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任望:“特朗普特质”与中美关系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5 次 更新时间:2017-11-13 2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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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任望  

  

   作者说明:本文已在《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6期发表,发表时作了较大删减。原文由赵树迪、黄任望联合署名。文章的研究对象、基本问题由赵树迪提出,并搜集了相关大量资料;在此特以致谢。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作者现以原稿(未作删节版)请求批评(huangrw76@aliyun.com)。因与《太平洋学报》发表版本存在较大不同,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独立署名。

  

   摘要:本文认为所谓“特朗普特质”,包含三个方面:商人思维、“政治素人”、及其个人的性格特点。“特朗普特质”有可能导致的对外政策风格为:积极追求实利并以“宗教感”进行自我弥补;技术、技巧相对粗糙生硬但是结果导向;倾向双边主义,实施精确管理;因为过于主观或主动而影响互动节奏、增加额外风险。基于“特朗普特质”的分析,特朗普任期内的中美关系有可能表现为:利益主导;经贸关系议题突显;双方的政策选择空间变窄;双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所强化;“戏剧化现象”,等等。

  

   关键词: “特朗普特质”;对外政策;中美关系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参选美国总统期间、当选之后,以及2017年4月6日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当中,三个时间节点,多个管道、多种场合发表的对华政策言论,体现出从提倡对抗、到挑衅试探、再到可以务实合作的一种嬗变。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的学者和政策圈曾经不无疑虑,认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性面临挑战。国内学者关注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①]。以达巍、刁大明为例,他们的分析基本属于宏观、结构性的政策分析。他们的分析也都涉及到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班底还未完全充分到位、存在变动因素,机构和人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处在磨合之中,相关的战略定义、政策框架目前尚不明朗;对其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进行战略预判是困难的。本文试图通过初步的“特朗普特质”分析,从其就任以来局部显露的对外政策风格入手,探讨中美关系的未来可能。

  

   一、“特朗普特质”

  

   刁大明把特朗普的个人因素视为一种“确定性”,认为“特朗普个人的特质将直接决定着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过程中的风格、偏好以及局限性”[②]。对国家元首、政治家的个人特质进行分析,已经是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常用方法之一。随着美国总统在其对外决策体系和过程中的地位与角色上升,“特朗普特质”显然具有政策分析意义。从特朗普的职业、生活经历,以及言行方式来看,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总统比较,其个人特质有三个方面:商人思维、“政治素人”,以及较为鲜明的性格特点。

  

   (一)商人思维

  

   商人思维来源于长期的商业活动。美国是一个商业社会,特朗普把商业、交易看作艺术,并且热衷其中、志得意满,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版过畅销书《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Deal)。古今中外,商人的基本原则是以实利为目的,奉行实用主义。追求盈利、享受财富——商人的价值观、生存哲学和生活方式不仅体现在特朗普个人身上,同时也给他的家族文化、身边家人身上打下深刻烙印。特朗普并不掩盖自身的商人特质,反而对于商人的价值观和行事风格深具自信;他在竞选过程中的口头禅是“我很富有”(“I’m rich.”)、并且直言喜欢“赢”这个字眼。出于商人价值的偏好,特朗普直接在组阁过程中延揽同类、同好。特朗普内阁很多都是著名企业的CEO,被媒体称为“富豪团队”。可以预见,追逐实利、熟悉交易、不惧(甚至喜欢)博弈、结果导向、习惯量化,来自长期企业经营管理而非政府官僚体制经验的商人思维,不仅会是特朗普本人的特质,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扩大为内阁成员的群体特征和整体风格。

  

   (二)“政治素人”

  

   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业余还是一个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与往届总统相比,他没有担任过政府公职,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竞选过程当中,“政治素人”出身不但没有成为特朗普的缺点,相比民主党候选人和共和党党内建制派,反而成为引起选民兴趣、获得选民信任的差别优势。而且,“政治素人”形象成为特朗普竞选过程当中、就任初期的一种安全保护色,可以为其言行瑕疵以及错误提供理由,在国内外获得谅解。在特朗普的执政初期,“政治素人”做派甚至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博弈技巧,在应对国内外的政治对象时以“装疯卖傻”掩护真实动机、争取战略主动。“政治素人”还有一种优势,就是本身不是政治家、政客,不会受到职业政治家、政客思维定势的束缚;在政治思考和实践中可以另辟蹊径、产生突破。当然,“政治素人”也存在缺陷,由于缺乏从政、施政经验,在与官僚体制互动过程当中,可能有时掌控不力、难以协调,不利政策形成和有效执行。对于外国来说,这就需要对美国新任“政治素人”总统就任初、中期的假装不灵与实际不能之间进行准确判断。

  

   (三)个人的性格特点

  

