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宗智:评聂树斌案再审判决回避王书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1 次 更新时间:2017-11-03 10: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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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王书金自认真凶,启动并推动了复查程序,亦应对再审改判发生重要影响。但聂树斌案再审判决则以“王某一案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为由,避开了对王书金自认真凶这一证据事实的评价。这一做法虽符合审理对象特定性的要求,且可避免与王书金案裁判的明显冲突,但妨碍了改判理由充分性及裁判方式正当性,亦不能避免与王书金案裁判的“实质冲突”。为保证对案件的充分审理,根据证据相关性和审判法庭独立性原则,因本案事实认定需要,可以对证明非本案嫌疑人、被告人的人可能系本案作案人的证据进行法庭调查和证据评价。张辉、张高平案再审判决可做范例。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第1项对新证据的规定,证明标准过高,不利于保障人权、纠正冤错。应借鉴相关法例予以修改。

   【关键字】聂树斌;再审判决;王书金;自认真凶;法律修改

  

   聂树斌案经最高法院再审改判,已尘埃落定。该案再审判决受到业界和社会公众普遍肯定。不过,如认真辨析再审判决及裁判依据,却也可能生出某些疑问。一个突出问题是,再审判决为何缺了王书金。王书金自认真凶,撬动了长达十余年的聂树斌案申诉复查和再审程序,但在终结程序的改判判决中,却并未分析王书金自认有罪对本案的影响,也未将其作为改判根据。此种裁判方式是否适当,值得探讨。因为这种探讨,不仅关系对该案再审判决的适当评价,更重要的是可为类似案件的再审裁判探寻路径,甚至可以由此思考相关法律条文的修改完善。

  

   一、王书金自认真凶对聂树斌案的影响

   1994年8月,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的一块玉米地里,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同年9月,聂树斌作为犯罪嫌疑人归案。1995年4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并执行聂树斌死刑判决。约十年后,即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干警抓获河北省公安厅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王书金在派出所供述其曾经多次强奸、杀人,其中一起是1994年8月,在其打工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旁边的一块玉米地里,奸杀了一名30多岁的妇女。次日,河南省荥阳市警方将王书金移交给河北省广平县警方。2005年1月22日,河北省广平县警察押着王书金,来到石家庄西郊,根据王的供述指认他当时的作案现场,该现场正是聂树斌强奸杀人案确认的作案现场。

   王书金自认真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河南商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早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京华时报等全国数十家媒体即时报道了相关情况。申诉复查开始启动。

   回顾聂树斌案复查、改判过程,王书金自认真凶的供述,作为一项新的重要证据,无疑对聂案发生了重要影响:

   其一,王自认真凶,启动并推动了复查程序。聂树斌案经死刑复核并执行后,十年未起波澜。因为从形式上看,本人在审判期间认罪,执行后其亲属亦未提出申诉。仅因十年后王书金自认真凶并供出作案事实,聂案复查才予启动。2005年3月,河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向媒体公布:河北省公安厅领导注意到了媒体关于该案的报道,并且给予了关注。公安部、河北省政法委领导对此事也极为关注。河北省公安厅组织专门力量进行调查复核。继而法院根据亲属及代理律师关于王书金为真凶、聂树斌被冤判的申诉,对聂案进行复查,由河北省高院,到山东省高院,再到最高法院,由此开启、推动了聂案长达十余年的复查进程。

   其二,王自认真凶对社会舆论产生重大影响,而业界和民众的呼吁,助推了聂案的复查与改判。从传播学的意义上看,民众意识与社会舆论容易被那些符合常识常理常情的意见所影响。王书金自认真凶前,对多年前发生的一起强奸杀人案及其判决结果,在无人喊冤的情况下,应当说早已被社会所遗忘,仅因王书金自认真凶聂案冤判问题才引起社会关注。而且对王系真凶,聂系冤判形成相当的社会共识。这是因为王书金有罪供述的意义,因其供述时机、供述特点以及关联事实特征,易为普通人所理解,因此社会舆论对确认王书金为真凶,聂树斌是冤案有较高的共识。这种共识,又因相当一部分专业人士的案件分析和有影响学者的持续呼吁而得以维系甚至强化。可以说,这起案件是建国以来,社会舆论和专业人士关注时间最长,同时舆论影响最大,而最终导致判决翻转的最典型个案。

   其三,王书金自认真凶作为新的证据事实,在聂案改判的专业性审查过程中,应当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因为,案件复查,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有没有新证据及新证据的意义。因此,王书金自认真凶作为可能颠覆聂案原判的新证据,无疑受到复查单位的充分关注。而王书金有罪供述本身,也具有值得复查者重视的特点:其一,其有罪供述产生自然。王书金是在被追逃抓获的一般查问过程中,交代出一系列作案事实,其供述比较自然。因为派出所查问不是专案审讯,不致使用强力逼迫方式。其二,虽然已隔十年,但其供述与案件客观情况包括现场情况比较吻合。甚至包括一串钥匙等非作案人很难了解的隐蔽性证据。虽有一些矛盾之处,但也可以用记忆规律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其三,王所供述的几起案件,作案的性质、对象、地点选择、作案方法相似,符合惯习证据判定要求。已经查证属实的王书金其他强奸、杀人案件事实,可以佐证其犯罪恶性和作案可能性。而无论从王书金案一、二审审理,还是聂树斌再审观察,虽然确定王书金为聂案真凶尚属证据不足,但也不能从根本上否定王书金作案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的存在,必然冲击聂案判决,形成对聂树斌案原审判决的合理怀疑。其四,聂树斌案的申诉复查和再审查明,办理王书金案的检察机关与法院据以否定王书金作案的一些重要事实,其客观性存在疑问。因此,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笔者认为,由王书金自认真凶产生的对聂树斌案的合理怀疑,在聂案再审判决理由中关于“本案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的表述中有所显露。

