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谋求大国地位与中国展开博弈
国际政局错综复杂，世界主要政治力量纵横捭阖：美国同中俄关系趋紧，中国变得更加自信，欧洲处于相对衰落期，中东等穆斯林地区陷入动荡等等。放眼世界，印度在世界列强中的地位在悄然改变。自2014年印度人民党胜选以来，印度自视国运昌盛。莫迪上台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胜利”。
莫迪是印度首位独立后出生的总理，也是30年来第一个在议会获得绝对多数支持的总理，不需要依赖少数派的印度穆斯林和左翼政党的力量。在2017年的选举中，人民党再次获胜，意味着莫迪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执政。莫迪的上台代表了一股强大的社会经济力量：一个不断壮大的、年轻而西化的职业中产阶层，同时带有右翼印度教的民族复兴情结（印度教和锡克教徒占印度总人口近80%）。莫迪比其前任们都更加公开地表示：想把印度变成世界强国。
到2050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年轻人数量最庞大的国家。当前，印度的GDP约为中国的四分之一，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的实力还无法与中国并驾齐驱，但它在过去两年里的经济增速已超过中国。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预测，到2060年，印度或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届时，中国、印度和美国的GDP将分别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8%、18%和16%。而2011年，这一数据为17%、7%和23%。
印度踌躇满志，中国则胸怀天下、意气风发，两者之间注定难免发生摩擦。随着中国加强与印度宿敌巴基斯坦之间的军事和经济联系，并不断扩大在印度周边各国的影响力，莫迪也在逐渐放弃以往印度不与大国结盟的战略。
自苏联解体以来，印度外交、防务的原则之一就是不支持一个大国（美国）敌对另一个大国（中国）。但莫迪不像过去国大党的执政者们那样对中国又恨又怕。他和他的年轻选民们对1962年印军被中国军队打败一事不再谈虎色变。正是莫迪，带领印度与美、日建立起了更加紧密的战略关系。
如今中印之间的局面是否源于双方的误解？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遏制印度崛起的政策吗？中国的目标难道不是与其最重要的邻国和睦相处、使之远离美国的势力范围？国外观察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不明白中国如何看待自身在亚洲的长远利益和机遇，也不知中国怎么判断其盟友巴基斯坦在印度的实力面前未来何去何从。
就不久前发生的中印边境事件而言，双方均宣称：世界其他国家都支持己方行为。但事实上，国际社会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方，因为很少有人读过那些陈旧的条约和协定，更几乎没人理解那些界定不清、异常复杂的边境问题。重要的是，莫让此类事件阻碍了双方更远大的宏伟蓝图。
印度过去几年的发展已证实了经合组织当初的预测，加之莫迪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政策，到2060年中印两国将控制一半的全球经济。而巧合的是，18世纪，中印在未受西方列强入侵之前，也曾主宰了当时近半数的世界贸易。两个东方大国将重现昔日辉煌！即便不能再次掌控半个全球市场，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这两个未来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与合作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稳定都至关重要。
而历史上，两国曾在多个领域友好合作。据亨利·基辛格叙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1962年中印作战时曾对他的将领们发表讲话说：中国和印度不会永远敌对，相反，两国数百年来经济和文化交流硕果累累；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 中印只打了“一场半”的战争 (毛泽东所说的“半场战争”，是指1398年蒙古统治者帖木儿入侵印度)。印度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详细记录了过去几个世纪里两个文明古国在贸易、宗教、文化、艺术和科学等方面的密切交流，并引述中国唐代著名医僧义净从印度回国后说的话——“印度土地上谁不钦佩中国？”。诚然，仅靠佛教或医学已不可能让这两个国家重新走到一起，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双方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那一天终会到来。
二、印度在中东有传统优势和利益
上世纪70年代初，印度开始重点布局中东。这不仅与中国进入中东在时间上同步，而且在缘由上也一致：需要中东的能源。当然，那时印度的中东政策与中印关系还没什么联系。不过，如今因莫迪追求大国地位，担心中国在印度周边及中东的势力不断强大，或许会刺激印度的深度介入。
没有哪个国家能拥有印度这样的“地利”来与中东建立密切关系。两个地区地理位置接近、海陆交通便利。早在四千年前，古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间就有了贸易和文化交流。源于8世纪的伊斯兰教由北非和中东传入南亚次大陆，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和经济贸易地带。如今，石油和天然气成为印度进入中东的新动力。
