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实力与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14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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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  


从顶点看起


世界已经失衡。如果有人曾经怀疑美国的压倒性军事实力,伊拉克战争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目前,美国国防军事开支近乎占世界总支出的一半,在军事实力方面,任何国家联盟都不可能造就一个传统的军事制衡。纵观历史,自罗马衰落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强大,足以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现在,“帝国”一词再次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受人尊敬的左派和右派分析家都开始将“美帝国”作为21世纪的主导话语。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似乎更加证实了这种新的世界秩序。


然而,美国人常常错误理解自身实力的性质,并且错误地由此推断未来。十年多前,普遍认为美国在衰落。1992年,一位总统候选人通过宣称冷战结束、日本赢得冷战的胜利而赢得了总统大选。可现在的事实告诉美国人,美国的单极时刻将持续下去,美国人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其他国家惟有追随美国一途,别无选择。但是,仅仅讨论各国之间的军事不平衡将是误导的。事实表明,即使在这样的表面结构之下,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1年的“9·11事件”宛若划破夏夜星空的一道闪电,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变化了的世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对如何理解此次袭击以及如何做出反应依然充满疑惑。


巨大转变


乔治·W.布什下车伊始,即承诺遵循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将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作为政策重心,远远避开欠发达世界之失败国家的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中国将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比尔·克林顿时代的“战略伙伴”,美国将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2002年9月公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中,布什政府宣称“舰队和军队带给我们的威胁远小于那些已经被落入一小部分邪恶势力手中的毁灭性技术。”与此前的战略敌对相反,“今天,世界诸大国发现都处于同一战线上,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恐怖主义行径和暴力威胁”。不仅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布什总统得克萨斯州的克劳德农场受到了款待,而且布什政府的战略中开始使用“欢迎一个强大、和平、繁荣的中国崛起”这样的词语。同时,美国承诺增加抗击艾滋病的发展援助和努力,因为“即使是阿富汗这样的弱国也可能像大国一样对我们的国家利益造成巨大威胁。”。而且,这些新政策将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构建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世界”这样一种认识所指导。仅仅一年之间,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伊拉克可被视为该新战略的第一场试验,尽管美国“邪恶轴心”名单上的其他国家更有可能发展核武器。


这一新战略的措辞引起了国内外的批评。美国至上的大肆宣扬违背了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的忠告:当你手持大棒时,请温柔说话。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但无需通过反复提醒他国的方式证明之。新威尔逊主义承诺促进民主和自由,冲击着某些传统现实主义,有走向无所制约的危险之虞。美国声称加强合作与结盟,但并无同等的制度探讨相伴随。美国宣称先发制人的权利遭受诸多批评,因为它既可解释为常规性的自我防卫,亦可解释为危险的先例。


且不管这些批评,布什政府改变战略重点却是正确的。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将这一新战略与20世纪40年代美国重新定义对外政策的重要时期相提并论,尽管有夸大之嫌,但是美国新战略确实是对“9·11事件”所揭示的世界政治深远发展趋势所做出的反应。例如,事实证明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它已经并正在削弱地理距离和两大洋带给美国的天然缓冲。因之,“9·11事件”深刻解释了,世界上处于发展半途的贫弱国家的恶劣条件如何能够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后果。


信息革命和技术变迁大大提高了跨国事务的重要性,使得非政府组织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几十年之前,全球交流时断时续,金融交流只局限于各国政府、大型组织和天主教会之间。同时,美国、苏联悄悄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建立上空监测系统。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低廉的商业卫星收集所需的信息,互联网使得1500个非政府组织廉价协调“西雅图之战”,导致1999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一度被迫中断。


最让人担忧的是这些变革给恐怖主义带来的深远影响。恐怖主义并非新生事物,但是过去几十年的“技术民主化”得恐怖主义更加致命、更加灵活,并且这种趋势似乎仍将继续。在20世纪,病态的个人——一个希特勒或斯大林式的人物——需要依靠政府权力才能够杀死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但是,在21世纪,如果恐怖主义者拿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些反常的群体或个人将在第一时间获取超常所破坏力。以国家为核心的传统分析家认为,惩罚那些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可以解决问题。这些惩罚措施或许有所助益,但最终无法阻止那些已经获得破坏性技术的病态个人。毕竟,美国的提摩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和日本奥姆真理教等邪教组织都不是由政府资助的。2001年跨国恐怖组织发动突然袭击杀死的美国人比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要多得多。“战争私有化”不仅是世界政治的重大历史性转折,它对美国城市的潜在影响也可能会极大地改变美国文明的性质。布什战略是正确的,因为它反映了这一转变。