   国内学者也已有人对特朗普的人格因素进行研究。比如,尹继武认为特朗普能够在大选中获胜,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不走寻常路”的性格特征有关。[③]根据特朗普的商业行为、政治活动、生活经历和言行举止,对其进行人格分析,可以看到他较为鲜明的性格特点。比如,自我意识强烈,性格外向,主动、富有进攻性,好强、虚荣,不循常理,口无遮拦,随性,善变,情绪化;等等。按照一般心理学上常用的四种气质类型(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抑郁质)分类,特朗普可以归为胆汁质或多血质。这种性格表现在他的个人往事、日常生活,喜好特别词汇的用语习惯,与人交往的礼仪、举止,相对夸张的表达方式、表情和肢体语言上。特朗普以往私生活中的粗口、脏话,与好莱坞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的隔空口角,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的拒绝握手,以及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握手时的夸张牵拉,都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热点。这种鲜明的性格特点和人们印象中政治家们大多共有的复杂、内敛和习于均衡不同;相比追求沉稳,特朗普更倾向于呈现“戏剧感”、更容易制造“戏剧性”。

  

   二、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风格

  

   从学者们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观点来看,有的倾向于体制、模式——官僚政治决定论,有的倾向总统个人——“帝王总统”决定论。前者认为,总统在影响力方面并不是万能的;总统可能被官僚(或者被国家的其他核心决策者)所左右,总统非常依赖官僚体系来获得信息,进行鉴别、分析,提出建议和有效执行[④]。而且,事实上存在多种力量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比如,除了总统的白宫办事机构之外,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安全部门、国会、利益集团、智库、媒体和公众舆论,等等。美国的宪法框架、文化传统与国民性格、政治思潮、学说和理论,等等;也会对总统的理念、观点形成制约。后者认为,美国总统就是“帝王”,在美国政治制度的外交方面处于首要地位;并且这有二战以后总统的核心作用逐渐提升的客观事实为证;他们认为,尽管不应漠视三权分立的制衡意义,但是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过程中,美国总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⑤]。

  

   根据大卫·米切儿(David Mitchell)的研究,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的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帝王”色彩的浓淡,取决于管理体系采取形式性还是合议性以及集权程度的强弱。如果内部体制是形式性管理和高集权程度结合,总统的偏好在决策过程中将占据支配地位(尼克松案例)[⑥]。一般来说,内部的集权需要和外部面临的挑战存在正相关关系;当外部挑战加剧,内部必然会集权。冷战结束以后,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美国希求建立和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面临现实危机;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丛生并且加剧;民主体制的活力和效率遭受质疑,加强体制内部集权成为一种必然。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处在全球历史、美国历史的关口之上,而且这两个关口形成叠加。国内外客观形势要求特朗普成为一个“主动—积极”型的总统。因此,除了宏观的结构性分析之外,研究特朗普的个人特质、领导素质、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及其对于决策体系产生影响的方式等等微观因素,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特朗普特质”:商人思维、“政治素人”、以及强烈个性,已经在就任伊始的对外决策和外交活动中留下鲜明痕迹,初步显露一种特定的风格。

  

   (一)积极追求实利并以“宗教感”进行自我弥补

  

   基于商人思维,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会以实际利益的维护和获得为主要目的。全球整体性的秩序、公益考虑,以及美国的国家形象、权力权威需要则退为其次。特朗普就职以后积极履行竞选诺言,以行政命令方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谋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试图推翻奥巴马气候问题核心政策“气候行动计划”;等等。并且,在联盟体系内部扬言后撤,要求其他国家增加付出和义务,引起盟友不适甚至焦虑。实际利益主要包括安全和发展两部分。可以预计,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会相对聚焦于安全与美国的自身发展两大议题。但是,整体上积极追求实利,也有可能导致一种反向均衡和自我弥补,比如采取某种局部、偶然的追求“宗教感”行动。马克斯·韦伯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清教徒文化的内在张力——即在世俗的利益追求与终极关怀之间存在冲突。因此,基于特朗普的基督徒身份,这种反向均衡和自我弥补会成为一种需要。特朗普本人从其自身的教育背景、实践经验出发,可能更容易选择一种宗教性的情感偏好,而非既定的学术、理论立场。中国作为一个主体信奉现代无神论,并有长期儒家淑世主义文化传统(钱穆语)的国家,与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和精神存在隔膜,往往容易忽略对方的宗教文化及其心理因素。

  

   (二)技术、技巧相对粗糙生硬但是结果导向

  

   由于“政治素人”出身,缺乏从政和外交经验,特朗普与国安委、国务院、安全机构等组织、人员的磨合、熟悉还未完成;从形式上看,特朗普执政初期、一年以内的外交技术、技巧会相对粗糙生硬。华盛顿的前职业外交官、一些学者,甚至包括中国国内的部分学者,对于特朗普、蒂勒森就任以来的对外政策表达、涉外言论多有批评,认为缺乏“专业性”,瑕疵、错误频出。但是,尽管尚未完全进入状态,程序、技术、技巧上有时暴露不足;特朗普政府索性注重务实、强调“结果”,谋求突显一种“实效主义”风格,以与前任、以往的建制派风格区别。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基本打破了外界关于“适应周期”和“调整节奏”的预期,直接进入“结果导向”。比如,2017年3月18日蒂勒森访华时,就明确提出寻求在美中两国之间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有建设性的关系”。这种“结果导向”的博弈策略是“田忌赛马”式的,突显战略的主动性。

  

(三)倾向双边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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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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