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刘玉海 朱天元:中国政治学的“失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39 次 更新时间:2017-11-15 20:16:20

进入专题: 中国政治学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刘玉海   朱天元  

   一个国家的兴起,常常伴随着一种国家学说的出世,也必然有一群伟大的头脑为之在观念的丛林中寻觅出一条思想的通途。

   在耶拿的炮火隆隆中,费希特以《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宣告了德意志民族的诞生,在他的慷慨激昂中,第三帝国的炮声隆隆隐约可闻。当第三帝国的旗帜不再飞扬,梅尼克在战火与废墟中走进书斋,以《德国的浩劫》点出了德意志民族在智性与神性的飞扬背后,致命的思想缺陷,这一头一尾恰好构成了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史。

   任何一个民族的兴盛与衰落,都无法离开思想与观念的引导与警示,而当帝国的大幕徐徐落下,现代国家的形态粉墨登场,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又将如何使自己的历史文化与转型时代的历史机遇汇合,使历史的通道不至于过于逼仄而能真正汇入到世界文明普世性的海洋之中?20世纪政治学的群星璀璨为我们精彩纷呈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伴随着威权的解题、第三世界的兴起、国际性组织的诞生,我们似乎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世界背后那些伟大的思想在闪光。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明与和平不仅仅来自于政治的决断与强人的运筹帷幄,那些思想家对人类历史进度的勾勒与总结,构成了我们今天对于现代文明理解的底线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基石。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之一。它所崛起的过程,也必将成为历史书写中不可或缺的章节。然而,在中国的国家哲学的设计方面,我们面临着理论的缺位。

   在中国古典学术传统中,我们寻觅不到政治学的资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从民情、地理、经济乃至气候中分析各个政体的差异与优劣时,中国却只有“法、术、势”的帝王之术。甚至时至今日,当中国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时,我们的政治学者也常常成为政策随声附和的注释者甚至“复古改制”的幻想者,在中国面临制度选择与政治决断的今天,我们也罕有机会听到理性与批判性的声音,使决策者真正有机会思考并重新权衡。

   在新著《公共的政治哲学》中,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任剑涛详尽梳理了“公共”这一概念,而在他看来,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学界,象牙塔中的喃喃自语与对于权力的趋附兼而有之,却难以有“公共性”——真正地对国家的制度建设与国际战略的选择产生真正有建设性的声音,并使之成为一种理性机制,从而使国家真正避免民粹化和国家权力被垄断的命运。

  

  

   问:一般说政治哲学、政治本身就意味着公共,但在最近的这本《公共的政治哲学》里,你加了一个定语“公共”,是不是有某种针对性:比如对当前对政治哲学玄学化的拒斥?

   任剑涛:我这本书研究的并不是政治哲学的公共性质,而是研究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公共”。

   这本书的撰写,确实心存针对像汪晖、刘小枫等学者那种将政治学玄学化、神学化的主张。汪晖试图以公共性审视代替公共研究,而刘小枫特别强调以古代公共来替代现代公共。在他们眼里,现代主流政治学问题都很严重,非加以结构性矫正不可。但他们混淆了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把古今中西搅在一起,让人云里雾里,只觉得相当博学,除了让人钦佩以外,却无以置喙。他们把中国人要面对的现实政治问题悬搁起来,让人们无以认知和判断当代中国真正的政治问题,因此给人极强烈的感觉:肯定当下政治生活的正当性事属必然。

   政治哲学玄学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脱离了时空条件的古典学或西学,拿来作为理解中国政治问题的学术依据。这就使得中国政治学呈现出以显示博学为唯一取向的研究旨趣。比如一谈政治学问题,马上想到古希腊,你懂希腊文吗?你懂拉丁文吗?你不懂,你好像就没有资格去研究相关问题了;或者问,你懂社群主义吗?懂西方左派理论吗?不懂,似乎也就丧失了讨论中国问题的学术资格。

   政治学的玄学化存在一些理论盲点:第一,它掩盖了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让人们以学术的咬文嚼字,替代现实问题的追根究底。第二,更严峻的是它掩盖了中国现实面对的规范权力的实际政治任务。第三,再往前走,很明显,解决中国问题,似乎就只能是组织崇拜和个人崇拜,这就完全遮蔽了国人的现代政治视野。很多人说刘小枫的“国父论”是他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其实不是,这是他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他的逻辑套路里,从政治学的玄学化走向英雄崇拜,即从隐微言说到显白言说,并不存在太大的跳跃。

   中国的施特劳斯派,提倡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对哲学王非常崇拜。哲学王实际上玄得很,柏拉图都没有办法在叙拉古实现哲学王的方案,所以后来才有《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国最关键的“80后”、“90后”,登上政治舞台,面对的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最艰巨的限权任务,结果他们基本上被玄学笼罩了;再加之他们在求学时期,也没有实际的权力和实际的利益,他们也不知道政治博弈和政治发展,所以很容易为这种玄而又玄的博学所倾倒。

   这种政治学的玄学化,跟政治学的行政学化,有一种不谋而合的结果:基本上政治学不研究中国政治问题。可能好多同行会不服,我们怎么就不研究政治学问题呢?政治学难道不应研究深层理论问题,而只能浮在政治现实问题的表面?让浮浅的现实关怀要到深沉的理论研究?诚然,政治学的纯粹理论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但放弃对政治现实问题的理论剖析,等于放弃了引导政治生活的责任。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解说性的政策图解成了主流方法——解说性不等于解释性,解释性是个理论功夫,解说性权力正当化官方政策——只要官方有个提法,政治学者群起解说,以过度阐释把一个政策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突破。当解说性的政治学取向成为主流,政治学研究应当有的理论使命感和经验品格即现实经验指向,就会被严严实实遮蔽起来。这种回避尖锐问题、躲避研究风险、拒斥经验品格的政治学学科风格,已经到了非检讨不可的地步。

  

当代政治思潮

  

   问:除了对政治学界这种玄学化现象的批判,当下的主要政治思潮中,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关注的?