战略分野


布什政府尚未找到如何推行其新战略的方法。乍一看,伊拉克战争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与其说这场战争开启了21世纪外交的新篇章,倒不如说它是上一个世纪的谢幕。对这场战争的发动者而言,它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而对联合国安理会而言,它仍停留在一个长达十年之久悬而未决的安理会决议之上。一些观察家——如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Sir Jeremy Greenstock)——认为,只要多付出一些耐心和外交努力,美国政府可以找到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另外一种方式,从而把焦点集中在萨达姆·侯赛因的罪行上,而不是任由法国和俄罗斯将之归结为美国强权问题。如果提出这样的理由,则今日与昔日的连续性会更加明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朝鲜也许是如何实施新战略的第一个真正试验。然而,布什政府至今仍然小心翼翼地处理北朝鲜问题,与同盟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磋商。威慑似乎已经奏效,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北朝鲜的常规力量将在战争中对汉城造成巨大破坏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构成威慑。


在如何推行新战略的讨论中,存在着更大的争斗。政府当局已经分化成两派,一派希望能够脱离1945年之后美国帮助建立的制度框架的约束,另一派则认为在这个框架内行事将有助于更好实现美国的目标。“右派的威尔逊主义者”(Wilsonians)和“杰克逊单边主义者”(Jacksonian Unilateralists)——笔者接受了历史学家瓦尔特·罗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创造的术语——与更加推崇多边主义和谨慎的传统现实主义者争斗不休。布什政府的内耗在战略文件和伊拉克战争准备中展露无疑。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国防部长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ield)将联合国贬为“虚假的慰籍”(False Comfort),布伦特·斯考罗福特(Brent Scowcroft)、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等奉持传统现实主义的共和党人则呼吁通过多边方式予以解决。2002年12月12日,布什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表明国务卿科林 鲍威尔(Colin Powell)和英国首相托尼 布莱尔(Tony Blair)的结盟获得了暂时胜利。未能获得安理会的第二个决议和伊拉克战争的胜利,确保了杰克逊主义者和新威尔逊主义者获得优势地位。


早在2001年,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斯默(Charles Krauthammer)就预先提出了此类观念,他呼吁实行“新单边主义”,指出美国拒绝成为国际社会的顺民,只会不择手段地追求其目标。对大多数分析家而言,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只是外交战术的两个端点,没有几个国家领导人会完全遵循某一策略。但是,新单边主义者向前迈了一大步。他们认为,华盛顿现在面临着如此可怕的新威胁,必须摆脱自己在二战后帮助建立的多边国际结构的约束。按照他们的观点,新战略的实施需要更具根本性的变化。正如《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菲利普·斯蒂芬森(Philip Stephens)指出的,他们意图推翻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著名论断,“在毁灭之时出现,以力挽狂澜”。“9·11”恐怖袭击之后,华盛顿盟国立即援引《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宪章》第5条提供集体自卫,但他们故意拒绝利用北约的力量;在伊拉克战争前后,他们一直力图最大限度降低联合国的作用;与支持欧洲统一的传统态度相反,他们开始讨论欧洲“分解”的可能性。用拉姆斯菲尔德的话说,是问题决定结盟的方式,而不是相反。一些支持者甚至赞成明确采用帝国模式,恰如《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主编威廉·克利斯托(William Kristol)指出的,“如果人们愿意说我们是一个帝国势力,让他们说好了”。


一维思考


保持美国军事实力至关重要,纯粹的多边主义并不可行,从这方面看,单边主义者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却犯下了诸多重要错误,终将彻底破坏新安全战略的推行。他们的第一个错误是过分地仅仅依赖军事实力。美国军事力量对全球稳定至关重要,也是国际反恐力量的关键部分,但是战争的假象不应该让美国人无视如下事实:反对恐怖主义需要与其他国家在情报分享、警察工作、追踪金融流向、边界控制等领域开展持久而默默无闻的民间合作。举例来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胜利仅仅解决了最简单的问题:即推翻无能政府对一个穷苦国家的压榨。但是,精确轰炸只是破坏了基地组织的很小一部分网络,而基地组织的网络延伸到约60个国家。而轰炸对汉堡和底特律的恐怖组织毫无作用。阿富汗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的性质不但没有证明新单边主义者的观点,反而表明了继续合作的必要。对跨国恐怖主义网络做出的最好反应,就是在各国政府部门之间建立合作网络。


