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陈寅恪的西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8 次 更新时间:2017-10-28 0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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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向来被誉为学贯中西的大家,其西学的水准似乎不成问题。另一方面,陈寅恪治学主要在中国文史及东方学领域,不大论及所谓西学,而且极少称引西说,似乎又不在后人眼中的近代输入新知者之列。近年有学人提出陈的西学未必好,只是并无论证,亦未树立准则,似有故标高的之嫌。不过,陈寅恪很少专门谈论或称引西学,一般指为学贯中西,大概也是泛泛而论,并无确切标准和真凭实据。同样被誉为学贯中西的近代中国学人当中,西学程度更加可议者不在少数,有的则所谓西学程度略好,中学却很成问题。此事牵扯到对待域外思想学问尤其是西学的态度,为近代以来国人普遍遭遇的一大难题。有鉴于此,陈寅恪的西学究竟如何,有必要专门提出来讨论,而且应该设法加以论证。

  

一  学问难以贯通中西

  

   所谓“西学”,如同西方一样,本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指向。中国历史上的西方,最早联系的大概是西王母所在的昆仑,然后是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最后才是泰西即欧美。所谓大小西洋,便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方位判断。即使指泰西,也不过是中国人的看法,在被指为西方的人自己看来,并不存在统一实有的西方。所以有欧洲学人认为,西方只存在于东方人的观念世界。正如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在吾等东方人看来很少共同性一样。虽然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和文化形态学者如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人在面向东方或非西方之际,心目中也有一个统一的西方。

   与此相应,所谓西学的内涵外延,其实相当模糊。西人之学,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欧洲各国,大陆与英伦三岛已不一致,大陆内部也是千差万别。如科学一词的意涵,英国与德国即很不相同。各自的联系与区别,不知渊源流变的外人很难理解把握。当年杨成志留学法国,对于社会学、人类学不同分支之间的激烈争辩便感到莫名所以,觉得似无必要。实则诸如此类的派分科别,渊源于历史文化等实事的联系,不能说毫无人为意气的成分,毕竟蕴含了相当深奥的学理讲究。日本明治时整体上的西化具体而言也有德、法、英不同流派之争,成功或成为主导的一方非但未必深刻,而且往往简化,以易于流行。

   国人接受的西学体系,基本都经过日本和美国的再条理,两国都是发达国家的后进,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兼收并蓄,也同样面临渊源各异、脉络不同的境地,因而其分科系统,均不得不抹去难以理解的缠绕纠结,整齐划一。清楚条理的结果,看似分明易懂,便于掌握,实则难免流于混淆肤浅,况且还有与中国不相凿枘的情形,必须调适改造。这样的道理,长时期游学多国著名高等学府的陈寅恪领悟较深,因此他极少称引国人奉为时趋的西学。批评者大概以为西学是内涵外延明确的客观实在,所以提出对西学掌握的高下之分。如果西学其实只存在于东方人的心目之中,好坏优劣的标准就变得模糊而难以捉摸。以今日的时势,西学作为方便名词固无不可,甚至是非用不可,认真计较起来,却是越理越乱的。

   既然西学并不实在或是内涵外延含糊不清,学贯中西便是绝无可能之事。或谓近代名家辈出,原因在于那一代人古今中外纵横兼通。此说为后人的看法,而且多少出于自愧不如的敬仰,并非当日的实事。按照章太炎等人的看法,历代名家,通人最难得,达到如此化境者不过数人而已。中国人一生研治本国学问,尚且不能说通,试问有一西人能通汗漫无边的西学否?近代学人承袭清代学术梳理历代学问的余荫(当然也不免受其偏蔽的负面影响),兼受西洋学术新风的熏染,有名于时者固然不少,但也并非如今人所以为的,大师成群结队,个个学贯中西。能够沟通古今,且不受分科的局限,已经难能可贵,要想兼通中外,只能相对而言。

   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陈垣等人的西学,多由读译书或东学转手而来,钱穆的西学更被讥讽为看《东方杂志》得来的杂志之学。所以后来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人绝口不谈西学,梁启超和钱穆则继续谈而自曝其短。西学稍好的严复和辜鸿铭,中学功底太差,后来虽然恶补,难以登堂入室。而且其西学也只是较当时一般国人的理解有所深入而已,距离通还相去甚远。胡适的输入新知在学衡派看来粗浅谬误,其中学在章太炎眼中则是游谈无根。这样指陈并非有意贬低前贤,只是说明兼通中外实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极高境界。除了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少数自负的“支那学”者,以了解中国的水准远在国人了解外国之上的东西各国人士而言,试问有谁敢自诩贯通中学?何况中国一统,西洋分立,难易相去何止道里计。

   钱穆在遭受占据主流者的白眼之后,仍不得不讲西学,在个人而言固然未能免俗,就整个社会风尚而论,则表明时势变迁,体用关系本末倒置,称引西学已成证明自我价值不得不然的时髦,像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那样不再侈谈格义之西学,已经不大可能。1929年傅斯年声称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1],抗战期间胡适不满于《思想与时代》杂志的态度,特意指出编辑人员当中“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2]。其实除此二人外,该刊的重要成员如冯友兰、贺麟、张荫麟等,均曾留学欧美,所学与胡适相近,水准甚至还在胡适之上。在渐居主流者挟洋自重的取向之下,不留学大有不能“预流”之势,可见中西学乾坤颠倒至于此极,则未曾留学者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与时流有别,陈寅恪在民国学人中,是为数极少的敢于不言必称西学之人。他几乎从不以西学为著述主题,而且很少标榜西学理论、概念和方法。这一方面固然由于近代中国以游学时间之长、所到外国学府之多、所学语言门类之广而论,很少有人能出其右,因而无人能够质疑其西学水准,也就不必证明自己的西学水准。换成他人,即使像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等过来人的幡然醒悟,也难免被视为守旧落伍。另一方面,一旦发生诸如此类的误会,陈寅恪便会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以显示其对于西学的认识远在一般国人甚至专门学人之上。

