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华: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 次 更新时间:2017-11-08 02: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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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华  

   摘要:本文认为,现象学社会学对定性研究实践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由现象学的内涵所规定而强调的一种积极的认知态度。而这种积极的认知态度一旦被贯彻,就会给我们的研究乃至学生培养和训练带来一种革命性的改变。这样一种认知在研究实践中经由感知与洞察得以完成,从而获得对现象的意义的相对深刻与准确的理解和解释,由此也给出了现象学社会学将“日常生活”作为其主要研究领域的原因:日常生活即是“生活世界”的中心,而由社会行动者(包括他们形成的主体间际)及其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所组成的生活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个意义的世界。

   本文旨在探讨现象学社会学在作为意义探究的定性研究实践中的意义,即它对我们在研究现场所获得的对文本(注1所有注释见文末)和场景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所给予的理论层面和方法层面的指导性帮助。


一、若干理论前提

  

   诺曼·K. 邓津(Norman K. Denzin)和伊冯娜·S. 林肯(Yvonna S. Lincoln)曾对定性研究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定性研究是一种将观察者置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情景性活动。它由一系列解释性的、使世界可感知的身体实践活动所构成。这些实践活动转换着世界。它们将世界转变成一系列的陈述,包括实地笔记、访问、谈话、照片、记录和自我的备忘录。在这种程度上,定性研究包含着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性的、自然主义的方式。这意味着定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来研究它们,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和解释现象。”(邓津、林肯,2007:4)

   由此定义可知,大凡定性研究,其实都无法离开对现象(被赋予)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如果从现象学社会学的传统来看定性研究,那么就回到了M.韦伯在讨论社会行动时提出的观点:社会行动是被行动者赋予了意义的,而这样的意义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而且这样的理解必然与解释联系在一起。(注2)这样,我们(研究者)和他人置身于其中的、被A.舒茨称为“至尊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所具有的种种意义,也可以被认为是由过去和现在的行动者在主体间际的背景之下被赋予的。

   进一步地,如果按照叶秀山(1988:138-139)对海德格尔对胡塞尔思想之继承的一个解释,海德格尔坚持了“现象学的‘意义’不是普通逻辑概念抽象的‘内涵’,而是直觉性的事物本质的显现”(转引自张祥龙等,2002:92)这样一个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并把它与“存在论”结合起来。“‘存在’、‘有’就是‘让’(Lassen)事物‘呈现’出来,自己让自己呈现出来。于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最精髓的概念‘显现’被保存了下来。”

   这一论断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发,作为直觉性的事物本质的自我呈现的意义的显现是一种“存在”,是“有”,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感知它或者发现它。因此,只要我们去感知或者去发现,我们就能获得对这样的意义的认知。具体到定性研究来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现场听到的被访人的讲述、观察到的被访人的生活环境,以及我们和被访人正在互动的访谈场景都是被被访人赋予意义的。或许也能说,这样的意义是肯定存在的。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这样的意义,那只是说我们没有去感知或没有去发现。所以,按照这样的理路,现象学社会学将研究从一开始就带入经验调查的现场的同时,也倡导了一种积极的认知态度,也就是说它强调一种主动投入到田野研究的场景中去感受和认知的精神。


二、感知:悬置、意义的辨析与区分、意义的逻辑

  

   (一)被访人的日常生活:感知的对象和研究的重心

   A. 赫勒(1990:3)曾将日常生活定义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并且强调“日常生活存在于每一社会之中”,“每个人无论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的地位如何,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是因为日常生活首先就是个体为保证自己生存而进行的种种活动(对个体来说从事这样的活动必然会有时间的耗费和空间的转换),在这样的活动中,社会制度对个体的规范、限制与约束,以及观念层面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也得以展现。并且,因为它与每个个体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以生老病死为表现形态的生命过程相联系而呈现出一种“常态”,即具有重复性和稳定性。但是,在社会出现纵向的分化形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之后,这些在社会分层中占据不同位置的社会集团会对自己面对的“常态”赋予不同的意涵,他们的生、老、病、死因此也获得了各自的意义。所以,日常生活是被打上社会的烙印的,它被赋予的意涵因此也具有鲜明和浓重的社会性。

