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岩: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阶层认知与健康不平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 次 更新时间:2017-11-09 16: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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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岩  

   【内容提要】 本研究基于2012年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个体问卷,对反映中国劳动力社会经济地位、主观阶层认知评价和身体健康相关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与二元逻辑斯特(Logistic)回归分析。在控制年龄、性别、户籍与流动等因素对人们身体健康影响的情况下,研究发现人们的主观阶层认知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连接着客观经济地位(包括教育和经济收入)与自评健康,以及客观经济地位与近期客观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在支持健康的社会因果论的同时,凸显了主观社会阶层认知是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研究结论也揭示了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与人们健康关系的独特性。

   【关键词】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阶层认知,教育,经济收入,健康

  

一、研究背景

  

   中国在短短60多年的时间里,用1%的世界卫生支出,基本解决了占全球22%的人口健康问题(Lee, 2004),但在健康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国内普通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现状折射出健康不平等问题。健康不平等这一概念脱离不开社会分层体系,它是指社会分层中的底层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在健康上的差异,包括社会弱势群体持久感受到的在健康状况、医疗负担与健康风险上的社会劣势与区隔(Braveman, 2006;Bleich, Jarlenski, Bell & LaVeist, 2012)。健康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创新社会治理时代背景下改善国内民生的重要内容。相应的,健康不平等研究也逐渐获得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与投入(比如焦开山,2014;刘晓婷、黄洪,2015;王甫勤,2011,2012)。

   现有针对国内健康不平等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客观社会分层指标,诸如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上。而国外健康不平等研究30多年的发展,一方面越来越肯定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起到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在反思使用社会经济地位客观指标在研究健康不平等问题时可能带来的局限。

   健康不平等不仅受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同时会受到心理主观因素的影响(Adler, Boyce, Chesney, Cohen, Folkman, Kahn & Syme, 1994; Cohen, Alper, Doyle, Adler, Treanor & Turner, 2008),社会资源与地位的分层最终会反映在个体心理层面并最终影响身体健康。梁樱(2013)在对心理健康的社会学综述中指出社会分层与身心健康关系密切,对结构与个体、宏观与微观的联系也是健康社会学讨论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国际上开始探讨主观阶层认知与健康的关系。主观阶层认知是人们对其所处社会层级位置的主观认知,这种认知来源于社会比较的心理过程,既依赖于客观实际,又受心理过程的影响。从社会分层的客观指标扩展到主观指标的研究,更加能够厘清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与内部作用机制。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以健康的社会因果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对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个体问卷中的健康相关数据的分析,在讨论经济收入与教育程度这两个反映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变量的同时,在控制户籍、流动、性别与年龄等因素的条件下,进一步考察中国劳动力人口中主观阶层认知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的。①


二、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

  

   (一)客观社会分层指标与健康

   社会经济地位是客观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传统上对客观社会阶层的划分主要依据的理论来源有二:一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阶级分析理论,强调社会不平等根源于经济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平等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以赖特(E. O. Wright)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不仅以经济资产的占有与否来划分阶级,同时还要以组织资产与文化资产来对阶级进行划分(李春玲,2004;刘欣,2002)。二是以韦伯为代表的多元分层理论,认为阶级结构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它既可以通过依市场机会占有不同而进行划分的经济权力的多寡来体现,也可通过社会声望等级和是否拥有政治权力来体现(李路路,1999;刘祖云,2002)。后续以韦伯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诸如布劳-邓肯的社会流动模式下对社会分层的探讨,或者新韦伯主义的戈德索普,也多是依据市场、收入与职业地位来进行阶级或阶层的划分(李培林,2005)。

   学界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关注可以追溯到1980年发表的布莱克报告(Inequalities in Health: The Black Report),其后的研究更力图从经济收入(Bleich, Jarlenski, Bell & LaVeist, 2012)、教育(Ross & Wu, 1995)、性别(Read & Gorman, 2010)、地位相对剥夺(Subramanyam, Kawachi, Berkman & Subramanian, 2009)等多方面入手来反映社会分层指标与健康不平等的关系,这些研究总体上都支持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上层的人往往有着更好的预期寿命、健康状况与健康行为方式(Alder, Boyce, Chesney, Cohen, Folkman, Kahn & Syme, 1994; Bleich, Jarlenski, Bell & LaVeist, 2012)。这种将健康不平等的结果解释为“主要由人们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观点,被称之为社会因果论(social causal theory)。这一理论解释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对健康的社会不平等的结构主义解释,认为与阶级结构相关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差异是造成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国外相关的研究结果大多也都支持了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等级和其他可能反映社会位置差异的客观变量(诸如性别、年龄等)都能比较好地预测健康水平,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会带来明显的健康梯度(王甫勤,2011)。

