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柱: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界别特色的形成演变及理论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17-11-03 21: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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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柱  

   【内容提要】 各民主党派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演进中,在组织发展方面明确了各自的重点分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党派的界别特色。通过考察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界别特色的形成演变及基本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界别特色是历史与现实的产物,既体现了对历史的承继性,也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应性;第二,基于组织发展重点分工形成的成员结构界别特色,有助于民主党派在履职过程中形成各自的功能界别特色;第三,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对象上既有交叉,也有错位,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表明了民主党派的价值;第四,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重点分工有边界,也有重叠,由于交叉发展导致的界别趋同现象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关 键 词】 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重点分工;界别特色;趋同

  

   【作者简介】 黄天柱,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执行秘书长,副教授,复旦大学统战基础理论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央社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与中国政治。

  

   一、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界别特色的形成

  

   分析各民主党派成立之初的成员构成,可以发现,一些党派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界别特征[1]:民盟突出体现了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主体界别,其发起人也都是当时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民建明确了其主体成员的职业范围是工商界人士及与工商界有比较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其发起人大多是当时的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及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民进的成员构成具有明显的职业界别标识,其发起人大多是当时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九三学社成员的主体职业界别特征也较为明显,其发起人大多是当时科技界、文化界的进步知识分子。另外一些党派则没有明显的职业或行业界别特征,主要是依托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或身份特征联络而成的:民革主要是依托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这一社会关系联络起来的一个政党;农工党从其历史起源看,与民革成立之初是相似的;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致公堂发起成立,将其联系起来的是“侨”“海”这一身份特征;台盟的发起人及早期成员大多是“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撤离台湾到大陆和香港的台胞人士,将其联系起来的是“台胞”这一地域和身份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成员结构的复杂性,各民主党派进行了组织整顿和清理,“成员中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在部队工作的成员”“停止与民主党派的组织关系”。[2]中国共产党基于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应有所分工的主张。从笔者所涉猎文献来看,中共最早提出这一主张,是在1950年2月26日中央统战部《关于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干部会议与二中全会的通报》中,其背景是当时农工党内出现的关于存废与否的争论。[①]《通报》明确了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基本态度”:“凡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各民主党派,过去既有合作奋斗的历史(虽然时间与程度有所不同),今后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更有合作奋斗的必要,故在政治上各民主党派皆不发生存废问题,但各党派在社会上应有适当的分工,各党派间的关系由此可作必要而适当的调整,各党派内部更须作必要的调整与提高,以期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3]可见,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提出各民主党派之间组织发展分工问题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为了更好实现长期共存与合作。

  

   后经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各民主党派在尊重各自历史的基础上确定了组织发展对象和活动范围的重点分工:民革是原国民党党员及与国民党有一定历史联系的人士;民盟是文教界的知识分子;民建是工商业资本家及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是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农工党是医务工作者和公职人员;致公党是归国华侨及与华侨有联系的人士;九三学社是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台盟是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同胞。[4]此后,民主党派组织的界别特色逐步形成。数据显示:到1953年1月,民革“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原来的国民党员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党员中72.9%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5](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中留用了部分旧政府的公务人员,这些人成为建国初民革的重要发展对象);到1953年6月, 民盟盟员中从事文教工作的占61%(其中高等学校占19.3%,中等学校占26.7%,小学占12.6%,其他文教部门占2.2%),此外还有在政府文教机关里工作的;[6]到1953年10月,民建会员中工业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占31%,商业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占27%,私营企业职员占3%,财经机关、国营企业工作人员占18%,担任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占21%;[7]到1956年8月,民进会员中中学教职员占44.7%,小学教职员占20.4%,高等学校(包括高等师范院校在内)教职员占8.5%,文化出版工作者占7.3%,教育行政工作者占4%;[8]到1957年2月,农工党党员中医卫界占到了40.52%。[9]

  

   八个党派中,农工党的情况相对比较特殊一些。正如周恩来所说,“农工民主党不同于中共以外别的党派者,它是唯一具有革命传统基础的党。”[10]因此,建国初明确各民主党派的重点分工,农工党经历了一个摸索过程,情况也较为特殊一些。1949年至1951年,农工党党务工作的重点是清理、整顿和健全组织。1951年12月,鉴于全党整理基本完成,农工党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组织的决议》,明确发展对象“以中下层的公教人员、专家、技术人员、小工商业者为主,同时向经济建设部门作试行发展”。到1953年7月,农工党党员中有37.73%在文教部门,有33.17%在财经部门,有29.1%分散在政法部门、工商界和党的各级机关。[11]直到1956年2月,农工党六届二中全会才正式明确“以医药卫生界人员为联系和发展重点”。[12]