印度大约三分之二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主要由沙特阿拉伯提供。除非能另辟蹊径，否则预计到 2030年印度90%的石油进口都要依赖中东。巨大的能源需求导致印度在中东的经济、贸易、投资等大幅增长。双边贸易额近2000亿美元，几乎为中印贸易的三倍。至少有700万印度劳工在中东，集中于盛产石油的海湾国家。仅阿联酋就有约280万印度劳工（中国人只有30万），占该国总劳动力的40%—50%，阿联酋和印度之间每周有近500个航班。在许多海湾国家，印度劳工已变得不可或缺。他们喜欢印度人，而不是其他阿拉伯人、 巴基斯坦人或中国人。原因之一便是印度人和他们在长相、穿着、饮食、语言、行为方式等方面很相近，而其他外国人则不具备这种文化和情感上的共性。
印度大力发展与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和阿联酋以及伊朗的政治、军事关系，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能源供应，另一方面，则是借此遏制中东与巴基斯坦穆斯林的联合。
什叶派的伊朗对印度很重要，因为它既是通向中东的门户，也可用来制衡敌对的逊尼派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而印度本身是仅次于伊朗的第二大什叶派故乡。据估计，目前印度国内穆斯林约1.8亿，占总人口15%，其中什叶派2000万至3000万。其他宗教人口约2.1亿，占总人数的近20%。
绝大多数印度穆斯林是温和的。他们不喜欢西亚，那些穆斯林国家腐败丛生、经济破产、恐怖主义横行。当然，印度也有一小部分穆斯林受到巴基斯坦方面的支持，但恐怖主义威胁相对较小。自2002年古吉拉特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丧生后，印度没有再出现重大的宗教暴力事件。克什米尔地区有人抗议印度的统治，但那里的人口不到1%。总之，如果运用得当，印度穆斯林不仅不是印度实现大国志向的历史包袱，反而是可以打的一张政治牌。
三、深化印以关系制衡阿拉伯世界
印度国父甘地和尼赫鲁，对犹太人十分同情，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相反，中国国父孙中山支持犹太复国。甘地他们担心：分裂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有可能会让印度步其后尘——从印度分裂出一个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因此，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这种不测发生。然而,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印度被一分为二。因此，印度对以色列可谓恨之入骨。直至1992年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情况才慢慢开始好转。
而印度与以色列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受到内外穆斯林的双重制约。对外担心会引起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敌意，对内又不想失去国内穆斯林的选票。
不过，1992年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油气开采的技术革新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革命。随着美国迈向能源独立，欧洲从俄罗斯进口大部分石油，海湾产油国的主要市场只剩下亚太地区。中东依赖印度、中国、日本，甚于后者依赖前者。石油已失去了作为政治武器的光环，以色列也就不再是能源贸易中谈判的筹码了。其次，印度外交官开始明白，对以色列的敌意并不能换来阿拉伯世界的中立。无论印度多么强烈地谴责以色列，阿拉伯人始终都支持巴基斯坦。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避讳以色列呢？再次，他们从另一方面意识到， 印度在联合国其实一直在自动帮助穆斯林国家反对以色列，从而令穆斯林觉得印度无论怎样都会站在他们这一边——于是，看起来“阿拉伯人不把印度当回事儿”。最后，印度认识到，阿以冲突并非如外界所传的那样是中东的核心问题。就算解决了巴勒斯坦问题，也无助于解决其他中东问题，更不会化解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世代恩怨。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自1992年以来，印度逐渐改善了与以色列的关系。同时，印度与沙特、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也蒸蒸日上，这堪称制衡式外交的杰作！印度利用以色列巧妙地提醒着阿拉伯人：印度可以有别的选项，你们必须认真对待！结果，印度成功了。印度国内的穆斯林对印以建交没有反应，对亲以色列的莫迪当选也没有反对。而对于穆斯林国家而言，两千年来，印度一直都是他们最大的邻居，从未像西方那样入侵和殖民，这种关系实在太重要了。
四、以色列对华对印开展平行外交
以色列首任总理古里安深知亚洲的重要性，在上世纪30年代就支持中国和印度的自由斗争，他还预言中印日后将成为强国。以色列以前的领导人也对两个国家一视同仁。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后，向一年前独立的印度发出建交信号。尽管印度没有答复，但犹太组织与印度保持着经常性的接触，并为印以关系正常化游说。新中国1949年10月成立，1950年1月古里安政府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这彰显了极大的智慧和勇气。以色列当时穷困落后，人口仅100万，不时受到邻国威胁，依赖美国的粮食救济。然而，查阅以色列政府1950年1月做出决定前的档案发现，以色列并没有考虑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而是从中以两国自身利益出发做出了独立选择。时至今日，以色列仍与中印两国同等友好交往，没有选边站队。
