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方法与精神

——钱理群教授、温儒敏教授、吴福辉研究员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1 次 更新时间:2017-10-29 19: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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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位学者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是新时期以来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迄今已累计发行逾一百三十万册。在该书问世三十周年之际,文艺研究特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李浴洋专访三位先生,以下为访谈实录。

  

  

   吴福辉、钱理群、温儒敏

  

   一、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写作与修订

  

   李浴洋:三位老师好!2017年是三位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出版三十周年,我们的访谈就从与这部著作相关的话题开始。该书自1987年问世以来,先后历经了两轮(1998年、2016年)大规模修订,共计印刷五十余次,不仅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与“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迄今为止使用范围最广、引用率最高与最受学生欢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这一“畅销”且“长销”的教材,最早是怎样的机缘促成了它的写作与出版,三位当时着手进行这一工作的初衷又是什么?

  

   钱理群:我是1978年到北大跟随王瑶先生读研究生的,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同时担任王先生的助手,直至先生去世。1982年,《陕西教育》杂志向王先生约稿,希望他开设一个专栏,系统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有关知识,作为当时流行的函授大学的教材。王先生没有精力来做这件事情,于是就把这个“任务”分派给了我。可以说,最初开始写作这一系列文章,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一项“作业”。

  

   王先生当时安排我做这件事情,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我留校以后,曾经给1981级的北大中文系学生讲授过一轮“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手头有一份现成的讲稿。王先生认为我来做这项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二是虽然我是王瑶的学生,但当时刚毕业不久,在学界还没有什么影响,和今天的青年学者一样,同样面对发表文章困难的问题。他显然是在给年轻人创造机会。三是王先生也有一点“私心”,希望他的女儿,当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王超冰也加入进来,由我在学术上带一带她。王先生对王超冰还是比较期待的。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我。

  

   接手以后,除去王超冰,我又邀请了温儒敏与吴福辉两位参加。他们不仅是与我同级的王先生的研究生,而且当时也都毕业不久——温儒敏同我一样留校任教,吴福辉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三人在研究中能够互补。这样一来,一个相对理想的写作团队便形成了。

  

   吴福辉:《陕西教育》为什么向王先生约稿?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他在学界,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与外界已经注意到当时北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有关。这从我们同年级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在我们七个人中,赵园与张玫珊都选择研究老舍,这就说明对于老舍的评价正在调整。再如,鲁迅研究虽然一直备受关注,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谈论的主要是“左转”以后的鲁迅,而老钱与温儒敏讨论的则是此前的鲁迅,这在当时非常前沿。还有,我和凌宇的选题也很新颖,从文体演变史切入,他做抒情小说,我搞讽刺小说,这都是此前没有被专门研究过的问题。而陈山所做的诗歌流派研究,也是标高一格。《陕西教育》意识到了这些变化,所以当王先生把工作转交给我们来做时,他们也很高兴。

  

   我们当时的研究,多少都带有一些“拨乱反正”的意味,做的是“平反”工作,也就是希望把此前部分现代作家身上的污水给洗掉,让他们在文学史中“恢复名誉”。尽管“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是后来才由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提出来的,但当时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因此,当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系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我们自然十分乐意。今天回头来看,“重写文学史”有一个酝酿、提出、发展与变化的过程。而《三十年》的写作,正是其酝酿阶段的必然产物。

  

   温儒敏:当初《陕西教育》约写的是刊授“自修大学”的教材。查了一下日记,1982年5月13日,王瑶先生在镜春园寓所交代任务,我们三人加上王超冰便讨论大纲体例,分工落实。吴福辉和王超冰负责小说,钱理群负责诗歌与戏剧,我主要负责文学运动、思潮和散文部分,每个人还要再写几个作家的专章。我们当时是边写边拿去《陕西教育》发表,从1983年10月开始,每月刊出一至二讲,共刊出十七次,二十四讲,约二十五万字,一直连载到1984年底。每次刊出的署名都是“王瑶主编,某某执笔”,其实在当时没有多大影响。后来我们把发表的篇章汇集成书,又下了些功夫,以三个十年为经,以文体及代表作家为纬,共计三编三十二章,字数也扩展到了四十六万。我们先是联系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但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作者,出版社不愿意出。吴福辉说他认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国平,不妨一试。上海的出版社果然很开放,不论资排辈,痛快地接纳了这部讲师写的教材。书出来是1987年8月,后来印刷了三四次,才逐渐引起学界注意。书最初并不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老钱的建议下才改成现在的书名。选择这个书名,主要是为了区别于几种当时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这也是受到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启发。关于出版的整个过程,我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往事》(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29日)一文,可以参看。

