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飞宇:中国社会学的“中”与“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4 次 更新时间:2017-11-03 10: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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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飞宇  

   中国社会学的“中”与“西”[①]

   摘要: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问题意识及研究特色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息息相关,并因此而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特性。这一“为己”的传统同时也对于西方文明传统及其核心思想与问题资源抱持着充分的开放态度,有着扎实的研究。该传统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社会学在今天所受到的挑战和相关的争论都颇具启发,因为如何去界定和思考在中国社会学里的“中”和“西”的问题,同时固然是理论与方法论之争的核心议题,但同时也是如何理解处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核心议题。

   关键词:社会学;问题意识;传统;西方

  

   一、问题意识

  

   关于中学与西学的问题,自从近代中西交汇以来,一直成为中国文化界的核心焦虑。关于“中”与“西”的界定,虽然一直都众说纷纭,不过却并不意味着这二者所型构起来的问题并不存在。因为时至今日,相关焦虑及其争论既未曾缓和,甚而至于有愈演愈烈之势,也并非虚无缥缈,而是具体体现在各种学科的问题意识、研究旨趣乃至制度建设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当今社会学的许多研究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可以说是“心有戚戚焉”,有很多共同的感受和观点。不过,社会学本身作为一种从西方引入的学问,在讨论中西这个问题时,还是稍微有点复杂,原因在于,社会学的基本定义、理论、方法论、研究传统等等几乎全部的学科框架,都是来自于西方,尤其来自于欧洲和美国。社会学的经典三大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埃米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和卡尔·马克思(KarlMarx)都是欧洲人。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之后,又受到了来自于美国社会学的强烈影响。所以讨论社会学之中的中西问题,需要将社会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带入进来。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唯一明确的答案,因为不同的社会学家对此有着不同的见解,这甚至是构成社会学中不同流派与传统的起点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学界也有着自己的理解。而且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普遍意义上的中学与西学问题的一部分。一般而言,中国学界引入社会学要从严复翻译《群学肄言》开始。严复从这部译著到后来在各种翻译与引介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社会学的认识,在中国学界都非常具有代表性。严复本人对于中西问题的态度非常复杂,并非本文的主题。不过,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以及在其他许多作品(如《原强》《与〈外交报〉主人书》等)中,严复讲得很清楚,即他在引介社会学的时候,其实是将其当成一门圣贤之学并对其有着疗治“吾国之所最患者”的期待。如果说社会学作为一门西来的学问,在其起源上的性质就已经使得社会学中的中西问题特别复杂的话,那么,对于“何谓社会学”和“社会学何为”的理解,则可以有效帮助我们梳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学虽然最初被当成了一种西来的学问,但是在以严复为代表的学者们看来,一方面,它与中国传统的经典理论关怀如出一辙,却又更为深入[②],而另一方面,恰恰因为如此,所以社会学的引入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为己”之问题意识。这种对于社会学的双重理解在中国社会学的传统中从未断绝,而且随着学术史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在这一大的问题意识引领下,中国社会学在最初就奠立了极其明确的基于传统而放眼世界文明视野的气度,和兼容并包又扎根现实、尊重经验的特征。

   这一特征在中国社会学早期的杰出社会学家们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这不仅包括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以及出路的探寻,如李景汉先生所作的“定县调查”,而且还体现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如吴文藻先生的努力[③],最后还有实践的层面,如梁漱溟先生和晏阳初先生所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在这个传统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就是费孝通先生。从1933年进入清华学习开始,到1936年他在进行“江村调查”之前的这三年期间他所做的社会调查和所写的论文,主题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社会变迁、社会变迁中的传统维续以及如何达致社会平衡的问题。也就是说,费孝通在其早期就已经将自己的问题意识明确确立在理解中国社会、理解这一社会的变迁最终会到达何种稳定的状态。以他在江村的研究为代表,后来为我们所熟知的“志在富民”的理想,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具体和特别现实的问题。所以,对于早期中国社会学传统来说,虽然社会学是西来的一种学问,但是这种学问一方面与中国传统学问的精神极其吻合,另一方面,又恰恰由于其研究特征而是“为己”的,或者说“为中国”的。

   就社会学研究本身而言,这一点与韦伯、涂尔干等人在其经典社会学研究之中的核心关怀如出一辙:都是希望能够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中实现社会的道德团结、安顿人心、重建秩序。恰恰是因为这个方面,这门西学在中国反而有了最鲜活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它最能够扎根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问题之中,并且因此而成为在世界上特别具有影响力的研究种类。“江村调查”以及后来写成的《江村经济》这部著作,在全世界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在西方,至今都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必读经典。在这个意义上,最中国、最本土的东西反而是最具普遍意义的和最具影响力的。

