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9 次 更新时间:2017-11-11 1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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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进入专栏)  

  

   摘  要:  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其核心思想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因此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企业的自生能力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药方,其制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当政府发挥有为作用时,产业政策是个有用的工具。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引入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中,会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许多新的见解。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够在反思发展经济学自成立以来涌现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波思潮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发展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  新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新的理论见解;产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7)06-0005-11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相关问题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过,在此,我主要介绍四个方面的内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的理论见解和未来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应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而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子学科。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够在反思发展经济学自成立以来涌现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波思潮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发展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

  

   一、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以及增长带来的影响。总的来说,现代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升基础上的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不断创新,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并且会促使新产业和新产品的出现,这些新产业和新产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要素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促使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纵观一个社会产业变迁,不管是从传统农业向工业迈进,还是从工业跃迁到高技术、高资本产业,都是伴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收入不断提升的过程。另一种是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不断调整和完善。一方面,现代化的生产需要有电力、自来水、排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保证,同时,随着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提升,规模经济不断加大,生产量越来越多,局部市场容易饱和,要进入更大范围的市场,则需要完善相应的交通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投资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需要有金融体系来动员资本和分散风险,并且,随着现代化生产和交易范围扩大,交易双方的关系也由熟人社会扩大到陌生人社会,需要调整和完善法律体系。有了这些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得以顺利进行。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不断调整和完善各项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这是现代化的生产过程,是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带来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快速提升的结构不断变迁的结果,体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一) 新结构经济学与自生能力

   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也就是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如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化过程和影响的决定因素。依照惯例,应当取名为“结构经济学”,但为了区别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故取名“新结构经济学”。类似的例子如20世纪60年代,诺斯(Douglass C.North)在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时,将其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为了区别于美国20世纪初的制度学派。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因此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林毅夫,2012)。

   要素禀赋结构对经济发展为什么重要呢?要素禀赋结构具有两个重要特性:一方面,尽管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但其随着时间是可以变化的;另一方面,在某一时间点,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经济体在该时点的总预算(比如,有多少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可以用)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的相对丰裕程度)。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了可选择技术和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如果选择的技术和产业与要素禀赋的结构特性相适应,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就会较低,就具有比较优势。进而如果正好同时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费用也会最低,经济体就会表现出巨大的竞争力,因而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就是该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和解释经济现象时,最终还是落脚到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这两种效应上,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同时决定了这个经济体的总预算和要素相对价格(林毅夫,2017: 4-16)。遗憾的是,除了国际贸易理论中谈到要素禀赋结构,一般的经济分析通常忽略了要素禀赋和其结构的重要性。

   在此我定义了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概念。其定义是:一个处于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具有正常管理水平的企业,无需依靠政府或外部补助就可以预期获得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正常的利润水平的能力(Lin,2009a)。企业的自生能力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自生能力决定于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和所在的产业是否跟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此,企业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当经济中的软硬基础设施合适时,交易成本也会最低,从而形成最强的竞争力,企业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就能生存。

   19世纪末,马歇尔(Alfred?Marshall)在构建新古典理论体系时做了很多暗含的假设,比如充分信息、对称信息、无交易费用等。其实在马歇尔的语境中,假设了所有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在当前主流的经济理论分析中,一般认为只要在经济中存在的企业就天然拥有自生能力,但现实则并非如此(林毅夫,2002b: 15-24)。如果企业所在的产业不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太高,在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就不能够获得其可以接受的利润,因而没有自生能力。所以说,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

   利用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可增加我们对许多发展中转型中现象的理解。例如,我国经济学界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时,往往忽视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产业通常资本非常密集,超过我国发展阶段下的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只能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这种情形下,到底是企业为国有时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少,还是民营时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少?这个问题曾引起不小的争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差是产权问题。我认为,在符合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企业经营绩效差可能和产权因素有关。但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不能把企业经营绩效差都归于产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在20世纪90年代做了一条理论推论:如果这些企业因为国防安全或社会稳定的因素不能破产,国有时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会少于民营时,给出上述推断的逻辑是什么?因为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向政府索要保护补贴后,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政府官员,存在法律和制度约束,不能明目张胆侵吞保护补贴。私有化后,由于民营企业属于私人所有,因而可以将保护补贴据为己有。在政府无法推脱责任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向政府索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企业得到的保护补贴也会更多(Lin & Li,2008:90-102)。当时只是我的理论推论,现在有大量经验事实可以证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国家给的保护补贴比私有化前还更多(Lin,2015:96-113)。

   (二) 新结构经济学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新结构经济学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关联?我们知道,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即属于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内生于经济基础,且属于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以及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水平由什么因素决定?其实,是由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所决定。如果是传统农业或轻工业,那么对应的生产力水平就低,而如果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则对应的生产力水平就高。进一步地,如果社会处于传统农业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生产力水平低,农场和工厂的工人工资水平就低,工人距离生存线很近,地主和资本家则相对富有,远离生存线的地主、资本家的谈判能力就很强,从而决定了地主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生产关系。如果社会进入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距离生存线较远,此时工人的议价能力相对提高,而资本家的议价能力则会相对降低,生产关系也会随之变化。并且,如前所述,随着经济发展,产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制造业转型,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也要相应的完善,否则就会制约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的转型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实际上是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表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遗憾的是,除了新制度经济学之外,现在主流经济学通常没有考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创立之始,有两个核心观点:1.制度内生;2.制度是有影响的。但目前在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像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等学者只认为制度有影响而忽视了制度是内生的。而且这些学者在谈制度有影响时,基本都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并没有考虑到不同发展阶段和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不完全一样(林毅夫,2017: 6-10)。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中,认为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对应的产业和技术也不同,从而导致经济基础不同。而社会所需要的上层建筑也会随着产业的发展而变化。也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随时间不断变化的。

   (三) 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切入点,研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哪些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这为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经济发展意味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产业和技术不断升级。而产业和技术不断升级的前提条件是要素禀赋结构不断提升,即资本积累越来越多。资本是什么?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生产剩余,积累下来就形成资本。因此,如果要快速提高资本积累,最好的办法是经济体在每个时点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发展产业,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具有自生能力;当经济中的软硬基础设施合适时,交易成本也会最低,形成的竞争力最强,生产的剩余会最大,资本回报会最高,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会最强,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产业升级和收入增长也会最快(林毅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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