  

   二、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界别特色的发展演变及基本现状

  

   建国初各民主党派在组织发展方面形成的这样一个大致分工,在之后的发展历程中,根据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及多党合作需要,又进行了必要的适应性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民主党派在组织发展方面“有突破原有重点分工的情况”,“如民盟、民进、农工党和九三学社在发展新成员和最近的章程修改草案中,都曾反映了要把文化、教育、科技、医卫、文艺等各界非党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发展对象”。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认为,“这实质上是要不要继续保持重点分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给出的建议是“继续坚持原有的重点分工”。[13]据此,在1983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的《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座谈会纪要》(通称1983年《纪要》)重申并肯定了明确重点分工的作用,提出“今后仍应继续维持原有的重点分工”,并适当拓展了民革和民建的发展空间:民革“今后可在去台人员家属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和有一定代表性的、对台工作有一定作用的人士以及其他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等几个特定方面适当发展”;民建“今后可在同民建有历史联系或有密切工作联系的从事工商企业和其他经济工作的人士中适当发展”。[14]

  

   1992年,各民主党派在讨论修改章程时普遍希望把发展对象的范围规定得宽一些,界别列得多一些,以利于多方面物色参政议政人才。对此,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与坚持重点分工有些矛盾”,并提出意见和主张:“各民主党派的重点分工是历史形成的,反映了各自的特点,有利于发挥他们的优势和作用,需要继续坚持。同时,重点不是唯一,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范围历来是既有重点,又有某些交叉,属重点分工范围的一般占70%左右。我们意见,各民主党派在章程中首先要明确其重点发展范围,同时写明可适当吸收其他方面人士,拟建议他们据此作出表述。”[15]此后,一些党派经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对重点发展范围进行了适当调整。例如,“鉴于目前大陆范围内同国民党有联系的人士已为数不多”,民革增加“与民革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即民革人士后裔和民革在开展社会活动中所联系的人士)以及与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为发展对象;再如,考虑到“民建历史上所联系的原工商业者已无发展余地”,民建提出将“着重在一些大中型企业有一定代表性的高级科技、管理人员中发展成员(不到车间发展),并吸收少量非公有制经济界有代表性的人士”。[16]

  

   1993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次提出民主党派组织发展“七三开”的政策规定。《通知》指出,“民主党派要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也需要在坚持重点分工的前提下,适当吸收一些其他方面的人士”,“一般来说,重点分工范围的成员掌握在70%左右,其他方面的人士掌握在30%左右为宜”。[17] “七三开”的规定后来被正式写入到1996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共同签订的《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通称1996年《纪要》)中。1996年《纪要》还根据形势发展,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问题作出规定:民建可“适当发展”,其他民主党派“可个别发展”。[18]

  

   此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致公党、民革、农工党分别将社会和法制专业人士、海归人士、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的代表性人士纳入重点发展范围。1998年12月召开的致公党十一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归侨、侨眷中发展党员的同时,注意吸纳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专家学者”。[19] 2009年,中央统战部经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协商,制定《关于协助民主党派进一步做好组织发展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指出,“民革可重点发展社会和法制专业人员中的代表性人士,农工党可重点发展环境保护和人口资源领域的代表性人士。”[②]

  

   总体而言,各民主党派发展对象的重点分工基本保持了建国初明确下来的大体格局。当前,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重点分工情况如下:民革的重点发展对象是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民革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社会和法制专业人士和其他中上层人士;民盟的重点发展对象是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民建的重点发展对象是经济界人士及有关专家学者;民进的重点发展对象是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农工党的重点发展对象是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环境生态领域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致公党的主要发展对象是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九三学社的重点发展对象是从事科技工作以及高等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台盟的发展对象是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

  

   根据《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5》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各民主党派成员的界别构成分别如下:[20]

  

民革:公有制经济界22343人,占比18.5%;普通教育界19791人,占比16.4%;非公经济界17365人,占比14.4%;医药卫生界14329人,占比11.8%;高等教育界12408人,占比10.3%;私营企业主界6982人,占比5.8%;科技界5011人,占比4.1%;文化艺术界4133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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