   而另一方面,从吴文藻先生不以国别差异为界,有意识地将优秀学生送往西方最好的大学培养,到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魁阁时期”,仍然在努力汲取西方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成就,如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阅读和理解[④],所有这些都表明,无论在教育上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这批学人都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一以贯之地尽最大努力保持开放的胸怀,既对于西方的文明成就有着最大的敬意和学习热情,同时又主动将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理解放置于世界文明的背景下来进行。今天我们熟知的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云南三村》乃至于《乡土中国》之中所进行的中国社会学自身概念的酝酿和提炼,如“差序格局”“无讼”和“长老统治”等,都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可以说,尽管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最初是用英文所写,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学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可以说,这一状况当然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天然地接受以英文写作来延续社会学传统、甚至将英文写作视为中国学术传统的组成部分的做法。我们必须要对于这样的问题加以具体分析,不能以其中一个特征来涵盖整体并且代表整体。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问题意识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堪称具备了“做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学问”这样一个特色。

  

   二、社会学理论问题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指引下,社会学仍然存在着一种比较具体的挑战:现在几乎所有公认的社会学理论,都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以至于今天在社会学内部讨论西学,经常会被误以为就是在讨论理论的问题,而在社会学界内部经常被诟病的理论与经验相脱节的问题,往往也是因为被嵌套入了“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这样的简单二元区分思维模式,而大行其道。

   我们当然必须要承认,在今天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从经典理论到现当代理论,从宏大理论到中层理论乃至微观理论,基本都是西方学者的舞台,而与此相应,今天中国社会学界的经验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基于“中国”这一问题意识而针对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经验。从这一角度来说,理论问题确实可以说居于社会学中西问题的核心。这一核心问题可以具体化为,我们如何对面这些西方理论?从事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是否就可以不需要去阅读西方的社会理论了呢?

   就理论本身而言,我们必须要承认,事实上并没有某种界限分明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也不存在某种唯一的社会学理论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theories)及其前身或者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理论(socialtheory),是一种纷繁复杂的景象。社会理论的学科性并没有后来的社会学那么强,而在历史上又要远远超过社会学本身的历史。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理论滋养了社会学理论,然而社会理论本身又有其丰富的现实经验的滋养。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对于社会学中的中西问题构成挑战的,应该是宽泛意义上的西方社会理论而非更具工具性气质的那些社会学理论,如中层理论。因为比起社会学理论,社会理论对于西方文明传统及其核心思想与问题资源,更具有亲和力。这确实是社会学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且要回应这一问题也非常困难。原因在于,西方的社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己”的,有其自身明确的思想史传统与现实关怀,其中某些理论,即便谈到了中国,也并非是为中国人而写。不过,我们同时也必须要承认,中国在过去百年中,所经历的现代化转型的各种历史时刻,在很多方面也有着与西方类似的体会和经验。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优秀的西方社会理论所能够带给他们的体验和想象,在情感和思考的层面上,可能都不比中国传统理论资源更少。

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在“为己”这一前提下,如何面对西方理论,其实就不再是受西方影响的问题,而同时既是如何理解进而研究西方的问题,也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自身的问题。正如我们可以在政治、文化、民族志、人类学、国际关系等等领域中将西方视为一个研究对象,我们当然也可以不仅仅将西方的社会理论视为某种指导,而是将其视为西方文明的精华部分加以研究。明确地说,在中国进行西学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要求与在其他领域中的要求应该并无二致:并非仅仅译介某种西方思想并因此而成为二手理论家,而是要以研究的姿态进入到西学领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西学,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思考主体、理解视域等都会以中国的当下(the present)和传统为基础,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不在西学的当下和传统之中来理解其文本与思想。对我们来说,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将西方文明中最精华的部分中而化之为基本目标。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在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要影响为例。这部著作在中国学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中国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思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之后,今天对于中国学界理解中国本土问题,已然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必读书目。我们可以从这本著作在中国学界的故事中看到,我们阅读西方社会学的经典和现当代理论,读什么样的书,从何处入手,对于何种理论有共鸣或者唤起启发,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样的经典著作极其深刻地讨论了普遍的现代性问题,并因此而成为我们理解现代性的必经之途,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出发点却也都是中国本土的问题,研究取向也一定会与中国的意义问题相关联。所以社会学中国化不是说只研究中国而固步自封,在中西问题域中去努力建设中国主体性,也并非说不去理会西方理论。研究西学以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和增进自我理解为目的。我们必须要承认,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行为的理解,在社会学理论中确实存在着向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如儒家的传统)汲取营养的必要。费孝通先生著名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也开始出现了比较明确的回归中国经典传统以汲取理论资源的研究取向[⑤],这当然是建设中国社会理论及社会学研究主体性的必要环节和努力,弥足珍贵。此外,我们也还要看到,为了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在变迁之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传统的纬度之外,还必须要考察到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遗产和当下全球化的处境,如果在各种方面都要有明确的“界限(limit)”意识,就不能仅仅通过自身的理论资源来实现理解诉求。甚而至于,如前所述,也不能仅由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来实现,而是要回归到社会理论也置身其间的东/西方整体思想史传统。这正如我们要深刻理解人类社会、人类行为以及他们的互构,就必须要在更为丰富的文明背景下来进行,而不能仅仅从职业化训练的角度来进行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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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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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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