   对我国健康不平等的研究在近些年逐渐发展起来。劳瑞与谢宇的研究(Lowry & Xie, 2009)从社会经济地位与人们健康的关系出发,考察了城乡人口与年龄对健康的影响。王甫勤主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分析了社会流动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王甫勤,2011),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影响(王甫勤,2012)。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多支持健康的社会因果论,即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位置导致了人们在资源占有与机会获得等方面都存在不平等,进而也影响到健康的社会不平等。这些研究验证了中国背景下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重要性。

   (二)为什么开始关注主观阶层认知

   主观阶层认知是指人们对其在社会阶层排序中所处位置的认识(Singh-Manoux, Adler & Marmot, 2003)。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有西方学者开始把关注的焦点从客观或绝对社会阶层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转移到主观或相对社会阶层认知(subjective social status)与健康不平等的关系上(Adler, Epel, Castellazzo & Ickovics, 2000; Singh-Manoux, Adler & Marmot, 2003; Mcaleod, Smith, Metcalfe & Hart, 2005; Cohen, Alper, Doyle, Adler, Treanor & Turner, 2008; Demakakos, Nazroo, Breeze & Marmot, 2008; Quon & McGrath, 2015)。比如德玛卡科斯等(Demakakos, Nazroo, Breeze & Marmot, 2008)的研究验证了老年人的主观阶层认知与健康自评以及慢性病有显著的关系。艾德勒等(Adler, Epel, Castellazzo & Ickovics, 2000)研究了女性主客观社会地位的关系,发现相对于客观指标,主观社会地位与心理功能及健康因素诸如自评健康、睡眠、心率、肥胖与压力应对等的关系更密切。奎恩和同事(Quon & McGrath, 2015)对社区、家庭、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健康关系的研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的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低与自评健康水平差及更多的精神健康问题相关联。除此之外,低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也与较低躯体活动水平、营养摄取不足,以及更多的疾病症状有关。

   为什么主观指标是客观指标不能替代的预测健康的重要变量呢?西方学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阶层认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二是主观阶层认知可以弥补客观指标的某些自身局限(Cohen, Alper, Doyle, Adler, Treanor & Turner, 2008)。结合中国本土情况,具体分析如下:

   1. 主观阶层认知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

   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既可以从客观角度来划分,也可以从主观视角来衡量。社会分层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对客观社会阶层与主观社会阶层意识或阶层认同之间关系的探讨。国外学者杰克曼夫妇曾经做过详细的分析(Jackman & Jackman, 1973),他们在权威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关于主客观社会地位关系的文章,指出当时美国经验研究的数据并没有获得主客观社会地位的完美一致的结论,这一结果倾向于支持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利益群体理论(interest-group)的假设,即个体阶层认同的首要决定因素就是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同样,结构决定论模型认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意识(刘欣,2002),个体的教育、职业、收入与主观阶层认同高相关。但是多元社会分层理论则认为教育、职业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密,并不存在某个特定的敏感性阶层区分指标,且主观阶层认知会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干扰而使得主观与客观社会分层相偏离,其中社会流动、生活机遇的相对变化和社会比较影响着人们的阶层认知评价。韦伯就认为阶级意识的产生根源于差异形成的比较,阶层认知不仅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有关,也与基于社会比较的相对位置有关(刘欣,2002)。

   威肯森(Wikinson,1992)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效应主要是在国家内群体中体现出来,而如果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则发现有的国家绝对人均收入低,但不一定健康水平就更差。从跨国的比较来看,收入分布对健康的预测似乎更加敏感,但收入与健康的关系在占人口30%的高收入人群中就变得没有那么显著了。这一发现提示也许通过社会比较获得的相对社会地位可能比绝对社会地位更敏感地预测人们的健康。而相对的社会地位指标往往是通过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阶层与社会地位的主观认知来反映的。

总体上,主观阶层认知首先反映了客观地位与个体主观期待的差距;其次,主观阶层认知允许人们把自己的绝对收入、财富与地位等放入自己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进行比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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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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