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昌: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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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立昌  

摘要:由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朝鲜半岛和平问题利益攸关方对威胁的认知存在极大差异,加剧了各方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面的激烈博弈,造成朝鲜半岛局势持续动荡不安。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上,中韩存在许多共识,但在涉及朝鲜因素和美国因素的具体安全议题上也有重大分歧。展望未来,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需要采取若干措施:1)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2)妥善处理朝鲜因素和美国因素对两国关系的不利影响;3)提高两国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力度和规划两国安全合作蓝图。


关键词:朝鲜半岛 和平问题 朝核 萨德 中韩关系


早在“天安舰事件”爆发时,中韩“安全合作已经成为双边关系中一个难以回避、不进则退的重要问题”[1]。进入2016年,朝鲜半岛局势再次因两次朝核试验出现急遽动荡,朴槿惠政府不仅决定部署萨德系统,还与日本签订了情报互换协定。对此,朝鲜也进一步试图增强其战略打击能力,于今年2月成功发射北极星2号远程导弹,随后韩国借韩美军事演习加快了萨德入韩进程。在如何解决地区安全挑战上,中韩出现战略分歧。展望未来,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越来越取决于两国能否在这些棘手问题上达成妥协,以及能否就此提高双边安全合作力度和制定安全合作蓝图。


一、利益攸关方在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上的认知


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主要来自于“大国实力、地位不平等,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缺乏共同的外部敌人,身份认同感不强,安全观念不一致,价值观分裂”[2]。这也适用于观察和认识朝鲜半岛和平问题。除了传统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之所以复杂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利益攸关方的“身份认同感不强”和“安全观念不一致”也发挥着很大作用。


冷战结束至今,朝鲜在军事安全领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朝鲜把驻韩美军看成是对其安全的直接威胁和半岛不安定的总根源 ,认为撤军是构建和平机制 、签订和平条约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根本保证。”[3]近年来,朝鲜不仅加快了核开发进程,2013年3月,朝鲜还决定“实行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行路线”。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称,在美国持续进行核威胁的情况下,“朝鲜不得不从质和量两方面加强核武力”[4],金正恩上台后,朝鲜已经从策略性弃核变成战略性拥核,短短数年期间进行了3次核试验,并频繁进行导弹试射,努力提高核导技术能力。


近些年来,遏制来自朝鲜的核威胁成为韩国国防的重点安全课题。2014年韩国国防白皮书指出,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是来自朝鲜的常规军事战力、核与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以及持续的武力挑衅,朝鲜政权和军队是韩国的敌人[5]。在2016年1月第四次核试验以后,朴槿惠严厉谴责朝鲜的行为是“一种极端挑衅行为,表明他们并不追求国际社会期望的和平。”[6]在2016年国防白皮书中,韩国认为朝鲜已经实现了核弹头小型化,这意味着对韩国的安全威胁日益增大。为此,韩国在强化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同盟关系的同时,也积极参加美国主导的美日韩三方安保合作体制和加快萨德入韩进程,主动融入美国的战略防御系统。


在东亚构筑美国地区霸权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冷战时期,美国和韩日等国家签订军事同盟条约,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军继续驻扎朝鲜半岛的理由是,韩国依然面临来自朝鲜的各种军事威胁,朝鲜的核开发也对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其主导的全球核不扩散机制构成潜在挑战。[7]2010年朝鲜半岛危机后,韩美频繁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在美国重返亚太和遏制中国的背景下,美国更是不断强化其东亚同盟体系。当前,美国加快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积极组建美日韩安全合作体制,威慑朝鲜,也借机围堵中国。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外交趋于强硬,借助朝鲜半岛和平问题,极力遏制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军事影响力。


中国一直主张,应该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中国一方面维持和朝鲜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同时积极发展和韩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支持朝美进行双边会谈实现关系正常化,反对美国利用朝核问题和韩朝对立关系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一中立平衡的立场成为各方解决朝鲜半岛和平问题的重要基础。由于美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地区霸权战略,导致朝美对抗关系不断升级,也阻碍了韩朝关系的改善,致使朝鲜半岛局势时常陷入僵局。在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上,中国反复强调解决朝核问题的基本原则,划定了朝鲜半岛政策底线来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维护中国正当的安全利益。