   因为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都有时间的耗费和空间的转换,因此,从经验的层面上看,我们可以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分成日常生活时间和“事件”时间两个部分。“事件”时间是指当生活中出现各类对个体及其从属的群体(比如家庭)生存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时,被访人及其所属的群体在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它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在总量上则可长可短;日常生活时间通常是指个体为了生存和满足自己生理需要所耗费的时间,它的特点是具有重复性与稳定性,如做饭、吃饭、生产(工作)、交往和休息等。但是,日常生活时间和“事件”时间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个体之所以能被动员起来是因为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具有了对自己从属的群体的认同,看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和在事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这样一种意识和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了解显然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日常生活之所以能成为我们考察个体活动(行动)的主要领域,是因为这些活动是被作为行动者的个体赋予了一种意义的(比如虽然每天都要吃饭,但是外面的饭局和家里全家人一起吃的家常饭就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一个社会在没有发生战乱与灾害等波及全社会的重大事件的时候,它所呈现的常态就是这样一种日常生活。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就成了现象学社会学家A. 舒茨的“生活世界”(那坦森,1982:159)(注3)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用A.舒茨的话来说,它是生活世界的中心,是“至尊现实”(转引自李猛,1999,20)。他认为,社会行动只能具有一种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本人的主观意义(但意义的产生除了主体外,还需要主体在其中生存并与之互动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参见霍桂恒,1996:337)。而生活世界则是人们在其中度过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经验的主体间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主体,和他人共同构成生活世界)的文化世界。其特征是预先给定性,即它存在于社会个体对它进行任何理论反思和理论研究之前。A. 舒茨对研究对象所作的“现象学分析”是指将研究对象视为“现象”并还原成最初赋予意义的经验,只不过他所针对的不是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识,而是处于生活世界之中、具有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的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力求从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出发阐明其意义结构(杨善华、刘小京,2000)。

   由上所述可知,作为某一特定社会群体一员的被访人的日常生活之所以会成为我们感受的对象和研究的重心,是因为日常生活是他(她)生存的主要表征,并且这样的表征充满了社会学的意义。而上文中A. 舒茨对“现象学分析”的阐述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基础,即我们要认识、把握并在理解基础上给出解释的是“处于生活世界之中、具有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的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而不是我们研究者的主观意识,所以一定不要用我们的主观意识来代替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

   (二)悬置

   从认识和把握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这一点出发,胡塞尔所强调的“悬置”就构成了感知的前提和必经的步骤。所谓悬置,在胡塞尔那里,简单地说,就是中止自然态度(注4)下的判断,“我们使属于自然态度本质的总设定失去作用”,并由此,“我排除了一切与自然世界相关的科学”(胡塞尔,1992,97-98),尽管它们依然有效,但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再使用与之相关的任何命题、概念,包括真理。只有经过悬置,才有可能去讨论作为“世界消除之剩余的绝对意识”(同上,133)。我们可以运用同样的方法,来对研究者自身的日常生活知识体系,以及社会科学的体系、知识以至判断进行悬置,也就是暂时中止研究者原有的自然态度以及科学态度的判断。悬置的意思是悬置我们自己(研究者)原来持有的“成见”,即我们(研究者)以前所有的理论预设,它包括我们(研究者)对于某些东西的习惯性信仰,以及对传统的割裂个别与一般的理论框架的悬置。当我们进入田野调查现场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抛掉前述“成见”的前提下,全神贯注地去感受被访人的各个侧面(包括外貌、衣着、神情和语言,也包括访谈进行中的环境。如前所述,所有这些都是被访谈对象赋予了一定意义的),(注5)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好像是用一张尽量素白的纸去“印”田野调查时的场景和被访人的各个侧面,从而获得对访谈对象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和认识。当然,这样的感知和认识是要经由沟通性的理解才能得以实现的(杨善华、孙飞宇,2005)。

   (三)意义的辨析与区分

   “悬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在排除了研究者自己先入为主的各种成见和观念之后的对访谈对象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注6)和认识。应该说,它与研究者感受被访人、访谈内容和访谈现场这样的“材料”是基本同步的。所以,悬置是感知的前提条件。

但是这样的感知肯定会有一个结果,即获得“相关材料”的意义。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这样的田野调查与访谈中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但是未必都有社会学的意义。然而从我们研究的学科特征来说,我们应该获得的是具有社会学的意义的素材。所以,意义的辨析与区分就是在感知的同时,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材料从所有的材料中分离出来,并争取完成研究层面的提升——争取由经验层面提升到理论层面,作出一个经验层面上的生动和鲜活的理论概括。杨善华、孙飞宇(2005)在《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一文中曾提出三层次的文本分析一说,认为在第二层次开始于对文本蕴涵的意义的价值的认识,要做的就是发现被访人的叙述中的精彩之处和闪光点,同时也可以对被访人做一个“类”意义上的认识(被访人的个性中有哪些特征具有“类”的意义或具有某种共性)。我们还认为,在这个时候,研究者的社会学视野开始显现,因为精彩点的发现和“类”的特征的把握都是以某种普遍性为前提的,而研究者只有具备一种社会学的全局观和理论意识才能对这种普遍性有相对准确的把握。显然,这样一种分辨和区分是在对材料的选择及对材料意义的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这一步解决的是感知什么、如何感知,以及对研究者的社会学素养的要求等问题。而这样的感知,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就是“本质直观”的一部分,是本质直观的内在基础;所以说到底,本质直观并不外在于原初感知(不是对于感知加以抽象、概括的结果),而只是通过观察目光的调整而改变统握感知材料的方式罢了,也就是从感觉直观的方式转变为概念直观或范畴直观,发现更高层的关系结构。我们要选择的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普遍性的材料,而这样的普遍性显然是具有“类本质”的属性的,但又是浸润在原初的感知场之中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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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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