五、印以基于地缘政治发展防务关系
中以关系的发展自2011年以来已广泛拓展至艺术、科学、学术等领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忙于研究和传授犹太文化。相比之下，印度学术界和艺术界人士对以色列知之甚少。而且，印以的民间贸易额还不足50亿美元。
印以在上世纪60年代建立起防务关系，远早于双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往来。印军对以军的防务经验和硬件非常感兴趣，但直至 1992年，双方防务上的联系并没有缓解印度在政治和外交上对以的敌意。不过，以在防务关系上考虑更多的是地缘政治而非商业利益，以色列帮助印度打击巴基斯坦，而后者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故以色列这么做可视为一种报复行为。在那之后的25年里，防务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战略支柱。以方每年向印方出售约1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并进行武器的联合研发、情报共享等。当然，这并不等于军事联盟。印度与以色列的敌国伊朗等同样有军事联系。
印以的这种防务关系与曾经的中以防务关系非常相似。中以之间也是先发展防务关系，多年后才建立政治外交关系。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色列对中国的武器出售不单是一种商业行为，同样有地缘政治背景：两国均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
近来，一些中国媒体抨击印以防务关系，要求以停止对印的武器出口，这是不可取的。在如今这个多极世界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都必须处理好相互矛盾的各种事项。比如，中国与俄罗斯十分友好且防务关系密切，但同时俄罗斯也在向印度出售武器。此外，中国与以色列发展友好关系，但又与以的敌对国家特别是伊朗建立军事关系。印以防务关系由来已久，并非中印局势紧张之际才发展起来。
六、莫迪打破印以关系窠臼
2014年以来，莫迪带领印度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其中，印度与以色列双边关系上的突飞猛进堪称一场革命。
国大党执政期间，印度领导人允许印以关系发展，但不太与以色列领导人会面。仅有的两次例外是1997年以色列总统访印和2003年以色列总理沙龙访印。但从没有印度领导人访问过以色列，他们倒是经常前往穆斯林国家。
莫迪当选后立即终结了这种不正常的外交现象。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长时间、亲切的电话交谈。在他的推动下，以色列对印出售武器的障碍被清除，双方还承诺大力发展经贸关系。不过，莫迪带来的最重要变革还是在政治上。
2014年5月，即莫迪当选两个月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以色列应战。印度拒绝谴责以方的军事行动，这在有史以来是第一次。
2014年7月15日，印度共产党、穆斯林等反对党派举行游行示威。印度政府议会事务部部长告诫道：国内政治不应控制印度的外交政策。这等于承认了一直以来印度对巴勒斯坦的自动支持是源于对国内穆斯林的惧怕，而非如国大党所宣扬的那样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这同样是第一次。
莫迪的上台打破了印度自独立以来长达70年的政治禁忌，即一个对以色列不敌对、不冷漠的政治家不可能成为印度领导人，因为这会冒犯国内的穆斯林。
接下来两年内，印度终止了自动支持联合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反对以色列的决议。印度不再受制于阿拉伯人，也不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这同样未曾有过。
面对这一政策转向，印度国内外的穆斯林都没有做出明显的敌对反应。甚至，沙特一家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称印度现在正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走一条不同于过去的道路。
2015年10月普拉纳布·慕克吉首次以印度总统身份对以色列进行了国事访问。2016年11月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回访，受到最高规格接待。2017年7月，莫迪抵达耶路撒冷，开启了为期3天的历史性访问。期间，有两件事意义非凡：
第一件事是莫迪没有去拉姆安拉问候巴勒斯坦领导人。为保持表面上的平衡，他于几周前邀请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到访德里，重申对巴勒斯坦和巴以“两国方案”的支持。然而，几乎每位到访以色列的外国政要，都要去拉姆安拉拜访一下，这是不成文的规矩。但莫迪没有。他用行动传达出一个信息：印度对阿拉伯世界非常了解，巴勒斯坦不是中东的主要问题；巴勒斯坦人值得同情和帮助，但他们无权要求与以色列交好的国家必须同时也要满足巴勒斯坦人的心愿。对此，阿拉伯人反应不大，巴勒斯坦人则有些失落。
第二件事是莫迪前往位于海法的英联邦战争纪念墓地进行吊唁。1917-1918年战死的印度士兵，用英国国旗覆盖埋葬在这里。一战时驻巴勒斯坦的英军指挥官艾伦比将军褒扬了他们的英勇精神。如今，莫迪盛赞他们是勇敢的印度人——不是英国人。除了甘地在上世纪20年代提及过这些牺牲的印度士兵，莫迪之前的印度领导人都不曾谈起。毕竟，对印度人而言，为大英帝国战死不是件多么荣耀的事。那么，为何莫迪决定对这段印度历史重新解读呢？本文开头提到莫迪对大国地位的追求，21世纪的强国需要军事实力和军事自豪感，也许这就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