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不该被遗忘的晚清历史人物袁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52 次 更新时间:2017-10-25 0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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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昶何许人也,当代人除史学界外,可能知者不多。他是庚子事变时,由于力谏朝廷不可纵容义和团滥杀洋人与外国开衅,而被处死的五大臣之一。(另四人是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尚书联元和内阁大学士力山)。后世治史者称:“袁昶名臣也,以忠谏至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

   本人曾写过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事迹,袁昶正是袁同礼夫人的祖父,袁同礼之子袁澄是我清华同学,因此我对袁昶有所关注。另外,袁昶曾师从晚清浙江名儒刘熙载,近年来我见到了我外祖父的《遗言》,发现他也曾从学于刘熙载,就更增加了对袁昶的兴趣。这些都是个人偶然因素,重要的是,袁昶其人是近代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从他的事迹可以见到,直到清末,仍然有一批这样对国家忠贞不二,有胆、有识,有血性的士大夫,同时从他被害的背景也可见当时朝廷之荒唐与昏聩。

   袁昶(1846年-1900年),浙江桐庐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殿试二甲。从此一路为官,既有京官,也有外官。外放时,他曾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台,在任六年,兴利除弊,有多项改革,政绩斐然。他与张之洞交好,也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安徽时引进西学,扩办芜湖“中江书院”,增加了舆算、格致等科学课程,这也是受其师刘熙载办龙门书院的影响。他博学多才,是同光体诗的代表之一,与很多名士都有唱和,其中知名的有刘熙载、黄遵宪、王闿运、沈曾植等。一生著作很多,还将农桑、兵、医、舆地、治术、掌故等书编成一部《渐西村舍丛刻》。

   1998年,袁调任京官,在朝堂议事中一直秉承直言敢谏的作风。起初很受重用,两年内一路擢升,在被杀前,官至太常寺卿(正三品)。先是1897年发生曹州教案,德国借机出兵强占胶州湾,光绪征求大臣意见。袁昶上了二万言的条陈,分析当时的形势,做了详细论证,认为德国占胶州湾“祸急事小”,而“俄国自西北至东北,与我壤地相错”,“其祸纡而大”。也就是说,德国一案看似紧急,但是小事,从长远看,俄国才是大患。接着借此机会系统地陈述时弊,说诸臣“相率为乡愿,而举国之人才靡矣!”。他举金田之例,说,连洪杨这样的小民都能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何况诸国互肆蚕食之心!他大声疾呼帝国外患之忧,提出改革措施之纲要。光绪亲自写在册子中,下发大臣们议行。到那时为止,他还是受到重视的。

  

庚子之变清廷向十一国宣战

  

   1899年开始从山东发生义和拳暴乱,起初是反抗当地德国教会的专横作为,主要针对中国教民,烧杀抢掠,同时也闯入了教堂杀戮外国传教士,这就是曹州教案。中国朝廷对于民间社团一向是敌视,以镇压为主的。当地官府起初对义和拳也予以镇压。但是后来事态扩大,外国卷入,官府又想利用其对抗洋人,既“剿”又“抚”。后来义和拳被招安,改“反清复明”的口号为“扶清灭洋”,在朝廷支持下,改称“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由山东而直隶,蔓延至内蒙、东北,最后获准进入北京。在北京大肆烧教堂、摧毁一切与洋人、洋货有关之店铺,包括西药铺,滥杀无辜,连支持义和团的贵戚家(例如徐桐)也有被闯入遭抢劫的。清军有的也加入,一起肆虐。军匪混杂,京师大乱。期间发生了一名日本外交人员被杀,并剖腹挖心之事,引起各国震动。清廷拒绝各使馆要求保护之请求,各国开始调军队进京保护使馆。又发生德国公使柯林德到总理衙门议事,途中被清军伏击杀死(清军的说法是因为此人先杀过义和团,杀他是复仇)。这样,事态扩大,联军占领了大沽口炮台,形势紧急,战事一触即发。朝中亲贵如端王载漪、军机处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主张借义和团之力与外国斗,还主张围攻外国使馆。袁昶等几位大臣则从一开始就主张镇压“拳匪”,与外国的纠纷按照以前的“教案”处理,避免事态扩大,消弭战祸。主战派认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慈禧经过来回摇摆,最终支持主战派。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同时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然后是八国联军占领天津,继而攻破京城,西太后与光绪皇帝率随从“西狩”,逃亡西安……不必赘述。

   关于这段历史细节有各种说法,专著已林林总总,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只是粗略概述袁昶被害的背景。

   且不论国力如何,一国单独向十一国同时宣战,其“气魄”可谓独步中外古今。但是十一国中只来了八国,军队合起来一共只有三万人(各种资料说法不一,姑取其中),当时在北京周围的清军连同义和团有十五万人之多,却不能阻挡侵略军长驱直入,太后与皇帝弃宗庙与百姓于不顾,仓皇出逃了!如果原来真的准备打一仗,怎么不做任何调兵部署呢?真如袁昶所说“以天下为戏”!这样的朝廷居然还维持了十年才亡!