   因此,鉴于新证据的出现,于申诉复查及再审中必须依法审查,而王书金为真凶即使尚存疑问,但也不可能否定。因此,笔者认为,聂案的再审改判理由,实由判决中已作详细分析的原判证据构造虚弱,存在合理怀疑的显性理由,以及再审判决未分析的王书金存在作案可能性,因此进一步形成对原判认定事实合理怀疑的隐形理由两部分构成,由此形成聂树斌改判的充足理由。

  

   二、再审判决回避王书金的利弊分析

   再审判决就改判理由论证,只论原证据体系之不足以支撑有罪判决,而就辩护律师提出王书金为真凶的辩护理由,则以“王某一案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回应,从而避开了对王书金自认真凶这一证据事实的评价。笔者认为,这一不触及王书金是否真凶的裁判处置,亦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显性涵义,即本案审理,不能越姐代雇,确定另一案件当事人王书金是否真凶;其—*是隐性涵义,即如果评价王书金,可能与王书金案裁判发生冲突,形成裁判间的矛盾,妨碍司法的统一性。应当说,这样的理据与顾忌,有一定的理据支撑:

   其一,从审判原理看,审判对象的锁定,是有效审理的前提,也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王书金是否为真凶,是王书金案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本不属于聂树斌案的审判对象。审判对象的单一性与特定化,基于两项审判原理。一是根据起诉与审判相分离的原则,法院不能审判未经起诉的对象和未经起诉的犯罪,否则就是自诉自审,亦即不诉而审。由此形成起诉与审判角色混同,审判的客观中立将不复存在。就本案看,法院如在缺乏对王书金的指控的情况下,将其作为疑凶进行审理裁判,即为不诉而审,违背程序原理;二是根据公正审判的要求,被审判者有权到场接受审判并行使辩护权。就本案而论,由于王书金不是聂树斌案被告,不须到场受审,也不能进行申辩,如聂案将其是否真凶作为审理内容,其审判将因缺乏辩护及有效质证而丧失正当性。同时,通过审判发现真相的能力亦为不足。

   其二,从现实的两案关系看,聂树斌案不评价王书金,可能避免与王案裁判的直接冲突。王书金案已经一、二审审理并做出裁判,聂案再审判决时,该案处于死刑复核程序。在王案的一、二审审理中,检察机关均主张认定王书金为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真凶,存在一系列重大矛盾,[1]因此不能认定王系真凶。法院裁判,亦支持公诉意见。河北省高院判定王书金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王书金主动供述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系其所为,应属重大立功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检察员所提王书金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不是王书金所为,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意见,予以支持。“[2]由此可见,因王书金案二审判决实已根据检察院意见,否定王书金为真凶,如最高法院在聂树斌案改判判决中评价王书金认罪供述的影响,可能导致与王书金案裁判内容的直接冲突,不利于维系司法统一性及裁判权威,而且可能增加纠正本案的阻力。

   再审判决回避王书金自认真凶这一新的证据事实,固有其审判理论的依据与审判现实的考虑,且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然而,本应充分表达裁判理据的最高法院改判判决,却回避影响改判的重要新证据,可能引起对裁判理由充分性及判决正当性的质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损害改判理由充分性。

   聂案再审改判,完全是根据原判证据体系所存在的合理怀疑。根据再审判决,原判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聂树斌作案时间不能确认,作案工具花上衣的来源不能确认,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认;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缺失,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本案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归纳而论: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诚然,上述证据问题可能形成对该案证据确实、充分的合理怀疑,然而,从控诉角度看,对聂树斌定罪并维持其定罪,也有相当根据。一是原证据体系形成了印证关系。笔者曾指出该案原判证据构造的特点是两个一致,级”供述及指认同现场勘查一致;所供被害人体态、衣着与被害人之夫及证人余某所证一致。“[3]而这两个一致,正是此类案件定案的一般证据构造模式,意味着基本证据已经具备。而对这种印证证据体系的主要质疑,是证据来源不可靠。[4]而质疑证据来源不可靠的主要渠道,则是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翻供以及对有罪供述强迫性的说明(如声称被非法取供)。然而,聂树斌做出认罪供述后,直至死刑复核,也未翻供,其上诉意见也仅以年龄小,无前科,认罪态度好,一审量刑太重为由,请求从轻处罚。正是这种印证证据体系的成立及聂树斌对判决的态度,在判决执行后王书金自认真凶前的十年间,并无亲属申诉,亦无社会质疑。二是注意原审裁判的历史背景。该案系二十年前,”严打“期间案件,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之下,司法实践普遍存在重基本证据、基本事实(即”两个基本“),而不注重证据体系精密性的倾向。当时所办案件,出现各种证据瑕疵较为普遍。如果遵循聂案再审判决表述的改判证据标准和裁判逻辑,即以聂案中的部分证据欠缺、部分证据不可靠及部分事实不清予以改判,将会使当时裁判的相当一部分类似案件处于存疑状态,面临改判可能。

   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原审证据体系的整体状况及历史缘由,仅以原审判决的证据瑕疵和事实问题否定原审判决,理由不够充分。只有加上王书金自认真凶,而且事实上有较大可能性,才足以动摇原审裁判。[5]

   其二,妨碍裁判方式正当性。

判决文书,作为法院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权威性判定,其正当性取决于有效回应当事人诉讼主张、为判决主文提供充分理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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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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