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关于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73 次 更新时间:2017-10-23 15: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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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提要: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究竟成立于何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与此问题相联系,却又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的,是遵义会议后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三人小组,而且为什么毛泽东建议由这三人合组这样的小组,来代替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显然,这并不像许多研究者所说的,当时“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梳理中共中央设置新“三人团”决定生成发展的逻辑脉络,进一步探析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及原因,对于正确认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军事领导地位、权力变动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张闻天;新“三人团”;长征;中央红军

  

   关于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相当于总书记),周恩来继续分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补入常委,做周的助手这一重要史实,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弄清楚了。但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没有马上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也没有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袖,是否就意味着传统党史所说的毛在遵义会议后成功指挥四渡赤水,使中央红军一度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这件事,也不成立了呢?同时,按今天多数研究者的说法,毛泽东遵义会议后虽然没有马上取得党的政治军事最高领导地位,但不久后,因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事实上已取代周成为党内军事最高领导人,并带领中央红军北上成功。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呢?事实上,围绕着这个新“三人团”具体成立于何时,至今仍旧众说纷纭。而它的成立时间又直接关系到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真正起作用于哪一战,关系到他具体何时真正进入到中共最高军事负责岗位,关系到他在党内军内的军事指挥权究竟确立于何时等一系列的问题,因而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和探讨的史实问题。许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考证文章及著述数量甚多,笔者亦愿在此贡献一孔之见。

  

  

   首先,关于这个“三人团”究竟何时成立,目前至少存在着如下一些说法。

   最早的,也曾经是最权威的,无疑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3年2月形成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这理当是官方研究部门就“三人团”成立时间问题做出的最早的考察研究结论。报告提出:综合分析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和周恩来的回忆可以认定,1935年3月10、11日两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附近苟坝村围绕着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后,考虑到“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因而在改变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后即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编:《遵义会议资料选编》,1985年内部发行,第189页。]此说随即成为了许多官方党史著述的标准说法。[ 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41)》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等等。]

   但是,比较报告所引述的毛、张、陈、周四人的回忆资料可知,这些回忆资料之间本来就存在不准确且相互矛盾的地方。报告引述的毛泽东、周恩来1943年的说法和陈云1978年的说法,在地点和时间的表述上都不准确。毛说:“在打鼓新场,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注)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织三人团(毛、周、王)领导。”周说:“在打鼓新场,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陈云也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

   这里,毛、陈、周三人讲到的开会的地点都是错的。他们提到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像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述报告中所说,召开于1935年3月10、11日,地点在贵州遵义附近鸭溪镇苟坝村,这里距离位于金沙县的打鼓新场还有几十里路。毛说张提议他为“前敌总指挥”一事,确实发生过,但与这次会议无关,而是在这次会议前一周,即3月4日中共中央一度有过的任命;陈说的四渡赤水的时间,则发生在这次会议十天以后,是3月21、22日的事情了。 毛、周、陈都是当事人,之所以都会记错地名,是因为时隔多年,他们把会议地点和会议讨论内容记混了。周恩来说的会上毛坚决反对的“那个军事计划”,指的就是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这是会前林彪提议的一个进攻打鼓新场国民党守军的计划。这次会议就是围绕着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这次会议显然不是在打鼓新场召开的。

   同时,就“三人团”成立时间问题,毛的说法是打鼓新场那天开会后张闻天提议他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织三人团”。周的说法是,在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的会议结束后,中央批准“成立三人团”。陈的说法是,“三人团”是“四渡赤水时定的”。这三种说法时间都不同,特别是和报告所引张闻天同在1943年所说的时间差别较明显。张的说法是:“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所说的这个“抢渡乌江”,指的是3月21、22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在3月29日至4月1日之间采取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军事行动。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所指理当是3月22日之后到3月底前后这段时间。