朝鲜半岛和平问题其实是各方基于不同的安全认知进行复杂博弈形成的结构性安全问题,要想重建和完善这一结构,还需要从不同层面来理解朝鲜半岛和平问题的复杂性。


首先,在全球层面,朝鲜半岛正成为美国开展大国霸权竞争的演练场。为维护全球霸权,美国需要制造和利用朝核等地区安全议题,迫使地区盟国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在美国推动下,朝核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全球防扩散问题,并积极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既打压了朝鲜,也遏制了中俄。所以,朝鲜半岛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对抗结构,它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冷战思维构筑的观念结构,一个是霸权思维构筑的霸权结构。


其次,在地区层面上,朝核问题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朝鲜的核战略“具有潜在改变地区国家力量格局和安全体系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东北亚地区安全互动的双边对话方式”[8]。因此,朝核问题成为影响地区和平问题的关键变量,韩朝对立关系极大限制了韩国的对外安全战略选择。在朝核问题影响下,日本加快了迈向军事大国的步伐,美国顺势深化美日韩三方军事合作体系。朝鲜因素和美国因素交互作用加快了地区国际关系的分裂。


最后,在双边关系层面上,韩朝统一竞争与韩美安保合作相互制约。冷战结束后,韩国的统一攻势加剧了朝鲜的体制危机,双方之间的统一竞争本质上是体制竞争,而体制竞争演变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安保竞争。在韩朝安保竞争中,美韩同盟恶化了朝鲜的处境。为了证明驻韩美军存在的合理性,美国对朝鲜的打压政策反过来让朝鲜不敢弃核和不愿弃核,朝核问题加剧了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


二、中韩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


(一)中韩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共识


朴槿惠政府上台后,韩国也大力巩固和发展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经过中韩两国共同努力,双方在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上已形成诸多共识:


第一,两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双方对这一问题的共识包括:(1)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坚决反对朝鲜半岛开发核武器。(2)“9.19”共同声明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应予切实履行。(3)为重启六方会谈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创造条件[9]。


第二,两国积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不仅是一个军事安全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外交问题。因此,中方主张综合平衡地解决利益攸关方的合理关切,欢迎并原则性支持朴槿惠政府提出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为实现东北亚地区和平,两国同意加强不同层面的多边合作和探讨次区域合作。


第三,中国支持韩朝通过对话改善关系,支持朝鲜半岛自主和平统一。过去的对朝政策实践表明,韩国的施压促变政策效果有限。对朴槿惠政府提出的“朝鲜半岛信赖进程”和“德累斯顿构想”等政策,中国政府表态“支持半岛南北双方通过对话改善关系,开展和解合作,尊重朝鲜民族实现半岛和平统一的意愿,支持半岛最终实现和平统一”[10]。


在解决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上的这些共识,既是中韩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成为中韩关系继续发展的原因。这表明,两国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上拥有共同利益。然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明显缺乏内涵,在朝鲜因素和美国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下,韩国长期坚持“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做法,导致两国在安全事务领域产生“天花板”效应。


(二)中韩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


韩国方面指出,韩中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分歧主要包括朝鲜因素导致的朝核问题和脱北者问题等、统一的方式问题、韩美同盟认识差异、领土纷争、古代史纷争、意识形态差异、经济矛盾等七个方面的问题。[11]对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石源华认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制约和阻碍着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12]


总体来说,中韩双边关系问题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涉及到朝鲜因素和美国因素,双方之间的战略合作就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分歧。就美国因素而言,两国的分歧包括:(1)美国是否利用韩美同盟遏制中国;(2)韩国是否应该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3)韩美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带来的地区局势动荡等。就朝鲜因素而言,双方的分歧包括:(1)朝鲜的核武装与无核化;(2)朝鲜体制及其改革问题;(3)朝鲜人权和对朝制裁等方面。


当前,朝核问题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第四次核试验后,中韩双方对朝战略分歧明显扩大。2016年2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阐明了三条政策底线。对中国的这一提议,无论是韩美同盟,还是朝鲜,均没有拿出缓和事态的诚意,反而采取了更加危险的对抗措施。2月16日,朴槿惠总统在国会发表对朝政策演讲,提出采取一切手段压迫朝鲜弃核。针对韩国的这一危险倾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016年2月17日表示,中方愿与各方探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思路。由于中国无法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也就无法让韩美给予朝鲜安全保障,通过六方会谈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难度很大。