实力是实现所期望目标的能力,以上所概述的诸多变化使得实力分配远比乍看上去复杂得多。世界政治议程犹如三维棋盘,只有那些善于纵横交错的棋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在棋盘顶端的经典国家间军事问题上,美国将在未来数年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传统而言,称之为单极或霸权毫不为过。然而,在棋盘中部的国家间经济问题上,权力分配已经是多元化了,如果没有欧盟、日本或其它国家的同意,美国无法获得它在贸易、反托拉斯和金融管制等方面所期望的目标,称该领域的权力分配为“美国霸权”难免牵强。而在棋盘底部的跨国问题上,实力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分配和组织更为纷繁复杂,称之为“单极世界”或“美帝国”完全是无稽之谈。正如布什新的国情咨文所清楚表明的,这类事务正在侵入大战略的世界。但是,许多新单边主义者,尤其是杰克逊主义者,几乎完全关棋盘顶部的经典军事解决方案。他们的错误在于,把必要条件当成了充分条件。他们是这个三维棋盘中的一维棋手。长远观之,他们推行新战略的方式将确保失败的到来。


低估软实力


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等跨国问题上,其它国家的合作意愿部分取决于它们的自身利益,也取决于美国立场的吸引力。软实力在于吸引和说服的能力,而非强制。它意味着,其它国家需要美国所需要的,不那么需要胡萝卜和大棒。硬实力即强制能力,来自一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软实力源自一个国家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如果美国政策在其它国家看来是合法的,则美国的软实力有所增强。在一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上,硬实力对捍卫国家独立至关重要;但跨国问题的解决多边合作,在此软实力就变得愈加重要。


拉姆斯菲尔德的一个“规则”是“软弱富有煽动性”。从这个方面讲,他是正确的。正如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看到的,把赌注放在强壮的马上是最明智的选择。与第一次海湾战争一样,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军事实力的有效展示对中东地区既是威慑性的,也产生了转型效应。第一次海湾战争导致了奥斯陆和平进程,因而被广泛视为合法的。但是,最近这次战争的合法性却遭受质疑。由于无法与美国的军事实力相抗衡,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组成联盟,制衡美国的软实力,阻止安理会通过第二个决议,以此剥夺了美国此次行动的合法性。这种抗衡未能阻止伊拉克战争,但是它确实提高了这次战争的代价。土尔其议员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不合法的,因此拒绝五角大楼提出的允许第四步兵师从土耳其北部进入伊拉克的要求。战争初期,由于对软实力的关注不够,美国的硬实力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时候是相互冲突的,但是它们也能够彼此加强。当杰克逊主义者视软实力为软弱时,他们其实是在冒险。


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五角大楼正确使用软实力,其方式被称为“武装记者”(Weaponization of Reporters),即让记者随军队一起出征,从而摧毁了萨达姆通过宣称美国军队任意杀害城市平民的方式引起国际愤慨的战略。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声名大振,但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两次战争间歇期间“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等新媒体的崛起,美国必须采取一种新战略来保持其软实力。让记者随前线军队出征可能引起其他问题,但这无疑是面对时代变迁的明智反应。


菜单式联盟


奉持新单边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支持者更关注软实力的某些方面。新威尔逊主义者强调民主与人权,当这些价值观显得真诚且其追求目标没有偏见之时,美国政策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萨达姆政权侵犯人权的行径成为这场战争主要合法性之源,这实在是一个谬误性的理由。且如前面所指出的,布什政府已经通过增加发展援助、对艾滋病斗争提供援助等方式明智地投资于自身的软实力。但是,新威尔逊主义者虽然分享着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扩大民主的愿望,却忽视了威尔逊对制度的强调。很显然,如果没有让他者感到可以参与磋商的国际制度,这种将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帝国主义方式既不能吸引其它国家,也无法产生软实力。