  

   李浴洋:三位老师都谈到了王瑶先生与《三十年》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是奠基之作,而《三十年》是这一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重建以来最为重要的代表性成果。王瑶先生是三位的导师,也是该书初版序言的作者。那么在写作过程中,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史稿》是否构成了三位在写作该书时的某种参照标准或对话对象?

  

   温儒敏:我们在写作时继承了《史稿》的很多经验。比如在体例方面,我们就直接沿用了王先生的做法。在作家、作品的评价方式上,我们也借鉴了王先生的写法。以我负责的散文部分为例,对于每位作家,我都力求使用精炼的语言,概括其文学风格与艺术特征,并给予相对准确的文学史定位。这正是王先生的笔法。而他之所以这么处理,与他接受的古典学术训练直接相关。这是中国传统文论与诗论的写法,追求在风格与特征的层面上对作家做出整体评价,并进行命名。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这样做的,王先生的《史稿》也是这样做的。有些评价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背后需要花的功夫其实非常大。我在写作《三十年》的散文部分和一些作家专章时,就自觉继承了这一写法。

  

   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王先生没有任何干预,完全放手让我们做。《三十年》与《史稿》之间显然存在对话关系,这种对话主要是学术史意义上的。例如,我们在写作时,几乎都要参考王先生已经做出的评价,然后判断哪些可以沿用,哪些需要补充、丰富甚至修正。对我们而言,王瑶与他的《史稿》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构成了我们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我曾写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一文,从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写作《三十年》是如何和王先生的文学史观构成潜在的对话关系的。当然,王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文学史写作又有许多论说,比如他强调要在“历史的多样的具体的联系中去把握文学现象”,在批评以政治代替艺术的庸俗社会学时,又警惕刻意淡化政治的倾向。这些观点对整个《三十年》写作,特别是我负责的每一时期文学思潮与创作的概述的撰写,都是有指导作用的。

  

   吴福辉:王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并不完全集中在《史稿》中。《史稿》是他从中古文学研究转向现代文学研究之初的一部著作,后来他的许多观点都发展、调整了。在我们跟他读书的时候,他已经很少写东西,但谈得很多。除去上课,他还喜欢聊天,特别是在与学生聊天时,他有很多很有见地的判断。在这方面,我不是受益最多的。听王先生聊天最多的,是老钱与陈平原。但仅就我所听到的来说,我就感到他的很多看法与《史稿》中的表述已经不同了。现在想来,可能王先生晚年的思想比《史稿》对于我们的影响更大。

  

   王先生晚年十分强调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对学术史的传承和进展也非常重视。王先生的思想向来不保守。院系调整的时候,他从清华来到北大。在北大,古典文学研究是重镇;在清华,外国文学研究与新文学研究则很突出。王先生反复强调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可见他有意融合两所名校的文学研究传统,并且他的这一宏观判断也符合现代文学的实际情况。我们对于现代文学的理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当时,能够这样看问题的学者还不是很多,这就决定了我们作为王先生的学生,从一开始视点就高一些。在《三十年》的写作中,自然会反映出这种思路。

  

   钱理群:《三十年》对于《史稿》既有继承,也有超越。在体例与一些基本观点方面,我们对于王先生的继承是比较明显的。但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框架其实并非王先生首创。1929年,日后成为王瑶导师的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王瑶晚年指导赵园把朱先生的讲义整理出来,这就是《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纲要》、《史稿》与《三十年》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学脉。

  

   不过,我更想说的是《三十年》对于《史稿》的超越,这需要在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中来看。王瑶写作《史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但到了写《三十年》时,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根据《新民主主义论》来进行文学史研究了。我们当时认为“现代化”是一条更为根本的叙述线索。这一观点在我们为《陕西教育》写连载文章时还不是特别清晰,但到了修订成书时,就已经比较明确了。

  

1985年,我与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直接动因,是为了回应当时学界关于五四运动指导思想的讨论,其背后正是如何看待《新民主主义论》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经典论述,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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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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