在韩朝对立格局中,朴槿惠政府图谋以部署萨德系统强化韩美安全合作,这极大恶化了中韩战略互信。对此,中方指出,这一系统不利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将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本地区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和地区战略平衡。[13]萨德在军事上对朝鲜威慑的边际效用其实趋于零,但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却直线上升,韩国此举必然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严重后果:第一,韩朝和平统一成为一句空话。第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被逆转。第三,间接加剧了引起中美日军备升级和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第四,加快了东北亚地区“新冷战”时代的到来。


2010年“天安舰事件”中朝鲜因素对中韩关系带来消极影响,而2016年“萨德”系统则是美国因素对两国关系造成消极影响,“萨德”部署引起中韩战略分歧和韩朝军事对立,将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转变为地区安全危机。有观点认为,“中韩建交20多年以来,两国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政治互信,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安全交流与合作,中韩战略合作的基础不牢。”[14]从根本上说,两国在安全利益上的不同认知和路径选择的差异使得双方关系难以经受外部的战略施压。今年3月,随着萨德部署进程的加快,中韩两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安全问题也开始波及到双边贸易合作和人文交流领域。


三、发展和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措施


面对棘手的朝鲜半岛和平问题,如果两国无法就诸多棘手问题达成进一步谅解和共识,在危机升级过程中,两国关系发展很可能失去动力。因此,两国有必要借助危机事态扩大战略共识,不断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


(一)需要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和战略互信


冷战结束后,韩国出现一股新的保守化思潮。政治上,美式自由民主政治体制成为韩国保守政治精英坚定的政治信仰,他们对朝鲜的政治体制产生厌恶和排斥,对朝鲜人权等诸多问题横加指责,意欲改造朝鲜,主导统一。经济上,更加追求市场化和国际化道路,在对朝经济合作和对美外交上,资本逻辑和影响极大。安保上,韩国一直仰仗于美国的安全保障,虽然双方关系磕磕绊绊,但总体上双方安全合作坚如磐石。


由于对华外交受到这种保守思想的深层影响,在朝鲜半岛发生安全危机时,韩国保守政府对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意图抱有极大怀疑。这一保守思想反映在两国关系上,严重制约了两国政治互信,让两国的战略合作变得形式化和空洞化。


首先,意识形态对立和冲突造成的消极影响。冷战时期的长期隔绝和朝鲜战争的不利影响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韩国民众的判断力和认知力,更加滋长了对中国的不信任、不了解。[15]政治体制的差异也放大了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也让韩国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持有偏见。[16]其次,民族历史的悲情性增强了韩国对大国的抗拒心理和防范心理[17],对朝鲜战争的不同认识,在“东北工程”上的分歧,这些都让韩国在潜意识里防范中国。再次,除了冷战思维和历史记忆,中国的发展也增强了韩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国成为仅次于朝鲜的安全威胁因素[18],“中国威胁论”强化了韩美同盟互助和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最后,对华奉行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外交。这主要表现为,重视对华经贸合作,重视对美安保合作。韩国判断,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还不足以撼动美国的东亚霸权。


(二)需要对朝鲜和美国因素进行更深入的沟通


中国需要明确在朝鲜问题上的主要立场,减少韩国误判。对朝核问题,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立场,严格贯彻安理会制裁决议。中国既反对朝鲜对韩国进行任何军事威胁,也反对韩美对朝鲜进行核威胁和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任何一方都不应破坏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关于朝鲜政权,其“合理的安全关切需要解决,稳定与发展应该得到保障,推动经济政治发展实现软着陆,帮助其融入国际社会”[19]。


对美国因素,韩国也必须明确本国政策向中国增信释疑。冷战结束后,韩国为了应对朝鲜威胁,持续强化韩美同盟,让韩朝关系进入恶性循环状态,朝鲜半岛危机频繁爆发。而美国则“利用朝鲜核问题长期化,以继续保持其在东北亚的战略影响力。”[20]当前,美国正利用朝鲜进行核试验和导弹发射部署更多的战略武器,这明显损害中国安全利益。如果韩国“充当美国东亚战略布局的棋子,而不能在中美韩三方之间形成对称的平衡关系,安全困境与信任缺失将持续存在,两国战略合作的棋局亦将很难盘活。”[21]