新单边主义的两派——新威尔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都倾向于成立菜单式联盟(Alliance a la Carte),将国际制度视为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时可以方便使用的工具箱。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国际制度赋予美国超强实力合法性的方式。当其他国家感到自己被咨询意见时,它们更愿意提供帮助。例如,北约成员国在保持巴尔干半岛和阿富汗和平上做了诸多工作。北约通过各种委员会实现标准化和协同工作,使得联盟愿意不仅仅被视为特别工作组。如果缺乏常规的制度性磋商,美国会发现其他国家越来越不愿意将工具放进工具箱中。总有一天,工具箱将空空如也。正如两次海湾战争所见证的,美国所领导的联盟不再符合意愿,并且在规模上会大大收缩。


联合国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机构。安理会否决权可以阻止联合国授权集体安全行动使用武力,但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这样的事件不过发生了三次。然而,安理会就是为大国协调而特别设计的,当他们意见不一致时,安理会就难以正常工作。否决权如同一所房子输电系统上的保险箱,保险丝烧化、电力被切断总优于房子被烧毁。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未经联合国决议通过,但是法国和德国却参与了这场战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战后指出,联合国已经分裂为两部分,一派以严格威斯特伐利亚方式解释国家主权,另一派代表着人道主义干预的抬头,认为人权法限定了领导人对其公民采取的行为。政治导致该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使得《联合国宪章》几乎不可能修改。尽管联合国有着种种缺陷,但是各国政府公认联合国在人道主义、维护和平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仍是世界政治中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渊源。


后一点尤其激怒了新单边主义者,他们指出,许多非民主国家在联合国有投票权,并是联合国下属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最典型例子就是利比亚是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国。但是,他们提议建立由民主国家组成的新组织来代替联合国,却忽略了民主国家在伊拉克问题上分歧最大的事实。华盛顿不应该忽视联合国或改变其结构等无效努力,而应改善与其它拥有否决权国家之间的双边外交关系,同时务实地利用联合国,以推进自己的新战略。除监督联合国的发展和人道主义议程之外,安理会将在传播北朝鲜危机方面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反恐委员会将帮助敦促各国提高其反恐安排;联合国维和者将防止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治安官。如果华盛顿能够明智利用这一点,则联合国将以各种实用的方式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但是,其反面也是对的,即新单边主义者对联合国的攻击将会对美国软实力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许多事实证明,新单边主义者的政策会滥用美国的软实力。战争之前,皮尤慈善信托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在29个国家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在过去两年中,美国政策(而不是美国文化)导致其中17个国家持反对态度,其中包括在反恐战争中起关键作用的伊斯兰教国家。另外的调查表明,欧洲主要国家对美国的支持率已经平均下降了30%。


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成为完全的多边主义者,有时美国必须担当领导者,正如在阿富汗战争中那样。美国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威胁可能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441决议至关重要,该决议的通过使武器核查人员得以重返伊拉克。但是,美国应该在可能的时候倾向于多边主义,从而使其权力运用合法化,且其新战略广为接受。如果先发制人因多边制裁而获得合法化,则其代价大为降低,也不像美国自己担当法官、陪审团和执行者那样制造危险的先例。我们假定小国可以利用多边主义来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但是这一缺点并不影响多边主义的整体效用。华盛顿能否学会倾听他国的意见,是否在界定美国国家利益时将全球利益包含在内,对其新战略成功与否、他国是否视美国优势为友善至关重要。因此,为了成功推行新战略,美国应该更加关注软实力和多边合作,而非像新单边主义者那样行事。


帝国扩张不足


最后,那些公开欢呼美帝国观念的新单边主义者误解了美国公共舆论的基本性质。即使中东地区非民主政权的转型确实能够减少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某些渊源,但问题却在美国公众能否忍受一个帝国的角色。马克斯·布特(Max Boot)等新保守主义作家指出,美国应该向那些处于困境的国家提供“某种开明的外国行政管理,就像当年穿着马靴、带着头盔、充满自信的英国人那样”。但是英国历史学家奈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现代美国与19世纪英国之间的区别正在于它的关注跨度为时过短。


有人说,美国已经是一个帝国,问题只在于人们是否承认这一事实。但是,他们错误理解了帝国的至上政治。与许多国家相比,就实力强大而言,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甚至超过巅峰时期的大英帝国,但是英国曾统治地球的1/4,而美国对他国国内事务的控制能力远逊于前者。例如,肯尼亚的教育、税收、法律和选举——更不用说对外关系——无一不在英国官员的掌握之中。今天,美国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如此强大的控制能力,华盛顿甚至无法得到墨西哥城和圣地亚哥对第二个安理会决议的支持。新帝国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这些分析过于表面化,“帝国”仅仅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但是该“比喻”却暗含着华盛顿的控制能力不切实际,并加强了单边主义的普遍诱惑。