   1932年,陈寅恪因为出本年度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的对对子等事,引发不小的风波,招致各方非议,甚至被斥为“国学之蠹”[3]。本来陈寅恪极不愿为此类事情牵扯精力,卷入是非,留学期间就因“吾国人情势隔阂,其自命新学通人,所见适得其反”,表示回到国中将“不论政,不谈学,盖明眼人一切皆已自悉,不须我之述说。若半通不通,而又矜心作气者,不足与言,不能与辩,徒自增烦恼耳”[4]。尽管不想惹祸上身,可是对于找上门来的麻烦,却绝不回避,更是毫不客气。

   陈寅恪回国后不愿与人谈学,主要是因为国内所谓新学通人大都半通不通,与自己所见正相反对。而这些混杂中西学两面半桶水的新锐,虽然不过一知半解,却往往自以为是,好自炫其新说。在陈寅恪看来,清季民国时期,借西学变中国,包括学术文化的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材料,大半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格义之学。至于世界学术的前趋,则大都茫然无知。谈元和新样,反而会被人以过时的陈言相非难,以致引起流俗的讥笑。[5]正如清华国文考试出对对子为考题事件,议论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6]其批评新学的双锋直指两面:一是过时,二是附会。

   近代好鼓吹过时的西学者,典型之一便是梁启超。清季以来,梁启超由东学转手引进西学,影响巨大,可是所及大都已是陈言(当然部分也变为常识)。陈寅恪游学期间,欧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惨烈,学术风尚大幅度转变,科学主义至少从万能的神坛跌落,战前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情绪一落千丈,有的甚至转而信仰东方主义。受此影响,梁启超的思想也出现转向。

   不过,陈寅恪所谓过时,显然并非这样表面的趋时标准所能衡量。在学衡一派学人眼中,即使以输入新知为己任的胡适,所讲西学也是表浅浮泛之谈。相比于白璧德(lrving Babbitt)的新人文主义,追求教育普及的杜威的思想学术显得表浅。所以吴宓等人认为引进西学,应从希腊罗马时代,至少要从文艺复兴时期讲起,才能知所本源。虽然陈寅恪主张学术应当预流,可是所预绝非趋时也容易过时的时流。民国时期,留学一改清季风气,由地近费省的东游转而远渡重洋。而有切身体验的陈寅恪,深知欧洲学问的博大精深远非美东可比,曾经表示对哈佛的印象只有中国餐馆的龙虾,言下之意该校的学问并不足道。甚至指派送留美官费生与袁世凯北洋练兵一样,为祸害中国最大的二事之一。[7]

   尽管留美学生逐渐占了数量人脉的优势,求学问者去欧洲,求学位者去美国,当时已是有口皆碑。留美出身的佼佼者胡适,即不断被人质疑是否具有学问的根底。1926年胡适访学欧洲时,有几位英、德学者曾当面讥嘲美国,尤其不赞成美国的哲学,其实并未读过美国的哲学著作。胡适由此而生的感想是:“我感谢我的好运气,第一不曾进过教会学校。第二我先到美国而不曾到英国与欧洲。如果不是这两件好运气,我的思想决不能有现在这样彻底。”[8]之所以能够彻底,很大程度是因为简单。以新旧论是非,是胡适对付不少国人的利器。可是这样的辩词对于留学有成者未必有效。

   国人学习西学,往往对其变动不居且动静较大的边缘部分较为敏感,易生共鸣,而对于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则难以把握。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出国前也一度向往趋新的西学,到欧洲尤其是英国留学后,从剑桥、牛津与伦敦大学的比较中领悟到,讲学问与求致用不同,专求致用,学术不能发展,专讲学问,思想才能彻底。而这时北大的风气仍是议论而非讲学,“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长此以往,很难成为一流大学。[9]胡适与傅斯年都言及思想彻底的话题,而看法截然相反,两人对于什么是思想彻底以及彻底的思想影响社会的哪些层面,大异其趣。胡适所谓彻底,用傅斯年的标准,恐怕刚好是浅薄的表现。

   趋时者的西学不仅容易过时,而且因为缺乏深度,大都格义附会,似是而非。诚然,陈寅恪具体所指并非一般好讲西学者,而是胡适之流的新派。在胡适用来“通”旧籍的《马氏文通》,在陈寅恪的眼中就不通之至!1932年,陈寅恪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科出题引起争议事致函系主任刘文典,申辩说明之余,即对《马氏文通》痛加批驳,指为“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他说:

   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摹仿印欧系语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于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10]

   这段话的矛头看似指向马建忠,板子却打在胡适等人的身上,对于后者的国语文法以及用西文文法解中国旧籍,无异于釜底抽薪。只是胡适的办法简便易行,至今仍被无知者奉为治学的康庄大道。

   或许有意避免流俗,陈寅恪极少称引西学。他认为中国自戊戌以后五十年来的政治似有退化之嫌,“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虽然他自称“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11],可是在吴宓看来,陈寅恪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一以贯之。1961年,与陈寅恪分别多年的吴宓老友重逢,在日记中记道:历经世事变幻,“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12]。所谓中国文化本位,具体而言,即陈寅恪1927年《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13]。

陈寅恪重视纲常伦理,源于他对民族文化史的深刻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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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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