   大概是因为许多人都不赞同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一问题上的结论性意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组10年后采用了较为灵活的说法。1993年,该室编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一书,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不同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报告的表述。其具体表述修改为:在3月11日晨最终说服中央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指令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此一表述既吸收了毛、陈、周的说法,即认同苟坝会议后已有成立“三人团”的提议,同时也委婉地接受了张闻天关于“三人团”成立于“抢渡乌江以前”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三人团”究竟成立于1935年3月11日之后至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这20天中的哪一天,就不可避免地又进一步引发了许多新的考察和讨论的意见。

   如有研究者认为,“三人团”的成立时间只能在17日中午红军三渡赤水之后和20日决定四渡赤水之前这几天。他们的理由是,聂荣臻回忆,他曾听陈毅说过,“毛主席说四次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页。]但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总共有过四次渡赤水的经历,一渡遭遇了土城作战失利,二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的决定,又因鲁班场作战失利而被迫三渡,都“没有值得毛泽东有所‘得意’的地方”。因此,他们认为,毛视为“得意之笔”的,只能是第四渡。鉴于红军三渡赤水的时间是3月16、17日,四渡赤水的时间是3月21、22日,叶剑英有回忆称中央开会宣布成立“三人团”当天曾有敌机袭扰。有研究者查到,当时在军委三局工作的伍云甫日记中曾有17日中央军委在赤水边的陈福村停留时受到过敌机袭扰的记载。[ 《伍云甫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因此他们推断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应该在三渡赤水后马上于3月17日在陈福村紧急召开了扩大会议,批准成立了“三人团”。[ 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235-246页;孙果达:《“四渡赤水”还是“第四次渡赤水”——正确理解毛泽东的“得意之笔”》,《百年潮》2008年第1期,第67-68页;马洪武:《再谈遵义会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9-13页。]

   上述说法最大的问题是除此推测外,找不到任何可信的文献史料能够佐证,甚至没有任何一位中共政治、军事领导人在自己的回忆中提到政治局曾在这个叫陈福村的地方开过会。同样,简单地把叶剑英关于中央开会时受到敌机袭扰和伍云甫日记所记某一天军委驻地受敌机袭扰的记载联系在一起,也太过牵强。查阅保存下来的好几种长征日记,包括伍云甫的日记,就会发现,这类受敌机袭扰的情况在当时多有发生。即使叶剑英真的参加过中央宣布组成“三人团”的决定的那个会,当天也确实发生过敌机袭扰的情况,也不能肯定此次会议召开与伍云甫3月17日日记所记的那次袭扰在同一天。

   由于多数研究者并不认同上面的说法,故相对而言,另一种说法或许更接近史实。这种说法既考虑到毛泽东那个“得意之笔”的说法,又参考了前述张闻天的回忆,认为“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时间,应该在3月21日至3月31日之间”。之所以要往前推至3月21日,纯粹是因为红军四渡赤水的时间是3月21、22日。他们认为,如果从毛泽东对四渡赤水起了决策性作用的角度考虑,“三人团”也未必不可能成立于四渡赤水行动发生的前夕或当日。但是,毛在军事上对四渡赤水的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并不一定和“三人团”的成立直接相关。比如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时进行的土城之战,包括二渡赤水后进行的鲁班场之战,也都是毛的意见起了决定作用,当时也并没有成立“三人团”。更何况,四渡赤水的决策,实际上和南下抢渡乌江的决策是同一个决策,毛说的那个作为“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未必不是指从3月21日一直到4月初抢渡乌江的整个决策。因此,这种说法应该特别重视张闻天回忆的说法,即更应该强调的是“三人团”实际成立于抢渡乌江之际,也就是3月31日当天或前后的可能性。[ 贾启玉主编,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编著:《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由上可知,关于“三人团”成立时间,因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当事人也几乎都没有系统的或较确切的回忆,这就成为多年来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说法各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考察研究中,显然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成立“三人团”?多数与“三人团”成立相关的历史叙述从不讨论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认为这个问题无须讨论和考证。因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那份报告对此问题的概括直截了当,即“那时,红军处在强敌围困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189页。]但这样的说法是否合乎史实呢?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反证就是,据杨尚昆回忆称:“三人团”成立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矛头直指的就是毛泽东。这一波对毛左右军事决策权的强烈质疑的风波,整整延续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直到张闻天主持召开会理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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