为现实支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落实于“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梦想成真。在时光流逝中,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回归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基于对文革“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以及对于传统体制弊病的深刻反思,牢牢把握现代化之路的正确大方向,紧紧抓牢再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使我们得以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搞对,将各种潜藏的积极因素释放,使中国社会大踏步地跟上时代,令这艘巨轮迅速驶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航道,并以超常规的发展来造福于中国和世界人民。

   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检验真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发展潮流中,中国人是以改革开放的壮举,极其明显地缩小了与现代化前沿状态的距离,在追赶文明发展潮头的过程之中,意欲“后来居上”,并且顺应“大道之行”的客观规律,于创新中实现“天下大同”取向的包容性增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二、已有的巨大进步,前行的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鲜明地表现在但又决不仅限于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等方面,这种进步是与物质、精神、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维度文明的推陈出新、再造提升息息相关和紧密结合的。已有论者(如旭东)试图总结锐意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启动的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贡献与进步。这些贡献与进步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几千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呼吁解放思想,以极大的魄力为开启民智打开了“魔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方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指导着国人冲决原来本本主义盛行、条条框框充斥、思想观念僵化的落后愚昧状态,可称惊天动地、振聋发聩,是中国否定愚民政治、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基础性、先决性的伟大转折。尽管对于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仍然将“七嘴八舌、见仁见智”,思想解放中当然不可避免地还会表现为“鱼龙混杂、沙泥俱下”,但这是历史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关键性的前提。

   第二,以市场化为取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直至“南巡”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通过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实施多种放权简政措施,打开无数微观主体发挥聪明才智的潜力空间,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显著地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从而使神州大地迅速地改变种种落伍状态,旧貌换新颜,实力得以大增。

   第三,明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这一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使得社会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转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务实以实干兴邦,创新而新意迭出,摒弃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进而追求共同富裕,使物质利益原则和致富努力与承认私有产权保护等社会的投资、创业环境相得益彰,“加快致富步伐”成为积极和正面的词汇,落实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全社会广泛的实干行为中。

   第四,认定闭关锁国死路一条,实行开放走向世界,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战略机遇期。相应地在外交思想上实现重大调整,从意识形态标签第一转变为国家利益第一,使中国有望从意识形态高热的国家转为走向正常国家,也得以从边缘国家逐步地和卓有成效地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

   第五,在坚持基本政治原则的前提下,推法治、讲稳定、限特权、优治理,允许文学艺术领域的多样化、社会成员偏好的多元化、基层社会管理的自治化,使社会组织和运行走向现代化轨道。

   第六,执政党的党内生活从残酷的政治斗争转向较温和的家长制管理,废止领导干部终身制,在政治生活的基本领域开启现代化进程。

   第七,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废止把国民分三六九等、标明“黑五类”出身的血统论,为人权、民主等现代文明概念与规则奠定基础和提供前提。

   第八,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高考,发展教育,振兴科技,走创新型国家道路,使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创新发展”成为推动现代化的有力引擎。

   正是以上简要提及的改革新时期从思想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诸如此类的巨大进步,引出了40年建设发展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并与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数千年文明史、全球200余个经济体为参照系的全方位进步与贡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亟需指出,在中国业已进入的改革深水区,深化改革的难度已空前提高,“矛盾累积隐患迭加”的问题所在多有,如何在“好吃的肉都吃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的情况下,把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其挑战性有目共睹。继续消除僵化观念的束缚和“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需要“革自己的命”的极大的胆识、魄力、责任担当和高超智慧。

   中国的改革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长跑,我们尚在半途,前瞻前行之路,可谓任重道远。简而言之:中国经济的总量已全球第二,但如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打造升级版,尚未解决;改革启动了使许多人受益的创富运动,但如何很好地普惠于全体社会成员,尚未解决;全面法治化取向下,发扬人民民主的要求十分明确,但如何真正形成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社会,还存在很多难题尚未解决;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取向和物质利益原则,形成充分的激励,但如何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和成功地限制“为富不仁”,仍有一系列纠结尚未解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先富”势头形成之后如何很好地调节个人、区域间的收入分配差异,有效推进“共富”进程,尚未解决;政府积极运用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以更好、更有作为地发挥其职能作用,确有必要,但以什么样的机制施行好这种政策措施而防止权力的任性与扭曲,尚未解决;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废止十分值得肯定,但领导干部的“待遇终身制”如何改变,尚未解决等等。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全球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确实在开始挑战美国。表现在总量上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超越日本以后中国现在已排在世界第二。但是人们已注意到,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在美国后面占领第二位置的经济体,都会受到非常明显的“老大的打压”。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这样的压力了。真正说“超越美国”,不应认为这是仅在总量上就能够体现的一个历史过程。现在很多人都在预测,多少年以后中国总量上将要走在美国前面。这个过程,如果中国人自己不犯大的错误,有可能实现。但是中国真正要超越美国,一定是主要依靠总量之外相伴随的增长质量、综合国力,还有在物质层面的种种发展支撑之上的软实力、巧实力——这涉及文化意义的、总体上带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感召力的一种通盘实力的形成,这一点对中国来说,现在看还相距比较遥远。中国当下需要清醒意识到: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是新兴经济体的领头雁,但是在总体综合评判上,总量并不说明关键问题。美国仍然是高居于发达国家、现代经济体前列的世界头号强国;中国不过是一个表现着追赶的特征、已经有一种挑战意味的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经济体。一高一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战略均势,就是经济的大循环中,作为主要的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利益上似乎谁都离不开谁了,但是国际竞争可不只是讲这个层面,它有更加复杂的内容。中国如果不能够把自己对冲种种下行因素的上行因素发挥出来,比如说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改革和创新所焕发的“科技第一生产力”实际推进到创新型国家轨道上并且在节能降耗等方面实质性地往前走,以及中国如果不能够在若干年内实质性地在反腐败、反过度垄断方面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做好自己的事情等等,那么这样一个质上的超越其实是很难设想的。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长期的、历史性的长跑过程,最后才能看结果的高端和低端的竞争。所以必须强调:中国今后的现代化,主要是面对一个质的挑战。具有关键性的、决定性意义的是质量——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社会转轨中的增长质量。而且认识和评价这个质量,要进一步推升到整个民众所认同的、带有幸福感和人文评判特征的,以及其他相关文明因素相融合的一种综合考量。

   在“长跑”中不失时机地解决与这些相关的一系列挑战性问题,正是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时所面对的历史性考验,而且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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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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