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钊:古代所谓的“国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 次 更新时间:2017-11-14 11:26:38

理钊  

  

   读史书,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就是每至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便会看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1600年代中叶,是明清两大专制王朝交替的时期,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交接时期。言其特别,是因为接班的一方,是汉族之外的满清。而满族,则是明朝知识分子言必称之的夷狄,是异族。所以,在明朝知识分子看来,满人接管了王权,则是“亡国”。可在满人,入主中原,则是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的德举,是建立了更大的“中国”。

  

   那时知识分子对待明朝的亡掉,表现在言行上,则是要对明朝效忠。而他们之所以要效忠,一个很大的理由,是他们受了许多年的“皇恩”或“国恩”。1644年,满清占据了北京而南进之时,当时的名士,徐州阎尔梅给史可法写信,称自己“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之桑梓。”1645年6月,多尔滚的弟弟多铎率兵进入南京,南明户部郞中刘成治,看到众官员列队归降大清,对其夫人言:“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言毕,在家中自缢身亡。同年8月,顾炎武的母亲在家中绝食而死。死前留有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于地下。”顾炎武后来绝仕于满清,且一直暗中策动复明,也算是遵此遗训了。

  

   所谓“三百年之恩泽”、“国家养士三百年”,均指明朝的“皇恩”。三百年,朱元璋家得国之后,传十二世,历十六帝,享国276年的约数也。何谓“国恩”,这里讲得十分明白,即国家的恩养。所谓国家所养,自然也就是坐在龙庭上的朱家所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恩自然也就等于皇恩。

  

   但何谓“养”,又何以“养”?明代规定,儒生按照不同的品级可免除不同的丁、粮和杂役,即“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具体为凡有庠生以上功名者,即秀才以上身份的士子,即享有免除赋税和杂役的特权。在明代,这是一项很可观的福利。这一项特权,实则是西人所说的,皇上拿了多数国民的税赋,来贿赂一小部分国民。

  

   而这种“养”,在明代,尤其是明朝的后期,还衍生出了一种特别的利益,即投靠。也就是其他承担税赋的农民,当应缴的数额超出了土地所有者的能力时,他们便会“投靠”到仕子名下,即把自己的土地言称卖与仕子,也就是拥有免税特权的仕子名下。按受“投靠”的仕子,就可以去官府的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自己来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那块土地的旧有者,便成为了地的佃户。所以,投靠就是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土地与劳动。顾炎武曾说:“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投靠的兴起,使得登籍仕子的门下,差不多成了可以收取投靠者地租的“封国”。

  

   除了经济上的这个巨大利益之外,明代士子,凡获得庠生以上功名者,还有政治上的特权。科举登第,出世为官,是自然的。即便不为官者,又有律法上的优待,譬如秀才犯法,在去掉功名前,不能用刑。此外,庶民见了秀才或士绅,要用官礼谒见,违者按违律论处。这一种特权,使得地方上的秀才或士绅,在县官等地方官员面前,颇有些平等与独立的意思,但这种平等,不过是皇上的特授之权。说拿了去,只要一道诣意,那秀才的帽子,便如同被风吹走一样简单。绝无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之人格之意。士子是极明白这一点的,所以,这自然也是“国恩”的一种。

  

   这个“国恩”的现实与观念,显然暗附着这样一种思想,即天下之财产,诸如土地、矿产等,均为皇家所有。皇家不收我家的税赋,又暗许我接受“投靠”,支持我发财,便是一种特殊的恩惠。果真如此吗?譬如明朝的朱家,朱元璋在得国之前,实乃上无片瓦、下无锥地的穷汉。别说天下之财归其所有,而是一位吃百家饭的乞丐。后来所得的天下,不过是他纠集了团伙,用了武力从他人手中抢夺过来的。既如此,这一种观念,也就等于承认,对于天下,谁抢得到便归谁所有的“丛林法则”。而由此推理,满清也就可以从朱家手中,把天下夺了过来,归爱新觉罗家所有了。

  

   这一观念还表明,知识分子们既然承认自己是朱家所养之人,是朱家的食客,自然也就不是独立的文化人。读明史,常有人称赞明朝的知识分子有气节,敢于批评皇上,譬如海瑞等。其实,他们连人都认为是皇家的附属,哪里有什么独立的人格?所谓的骂皇上,也不过是焦大之骂罢了。心里,还是觉得自己是朱家的奴子,真心地为朱家的帝业永祚,与天天赞皇上圣明的士子,其实是一样的心思。

  

   但这却常被歌颂为义节。1645年6月,南明礼部官员黄伯端,在南京被清人占领后,友人劝其扮为和尚逃往深山,被拒而困于城内。清满的豫王多铎召见他,也被他拒绝。后被清兵押至大营,见了多铎又拒行脱帽礼。多铎不仅不以为意,反以此为骨气,愿意给他官做,也拒受。多铎问黄伯端,福王是什么样的君主?黄答:“贤君。”多铎问道:凭什么说他是贤王?黄答:“子不言父过。”至此,士人与君王的关系,由于“国恩”的掺入,在明朝已降为“父子”关系。后来,黄被杀,并被载入史册:有士子气节。(魏斐德著《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2月第二版)

  

   蒋廷黻先生认为:“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群言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而这一个饭碗,也就是被他们所称的“国恩”,也正是他们的精神底色。而知识分子的精神,如果一直在自己所捧的饭碗里,而又将那饭碗视为他人的所赐的“国恩”,便表明中国还是处在轮回的磨道里。后来的满清岂不是如此?

  

   2017年11月9日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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