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正先生曾负笈德国，精研康德哲学。他是著名中国哲学专家，尤其精通朱子学，功力深厚。请他来评注王阳明的代表作《传习录》，真是选对了人。朱先生的《〈传习录〉通解》是一部佳构，见解深刻、独到，我边读边击节赞叹。《传习录》是阳明的代表作，共三卷，始于徐爱引言，终于钱德洪跋语，其中辑有342条语录。朱著对每一条都提炼了一个小标题，这些小标题概括准确，十分精当，很是提神。作者对每一条语录都作了详尽平实的释译与鞭辟入里的评论，随文交待哲学史上的知识、掌故，随处作出中西哲学、心学理学的比较，便于读者深化对文本的理解。
本书的内容与特点有三：第一，澄清误会，分疏了朱王之异同，论证了朱子学是阳明学的基础与前提。第二，透彻解释了《传习录》，凸显了阳明学的要旨与贡献。第三，指出了阳明及其后学的若干缺失。
首先，本书强调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联系与区别。
阳明21岁以后“遍读考亭之书”长达16年，有深厚的朱子学的基本功底。完整的阳明学，八、九成以上是与朱子学相重叠的，与朱子学有歧异的只是一小部分，用阳明的话说，就是“为学的大头脑处”。至于其他朱子讲得好的，阳明说一个字也动不得。作者说，可惜的是，历来学者大多关注在阳明与朱子的歧异处，忽略了只有从他们皆为新儒学的同根一气上，才更可看出阳明的创新处。如，阳明一生于《大学》用力最多，犹朱子于易箦之际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前贤、后贤容或所见有所出入，然不妨其能相互辉映。
作者认为，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是阳明学的基础。对朱子学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就不可能进入阳明学的堂奥。朱子学体大而思精，想要一窥朱子学的堂奥，非下一番大工夫不可。大多数崇奉阳明学的人对朱子学未曾深入研究，人们对朱子的批评毋宁是以讹传讹、积非成是的偏见，而非实事求是、用心钻研的结论。作者的这些提示应是常识，却非常重要。现在阳明学太热，朱子学反而暗而不彰，令人惊诧不已。
第98条，阳明批评朋友对朱子的诸多指摘是不当的，“是有心求异”。阳明说，他与朱子的不同，只在修养工夫的下手处。作者指出，这个“入门下手处”，对朱子而言是格物穷理，对阳明而言则是反求本心、知行合一、致良知。阳明强调“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亦即他俩都是要求取圣人的大道，在人生目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上是一致的。阳明特地指出，“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第132条，阳明批评朱子的先知后行说，作者评论道：朱子在讨论知行问题时，并非单纯主张先知后行，而是由若干要素所组成，那就是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则知在先；论轻重，则行为重。这与阳明所主张的知行合一相比，都有充分合理的理由，两者甚至大部分重叠。当然这是指德性之知而言，如若涉及闻见知之，则朱子的说法更有适用与发挥的空间。作者以康德哲学与朱王相比较，指出：在强调实践优先于理论这个问题上，康德与朱子一样，在强调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同为一个理性，只是运用侧重的层面不同而已，康德又与阳明的知行合一相一致。总之，东西方拔尖的大儒与哲学家对知行关系的见解多有互通之处，应全面而有机地予以理解，切忌以偏概全，流入党同伐异的窠臼。这些评论非常深刻！
作者指出，第136条阳明对朱子的批评是不公允的，朱子的知行观十分全面，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朱子的知行论基本上是互通的。此外，阳明所讲的“知”是“良知”，是“德性之知”，不是礼乐名物之知，也不是天地万物的“闻见之知”；而朱子所讲的“知”则不限于“德性之知”，而是包括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动植万物、制度文为的“闻见之知”。这是在比较阳明与朱子时，断断不可忽略的。
作者还在多处指出阳明与小程子、朱子理论上的联系与区别，特别说明阳明与伊川在很多根本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绝非阳明所自以为的那般，阳明有的说法仍离不开朱子的“本末兼该，内外交养”。
其次，本书充分肯定阳明，点醒出阳明思想的深刻洞见。
