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哈佛校长的建议:中国文革有世界含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22 次 更新时间:2017-11-16 1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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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要总结在大学里教中国文革课28年的体会,得从自己最早受到的知识刺激说起。与以下内容相关的背景,笔者已经在FT中文网2012年10月15日的《麦克法夸尔的文革世界》、2009年3月27日的《四十年研磨出的文革通史》里提及。现在把更多资料充实进来,提供一幅完整的图景。

   中国的文革是世界性话题

   1988年秋季哈佛大学首开文革课时,在该校每学年发行一本、厚度近千页的课程手册里,对该课程的简介是:“从1966年至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民众之间的争吵斗争、学生的暴力行动、政治领域的密谋诡计、军队里面的图谋不轨折腾到分崩离析的地步。这个国家一度看起来是全世界纪律最严谨和最稳定的专权政体之一,而在上述的十年间,显得是快要瓦解成碎片、陷于无政府状态了。导致这种状况的,恰恰是对建立这个专制政体作出首要贡献的那位毛主席。本课程将追踪毛泽东的目标,挖掘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深层次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中国人有意义,对我们也同样有意义”(Courses of Instruction, published by Official Regis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ambridge, MA, 2005 -2006, p. 4)。

   以上的简介不是纯粹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当代大学生应该了解中国的文革,而是从全人类的角度作这样的论证,视野之开阔非同一般。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内地音译“麦克法夸尔”)告诉我,此一视野是当年哈佛大学校长Derek Bok 最初提议他开这门课时特别强调的。校长是著名法学家,但与中国研究毫无关联;校长这么强调,完全是着眼于中国文革涉及的基本问题之深层含义。事实确实如此,文革作为设计中的“革命之母”,它本来要解决的难题和由此引发的更多难题,其中有诸多元素是现代人类社会普遍面对的问题,即便各自所处的发展水平和政治状态有别。从尽可能超越性的视野讲授中国文革课,是我始终追求的目标。

   从1988学年开始,马若德在哈佛大学本科生院讲授中国文革课整整20年,它成了该校的经典课程之一。我做这门课的助教是开头那三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在哈佛本科生院当讲师,教的课程是东亚工业化的比较。随后我被新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招聘来讲授社会科学课程,于是就把中国的文革作为首选课之一提请校方审批,理由是:既然美国的大学生要了解中国的文革,作为中国人社会的香港,大学生更应理解文革的中国根子及世界性含义。可是当时我并无把握,因为香港科大不是综合性大学,申请开文革这样非专业的课程,资源受限制。幸好该校创校的那一代华人里,有好几位是1970年代在北美搞“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属于西方意义上的“左翼”或“置身海外的(Diaspora)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文革课程非常看重,立马就批准了我的申请。

   当然,我在香港拟定的文革课教学提纲,只是参照了哈佛大学的那一份,并非照搬,因为教育对象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以后每年的提纲都有部分的更新调整。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大多数年头我都在该校讲授中国文革课。在1996–1998年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期间,我也对研究生班讲授过中国文革课程的一部分。

   文革课的教材最好是双语兼顾

   在上述三所大学里讲授文革课程,至少有三大方面的显著区别,足以给往后有意在中国人社会里开设文革课的教育者深思(这正是笔者撰文的首要心愿,但愿不至于落空),也有助于文革专题著述的出版者参考。第一方面的区别是教材,包括课本和课外阅读资料(要求学生必读的以及推荐学生参阅的)。我在哈佛大学当教学助理的期间,本科生基本上都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教材只能是英文的,即便那时已经有不少内容实在的中文著述发表,出自文革参与者或受害者或研究者的回忆或分析,可是难以及时翻译成优质的英文用于教学。英文的文革研究作品都是依据1980年代初以前收集到的资料,因为到那时为止,西方学者还难以在中国内地作长期实地调研。他们基本上是靠阅读中国的公开报刊和流传到海外的官方文件及红卫兵宣传品,加上到香港采访从中国内地过来的合法非法移民,来描述和分析文革。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三年期间,这方面的情况稍有改进,但大体上还是和美国差不多。

   在香港讲授文革课,最大的优势是教材多元化带来的内容丰富及素质提升。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香港和大陆之间的交往逐渐宽松,出自内地人手笔的文革回忆录和研究作品,一直是以香港为首选的出版地。外文(英文为主、也有少量法文和日文)的文革研究作品之中译本,也是首选香港出版,这个商业城市成了全球有关文革作品出版发行的第一重镇。不过,这种盛况到了2006年即中国发动文革的40周年以后,逐渐衰退。一是归于年岁不饶人: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到了这个年头多半已经是精力不济或辞别人间了,出自他们手笔的高素质文稿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内地有关文革研究和教育的空间愈益压缩,这不仅令已有的文稿难以送到海外出版,更关键的是,缺乏公众关注的持续刺激,许多原本有意撰写文稿的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也慢慢消解了写作的动力,失去了支持的资源。经济学论证的“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的普遍规律,在学术研究和出版领域也不例外。对文革档案的严密控制、对散失在民间的文革实物及印刷资料的损毁(如博物馆图书馆里的相关内容被封)、对读者和作者互动渠道的堵塞、对公共论坛的关闭,等等。十几年下来,当年八亿多中国人用泪和血换来的文革经验和教训,就这么被冲洗得愈益晦暗不明。

   台湾一度也对中国大陆的文革史料和研究作品、特别是外文作品的翻译出版发挥过重要功用,可是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罕见该领域的新书问世。这不能单单埋怨台湾出版界,这还是要从经济学“需求刺激供给”的原理作理解。近20年来的台湾,民间越来越缺少对中国大陆事务的关切,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虽然时热时冷,两岸之间的安全、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却是以隔阂加对抗为主。对于出版中国文革主题的书籍,台湾读者的兴趣变得像久旱地区的地下水一样,日渐枯干。

   虽然香港科技大学的法定校规是以英文作为教学工具,一般不允许使用中文书刊作教材,包括像中国文革这样纯粹以中国事务为主题的课程也不例外,但我在列出英文教材为主的同时,总是尽量配以它们的优质中译本(如果有的话),并且从数量庞杂的由中国人撰写的文革史和研究作品里挑选课外阅读参考资料。这样,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就有多元的、相互对照甚至互为反光镜的知识来源和分析视角,刺激他们发展出对文革方方面面的独立见识。近30年里,我挑挑拣拣反复权衡(因为不能太多,否则会吓走一些学生),一批代表性的著述构成了我使用的主要教材,本系列短评的最后部分列有提议研习者阅读的双语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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