遇害经过

  

   从5月到7月袁昶被杀之前的两个月内,形势越来越危急,袁昶单独或会同许景澄连上三道奏折:《请急剿拳匪书》、《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和《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提出:“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外衅不可开”。并在慈禧几次召开的御前会议慷慨陈词。同时,徐用仪、联元、力山联名支持袁昶的意见。最终未被采纳。

   联军占领天津之后,有步军统领衙门弁役到袁昶家,说诸大臣在总署相候议事,请他过去。那时情势危机,议事频繁,所以并未引起袁怀疑。实际上却把他送到刑部,不加审讯,第二天就在菜市口与许景澄同时被杀,据说是腰斩,十分惨烈。袁、许二人从容就义。诱杀之后才上报慈禧,是名副其实的“先斩后奏”。第二天,慈禧下诏追述其“罪状”称:“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实属大不敬”,这是以“妄奏”、“不敬”罪判死刑。徐用仪当时被慈禧派往外国使馆谈判退兵之事,主战派称之为“勾结洋人”。袁昶遇害后,家人已星散,无人收尸。徐用仪为其收尸,也遭忌恨。徐给友人朱彭寿写信,最后一句提到此事“惊心动魄,千古奇冤”。朱怕惹祸,把信的最后一行撕下烧掉,可见当时的恐怖气氛。这是杀人以堵天下之口。情势进一步危急,朝廷再召开会议,无人再敢说话。不久,徐用仪与另外两位曾支持袁昶意见的联元和力山也被砍头,是朱彭寿为徐收尸,并重贿刽子手把身首缝在一起。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也算够朋友了。


“力谏”的内容

  

   以下选登一些袁昶等诸大臣的说辞,道理明白,文字浅显易懂,就不翻译加注了。

   6月初,身在外地的张之洞致袁昶信,表示为时局担忧,他概括局势,言简意赅:“拳匪大乱,外兵乘机,邪术岂能御敌?大局危矣!”要求袁昶告诉他“政府主见,都下议论”。

   事态紧急时,太后召九卿六部议事,人数众多,一直跪到殿外,大家都匍匐不敢言,许景澄首先发言谓:“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唯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许景澄还力陈:“兵衅不可启,春秋之大义不杀来使,围攻使馆背公法”。他说:况甲午一战,中国对手是一弹丸小国日本,结果丧师辱国,如今再与众国为敌,只怕国力不足,重蹈甲午的覆辙。徐用仪、立山、联元皆说:与世界各国宣战,外侮一入,内乱随发,后患不堪设想,恳求皇太后、皇帝圣明裁断。

   袁昶跪在殿外,膝行而前,大声说: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又说:“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

   袁昶还说:当下之急“莫急于献自治乱民,以示各夷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办法”。对于慈禧以为要顺民心(她认为义和团代表民心)。袁昶说:“变者惟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扑杀为首要匪二三十人,乱党乌合之众,必可望风解散。我自办乱民,免致夷人调兵代办,交哄辇觳之下,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总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惩办了肇事的匪徒,堵塞外人进军的借口,然后再谈判。有书载其声震屋宇,太后“怒目视之”。

   袁的上疏中还有“千古奇事,必酿千古之灾”语。他说:“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于千古奇事,必酿千古之灾!而今之拳匪,竞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乱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不逞之徒,乌合肇事……

   今朝廷与各国讲修睦,忽创灭洋,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大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五洲各国则洋人多于华人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内逼,诚恐几日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之,悲来填膺。”

   最后一道袁、许二人的奏折要求惩办那些肇事大臣:“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应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 ,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这里,他们已经孤注一掷,甚至表示只要办了这些人,达到“宗社无恙”,自己准备把命赔给他们,在所不惜,真是此心可对日月!这道奏折还没有到达慈禧、光绪手中,他俩就被那几个政敌诱杀了。

  

平反、追谥、立祠

  

   一场灾祸过去后,根据联军提出的议和提纲中的要求,光绪发布上谕,宣布为袁昶等人平反,“开复原官”。离被害约半年,这应该算是冤案平反最快的,却是在洋人压力之下。平反的诏书曰:(五人)“于垂询时,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应即加恩,……均著开复原官”。明明袁昶等人是强烈、急切地反对开衅之举措,甚至以死相谏,却说他们“词意均涉两可”,当然责任全在“首祸诸臣”,“今上”没有责任,现在平反是“加恩”。那几个“首祸”是外国要求严办的,正好应了当初袁、许等人的主张。经过一再讨价还价,刚毅已经死在西逃途中,只予革职,不再追究,载漪免死,发配新疆。其余有自杀的、处死的、流放的,不再赘述。到宣统元年(1909年)又追谥五大臣:袁-忠节,许-文肃,徐-忠愍,立山-忠贞,联元-文直。并下诏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此时离清朝被推翻只有两年了。


为权位,还是为社稷生灵,是分歧的核心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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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庆丰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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