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卫星:环境权入宪的比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9 次 更新时间:2017-10-17 19: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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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卫星  
虽然我国法院无权以独立的宪法环境权条款作为审查法律是否合宪的依据,甚至暂时也不大可能以环境权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但这并不代表宪法环境权条款不能被司法适用,至少宪法环境权可以作为裁判的理由,可以作为法院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的依据[33]。

   综上所述,鉴于环境权入宪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功能,笔者认为通过修改宪法确认公民环境权也是一种较好的路径选择,故可以借鉴中国实践和国外经验在《宪法》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增加如下环境权条款:“第X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在清洁、健康、生态平衡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有依法及时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决策以及通过诉讼保护环境的权利。国家有义务通过适当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该条共分两款,第1款规定公民的权利,其中前半句规定的是公民环境权,后半句规定的是知情权、参与权和诉诸司法权,以便藉由这些程序性权利来进一步保障环境权。建议条款中的环境权用“清洁、健康、生态平衡”加以修饰,同时兼顾了人类的利益和环境本身的利益,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调和。而第1款后半句的程序性权利,实乃对于各国环境权入宪的借鉴。建议条款的第2款与第1款相对应,规定的是国家环境政策或者国家环保义务,是将《宪法》第1章“总纲”第26条加以修改后合并过来的。

  

   注释:

   [1]例如,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如松院士领衔提交了《关于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的议案》,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增加:“人人都有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同时也有为当今和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参见郑赫南:《王如松代表建议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写入宪法》。

   [2]参见徐祥民:《对“公民环境权论”的几点疑问》,《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3]参见朱谦:《环境权问题:一种新的探讨路径》,《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

   [4]参见彭运朋:《环境权辨伪》,《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 期。

   [5]我国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环境权研究存在的困境。参见范战平:《走出困境——对传统环境权学说的反思》,《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胡光志、顾鲁晓:《对环境权困境的反思与重新考量》,《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6]参见吴卫星:《环境权入宪之实证研究》,《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

   [7]参见张震:《宪法上环境权的证成与价值——以各国宪法文本中的环境权条款为分析视角》,《法学论坛》2008年第6期。

   [8]笔者所依据的各国宪法文本主要来源于美国海因在线法律数据库(www.heinonline.org)的重要子库———世界宪法文库(world constitutions illustrated),该数据库大多有各国英文版的宪法。中文版的宪法文本主要参考朱福惠、王建学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亚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朱福惠、邵自红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欧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孙谦、韩大元主编:《非洲十国宪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孙谦、韩大元主编:《美洲大洋洲十国宪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

   [9]参见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页。[10]参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页。

   [11]参见[美]L.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211页。

   [12]参见雷文玫:《再访“社会权”———一九九零年代中东欧国家的宪法变迁社会权入宪之研究 》,载翁岳生主编:《当代公法新论———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下),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84页。

   [13]需要说明的是:(1)有的国家在前后几部宪法中都有环境权的规定,则该国环境权入宪的时间以第一次入宪为准,如1993年《南非临时宪法》和1996年《南非宪法》都有环境权的规定,则其环境权入宪的时间确定为1993年。(2)表格中列举的南斯拉夫联邦和南斯拉夫联盟均已解体。另外,1990年《克罗地亚宪法》第69条规定“共和国保障公民们有健康环境的权利”,但是2010年修订的《克罗地亚宪法》删除了环境权的明文规定。故现今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的国家有86个。

   [14][英]蒂姆·海沃德:《宪法环境权》,周尚君、杨天江译,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第152页。

   [15]See Ernst Brandl, Hartwin Bungert, Consitutional Entrench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xperiences Abroad, 16Harv. Envil.L.Rev.1(1992):参见吴卫星:《生态危机的宪法回应》,《法商研究》 2006年第5期。

   [16]参见许育典:《宪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401页。

   [17]参见许育典:《宪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8 年版,第 406页。

   [18]See David R.Boyd,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Revolution: A Global Study of Constitutions,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2,p.47

   [19]《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a 条规定:“国家有义务在宪法制定的范围内通过法律和符合法律的司法权和执行权保护后代生命的自然基础。”

   [20]参见[德]罗尔夫·施托贝尔:《经济宪法与经济行政法》,谢立斌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30页。

   [21]参见[英]蒂姆·海沃德:《宪法环境权》,周尚君、杨天江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3—57页。

   [22] See David R.Boyd,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Revolution: A Global Study of Constitutions,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2,p.170.

   [23]See David R.Boyd,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Revolution: A Global Study of Constitutions,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2,p.224.

   [24]See Carl Bruch, Wole Coker, Chris VanArsdale,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Giving Forc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in Africa, 26Colum,J, Envil,L,131,152-153(2001).

   [25]See Louis J. Kotze and Alexander R.Paterson(eds),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9,p279-280.

   [26]参见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法学研究》 2014年第 3 期;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 134-135页。

   [27]See David R.Boyd,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Revolution: A Global Study of Constitutions,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2,p.200-201.

   [28]See Jonas Ebbesson(ed.),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in the EU,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p,261.

   [29]参见张薇薇:《“人权条款”: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安身之所”》,《法学评论》 2011年第 1 期。

   [30]参见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 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 2008年第3期;吴卫星:《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三十年之回顾、反思与前瞻》,《法学评论》 2014年第 5期。

   [31]参见徐显明:《人权建设三愿(代序)》,载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5页。

   [32]参见周叶中:《关于适时修改我国现行宪法的七点建议》,《法学》 2014年第6 期。

   [33]有学者认为,我国人民法院固然无权审查法律是否合宪,也无权审查立法者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仍然是法院不可推卸的宪法义务。我国法院应当在不同情境下通过三种情形履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义务:一是适用作为基本权利条款之具体化的立法;二是对抽象立法进行合宪性解释;三是在具体和抽象立法均缺位但存在基本权利的情况下直接适用有关的基本权利条款。参见谢立斌:《宪法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155-175页。

   吴卫星,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法商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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