虽然自立国之日起,美国公众就普遍存在反帝主义观念,但美国还是对中美洲、加勒比海诸国、菲律宾进行过干预和统治。但是美国人从未感到作为帝国主义者的骄傲,而且只有少数被干预和统治国家直接建立了民主政体。从消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可持续部分这一角度看,美帝国并未受到“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的约束。事实上,冷战期间美国国防预算投入占GDP的比重远大于今天。过度扩张源自维系周边国家治安的必需,这是公共舆论所不能接受的。甚至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调查表明美国公众对帝国并不热衷,并不倾向于支持入侵叙利亚和伊朗。相反,美国民众继续支持多边主义,赞成通过联合国来实现目标。


事实上,与其说所谓创立一个美帝国,倒不如称之为“帝国扩张不足”。美国公众和国会都无意于大量投资于外国的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和治理,这与支持美国军队建设形成鲜明对比。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只占联邦预算总额的1%,但军事开支却是这个数字的16倍,在削减税收和预算赤字的时代,这些趋势难以更改。美国军队用以作战而非维持治安,五角大楼也减少了维和行动的训练。在这个问题上,新威尔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联盟出现了分歧。前者赞成美国延长在中东地区的存在,以造就民主政体;但后者倾向于避开“国家建设”,认为军队进驻敌国、推翻独裁者之后就打道回府,而不是呆在他国、为建立民主政体而辛劳。


在伊拉克的未来图景中,三种情形值得仔细研究。其一是1945年的日本或德国例子,即美国停留7年之久,将一个友好的民主国家留在身后。这是一个众人期望的结果,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德国和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对美国军队采取任何恐怖行动,同时拥有一个早在20年代就推崇民主的强大中产阶级。第二种情境罗纳德·里根对黎巴嫩、比尔·克林顿对索马里的解决模式,即美军进驻6个月之后,那些欢迎美国政府干预的人最终揭杆抗议美军的存在。在这种情形下,恐怖主义者杀死美国士兵,美国国民对此做出的反应将是,“萨达姆倒台了,伊拉克没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不想要我们的民主,那我们就离开吧。”这一情境使得伊拉克陷入冲突、独裁或宗教混乱之中,无疑会破坏这场战争的主要合法性基础。第三种情境将类似于往昔的波斯尼亚或科索沃,美国邀请北约盟国和其它国家帮助维持治安、重建伊拉克,联合国决议将授权组建军队,任命国际行政长官有助于确保各决策的合法化。这一过程将是漫长而充满挫折的,但它将大大减少美国作为反帝主义批判目标的可能性,也确保美国不会过早退出问题的出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新单边主义联盟中的新威尔逊主义者将不得不与多边现实主义者合作,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法独行其事。


美国至上的悖论


布什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正确地标明了“9·11事件”给世界政治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挑战。但是布什政府尚未找到最有效推行这些新战略的方式。第二次海湾战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把美国军队留在了海湾地区,真正的检验尚未开始。


21世纪美国实力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事务脱离国家的控制,即使最强大国家也不例外。从传统的硬实力来衡量,美国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但是这一度量标准已经与全球化和技术民主化所带来的世界政治转型相脱节。美国实力的悖论在于,世界政治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言,希望像罗马那样凭借自身实力实现最关键的国际目标已经不再可能。美国缺乏国际、国内能力来解决其它国家的内部冲突、监管和控制威胁美国国内居民的跨国发展。就国际金融稳定、毒品交易、疾病传播,尤其是新恐怖主义等当今世界的诸多关键性问题而言,仅仅靠军事实力是无法成功解决的,有时甚至会起到反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必须动员各国联合起来,解决这些共同面对的威胁和挑战。新威尔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组成的新单边主义联盟低估了软实力和国际制度的作用,使华盛顿丢失了推行国家安全新战略的某些最重要工具。亨利·基辛格(Herry Kissinger)指出,美国新一代领导人正面临着历史性考验,即利用美国现有的优势来促成国际共识,其被广泛接受的规范将在更加不确定的未来保护美国的价值观。如果任由新单边主义沿着这条轨道前行,美国必会遭遇失败。所幸的是,这一结果并非尚未注定。


作者简介:约瑟夫·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


(黄海莉、门洪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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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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