   任剑涛:今天的中国政治思潮,可以按不同的光谱划分:第一,由国家权力直接支持的主流政治思想。这类研究,所获资源最为丰富,所得倡导最为有力,但原创性成果较少。这跟权力的直接重叠有关。这种政治学体现出两种精神品格,一种就是只谈文本,至于跟现实什么关系,完全不去关注。另外一种就是跟权力紧密相连,直接将权力主张解说为经典立场——不管国家有什么政策,反正都符合经典意识形态。这当然是国家政治体制决定的一种政治思潮。

   对当代中国来说,意识形态主流会引出两个思路:一个是权力主导思维;另一个就是推动激进思潮的出台——今天,中国从“新左”、“教条左派”一直到“毛左”,他们对现实权力体系具有很大的瓦解性。

   “新左”基本上可以叫书斋左派,跟欧美国家左派的书斋特性比较接近,追求“斗室风云”:看很多书,以对现实的不满呼吁重启阶级分析方法,重新重视底层,指责现实权力没有能够真正体现出工农政权的特点,因而要重新回到左派政治传统。但他们基本上不是行动派,主要发表一些长篇、晦涩、表现博学的论文,出一些与现实有关、但好像又直接看不出跟现实有关、主要是跟国际左派互动的著作。但是以“重庆回流”为契机,新左派找到了实验空间,有了转向实验的可能性。

   “毛左”对现实特别不满,对现行政治秩序具有极强的瓦解能力。但由于“毛左”的激进性跟30多年改革开放所呈现出来的世俗化太疏离了,加之“毛左”要不是失意官员、要不是失落群众组成,因此社会根基并不雄厚。

   第二,保守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中国重评改革开放,寻找未来道路,重启传统政治资源的现实处境有关。国家高层直接倡导传统,成为最强劲的政治动力。可以将保守主义思潮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来自于西学的流派,一个是来自传统中国的流派——在国内,就是大陆新儒家和大陆新儒教。

   大陆新儒教有些小的行动组织,办书院也好、从事幼教也好,或者推动公益也好、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也好,他们基本上是把保守主义作为社会政治介入的一个方式。大陆新儒教比较激烈的是蒋庆,一直坚持不与权力合作,是大陆新儒教的旗帜性人物。我对蒋庆比较佩服,二十几年不对权力献媚。大陆新儒教另一支比较亲和权力。这两支,今天在中国社会上影响较大。

   不同于大陆新儒教,大陆新儒家比较温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更接近1949年前在大陆活动、1949年后到港台海外活动的现代新儒家,比较坚持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路线。当然,像大陆新儒教就批评他们,“有太过强烈的启蒙心态”。因为,大陆新儒教认为,启蒙运动一个最糟糕的特点就是彻底颠覆传统,以至于让中国当下在文化上有流离失所之感。其实,这个说法有可能还需要考虑。因为自晚明以来,儒学的自我启蒙是非常强烈的。

   面对西方传统的保守主义——就是所谓直面中国失败,倡导回到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中国当代保守主义,试图通过小团体的隐微传授——其实就是成员间的隐秘体验——来呈现一种极端精英主义式的政治态度。他们力图在西方古典文本的梳理当中,读出西方先贤圣哲的文本对解码中国的微言大义。

   第三,现代主流派,也就是自由主义。现代主流派基本上以三个节点,呈现出严重的衰退状况。1989年之前,权力取向和现代主流派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的改革如火如荼,给大家带来强烈的发展快感,因为尚未涉及国家领导权的制度安排问题,相互的结盟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1989年,权力跟知识的同盟、或者说权力与现代主流的合一宣告分解。连带的结果是,现代主流派、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权力方霎时都知道了自己的界限。但相比而言,现代主流派的长期萎缩最为显著。

   一直到2010年左右,现代主流派再次发出声音,公共讨论开始关注中国改革如何深入、未来国家发展蓝图应该怎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刻画改革愿景。人们认为,中国改革不能再像原来“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单纯以尝试的态度进行改革。现代主流派的中国改革方案是个比较完整的方案,囊括了中国改革重大问题。当然它有非常多的政治理论弊端、或者意识形态弊端,以及制度弊端。这些弊端,任何制度体系都会存在。因为只要是制度,它就是以一统众、以少制多的规则,就必定有很多缺陷。人类所能为的,只不过是在有缺陷的制度当中选择缺陷相对较少的制度。2012年以后的几年,现代主流派的理论空间再次收窄,无力引导中国改革发展前路。

   这是不是说现代主流派就没有言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了吗?不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2012年以来具体改革举措的筹划跟意识形态对其的严控,形成了一种对现代主流理论的实际需求:改革力度有时候大的简直令人惊奇,比如军队改革、比如这次成立监察委,它需要现代政治主流理论出场为之申辩。现代主流理论没机会出场去解释,不等于不需要它出场解释。

   在当下中国,现代主流理论是不是被遏制住了呢?其实没有。因为现代主流政治理论之所以成其为主流,有其深厚理由:它不走极端,既不致力制造哲学王,也不全力保守传统,更不倾心为权力辩护,亦不煽动暴力革命,它有着鲜明的经验性品格,跟现实贴近而又高于现实,足以引领现实健全发展。所以,几百年来现代主流理论之所以成为现代主流理论,为所有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共同凸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主流理论的再次出场,无论是就权力方,还是就学术方,或是就社会方而言,都是可以预期的,它不会退出中国现代转型场域。

除此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任剑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政治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6900.html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7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