作者评论第4条“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指出在道德实践上想寻求至善，不能将重心放在具体事物的细节上，而应放在让此心纯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上，这是为学、修身的大头脑。作者评论徐爱跋，指出，格物看起来是向外，诚意则是向内，两者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或功夫实践与主意头脑的关系，其他五种关系莫不皆然。阳明将格物/诚意，明善/诚身，穷理/尽性，道问学/尊德性，博文/约礼，惟精/惟一，这六个看似相对立的名词，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从而指出原来都是一体的两面，就像行与知一样，“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作者认为，“知行合一”的学说显示出阳明学的特色。这种将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如孝弟与“洒扫应对”这么平常的事与“尽性至命”这么高深的事，找出其内在联系，统整地来看，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辩证思维与整体思维的运用，在阳明这里可说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本末、表里、精粗、内外、体用……无不结合在一起，知行合一只是起头而已。这对我们把握阳明的致思取向及整个中国哲学特质，极富启发性。
作者评论第64条，高度肯定了作为人师的阳明。他指出，阳明由于近日见到学生很少发问，因此劝诫学者，不要轻易“自以为已知，为学只是循而行之是矣”。他提醒学者，私欲就“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学者只有“着实用功”，才能知道“道无终穷，愈探愈深”。由此可见阳明是位关心学生的好师长。一般的老师不会去关心学生怎么疑问少了，不会去担心学生自以为是。阳明一方面要学者知道不进则退，又鼓励他们学无止境，“愈探愈深”。
关于第65条阳明与陆澄的对话，作者指出，阳明显然在勉励学者当下就用克己工夫，不然连“已知之天理不肯循，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尽知，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从这段阳明师生的对话，可见阳明对学生的指导点拨是从大处着手，可圈可点！
作者高度评价阳明取喻允当，说理清晰，真不愧是一代大儒！在第143条《拔本塞源论》最后，阳明总结说：“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作者指出，这是阳明的自我表白，他以圣人之学的承继者自任，以唤醒千千万万读书人的良知、天理为自己无可推卸的职责，这种精神、气魄，也只有圣人才足以当之！
再次，本书随处批评阳明及其后学的错失。
作者评第5条指出，阳明在此引《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也暴露出阳明学的一大弱点。因为《大学》原文明明是“如恶恶臭，如好好色”，阳明将两者的顺序弄颠倒了。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厌恶恶臭的情绪显然比喜好好色要强得多，所以《大学》本文先“如恶恶臭”，后“如好好色”。通观《传习录》这段引文出现好几次，从上卷到下卷都有。换言之，终阳明之世，他本人没发现误引了《大学》本文。而《传习录》的编辑前后历时四十五年，竟然王门子弟没有一人发现这个错误而予以更正，这不能不说是王学的一大失误。这种情形在历代大儒身上不可能发生，不用说郑玄、程颐、朱熹，就算同属心学的陆九渊引述经文也十分严谨。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段经文明明出自《周易‧说卦传》，阳明在《传习录》则一再声称引自《周易‧系辞传》。由此可见王门对经典的引述不够严肃，由此来看，阳明针对《大学》版本争议的执着，未免显得有点唐突，不知轻重。
在第137条的评论中，作者又就“穷理尽性”的出处批评道：举凡《传习录》从卷上、卷中，以至卷下，无不如此。这不得不令人讶异非常，《传习录》成书期长达四十五年，非但阳明本人未曾察觉，且阳明去世二十八年后才编定《传习录》，竟然王门弟子没人发觉，以为先贤讳，宁不怪哉！可见王门对经典之散漫与不尊重到何等严重的程度！
关于第56条阳明对元代大儒许衡的评论，作者的标题即为“误谤许鲁斋”，率直指出阳明在此断章取义，毁谤前贤，太过草率，殊不可取。第74条，作者定标题为“阳明误读伊川语”，认为这只能归咎于阳明阅读经典太过草率，太过随性。由此可知作者的风格。
作者认为，现今通行的《传习录》三卷，以卷中最为重要，因为这七封信是阳明亲自写的，其可信度比起学生所记的更高。此外，卷上较卷下重要，毕竟卷上在阳明四十七岁时已经刊行，初来从学阳明的学者都要先读这本语录，阳明本人不可能没看过，因此其价值在卷下之上，当无疑义。至于卷下是阳明去世后，弟子们将上、中两卷所未记载的，提供其所笔记的材料，然后由钱德洪汇综整理，但毕竟阳明未曾看过，其可信度不能与上、中两卷相比， 只能列为参考之用，
把王阳明其人与《传习录》其书放在先秦儒学至宋明理学的背景与脉络上加以理解，细解阳明的思想与话语和前辈思想家的关系，才能真正读懂阳明，真正明白阳明的贡献。这正是本书作者的优长。
我认为，本书是继陈荣捷前辈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之后，有关《传习录》的最有学术水平又最通俗易懂的专著，把《传习录》的研究与注释译的工作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指出，国人起码要读七种经典，其中就有《传习录》。建议初学《传习录》者，选择本书来读，必将事半功倍，获益匪浅。
是为序。
郭齐勇
丁酉年中秋之夜于武昌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