此外,中美和韩朝也需要在多边框架内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驻韩美军”与建立“半岛和平机制”问题进行一揽子磋商。目前,有关各方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朝鲜弃核达成广泛共识,但在驻韩美军问题和朝美关系正常化上未能取得进展。考虑到签订和平协议的复杂性和各方战略互信的缺失,可以分层构筑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重视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在维和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缓和,实现地区合作。[22]这一处理方式可以实现国家利益的均衡,增强解决问题的权威性,防止冲突扩大的风险。


(三)提高两国安全合作力度和规划安全合作蓝图


由于各种原因,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没有达到两国政府的期望,在短期内,打破韩朝对立和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也不现实,因此,需要建立起彼此认可的双边安全合作模式,管控分歧,深化战略互信和加强安全事务合作。


为消除韩国的安全担忧,中方可就如下安全议题向韩方进行必要说明:①如果朝鲜半岛发生突发事态,中国将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探讨一揽子解决方案。②中朝开展正常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支持朝鲜合理的安全诉求。③中国尊重韩国的安全利益,承认韩国是半岛和平体制谈判的参与主体,也反对任何一方排除中国构筑半岛和平体制。④绝不接受朝鲜拥核,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


从中国看,驻韩美军是美国实施遏华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23]。近年来,美国通过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了遏制中国的力度。因此,韩国也需要采取令中国信服的安全措施:①克制韩美大规模军事演习,避免激化地区安全局势。②韩美同盟应指向朝鲜半岛和平统一。③韩美应向中国事先通报演习计划,演习期间启动双方安全沟通机制。④向中国说明韩美同盟发展蓝图,韩美同盟不应针对中国。⑤韩国不应在朝鲜半岛部署诱发中美军备竞赛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武器。⑥朝鲜半岛和平协定的磋商中应该包括朝鲜弃核与驻韩美军撤离等关键议题。


为改善两国安全分歧,两国可利用各种战略对话机制加强沟通与合作,制定出安全交流与合作方案,“在条件成熟时签订韩中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使中国承担在朝鲜半岛的安全义务”。[24]另外,双方也可以签订安全互信与合作协定,就双边安全合作的目的、原则、方向、议题和机制进行对话磋商,建立具有战略互信性质的安全合作模式,打破地缘政治竞争带来的双边和地区安全困境,既能为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创造有利环境,也能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四、结 语


在东北亚复杂的地缘格局调整过程中,由于利益攸关方对威胁认知的差异,中韩关系受到朝鲜半岛局势动荡的深刻影响,在朝美两国因素的交互干扰下,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屡受考验。2010年朝鲜半岛危机以后,中韩关系明显进入战略磨合期,今年3月萨德入韩参与韩美军演则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在安全事务上的战略互信,如果双方在重大安全战略上的分歧持续加深,两国关系很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危险。因此,两国要以解决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为契机,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出发,加强两国安全战略合作,尝试在安全领域建立彼此接受的安全平衡模式,管控分歧增进互信,签订安全互信与合作协定或者缔结中韩和平友好条约,深化双方战略合作关系。(完)


[1] 虞少华:《东北亚安全形势与中韩战略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5期。

[2] 孙霞:《东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国际论坛》2006年第3期。

[3] 龚克瑜:《如何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 2期。

[4]《朝鲜决定“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行”》,新华网,2013年03月31。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31/c_115224979.htm.

[5] [韩]国防部:《国防白皮书》(2014),第37页。

[6]《朴槿惠国会演讲:彻底反思对朝政策》,新浪网,2016年2月18日。

http://news.sina.com.cn/o/2016-02-18/doc-ifxprqea4648629.shtml.

[7] 马晶:《中美两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8] 张东宁:《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_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安全路径分析》,《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2期。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联合声明》,新华网,2014年7月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3/c_1111449615.htm.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联合声明》,新华网,2014年7月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3/c_1111449615.htm.

[11] [韩]刘尚哲:《“成年的友情”韩中之间的7大矛盾》,[韩]《中央日报》网,2011年11月22日。http://chinese.joins.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76399.其中,关于韩国学界认识的领土纷争,中国政府主张中韩两国之间并不存在这一问题。

[12] 石源华:《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结构特色和发展模式》,《韩国研究论丛》2013年第1辑。

[13] 《外交部:2016年7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www.mfa.gov.cn/web/fyrbt

_673021/jzhsl_673025/t1378698.shtml.

[14] 《梁立昌:部署萨德,韩国让中国失望了吗?》,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42_151242.html.

[15] 邢丽菊:《关于加强中韩人文交流的思考》,《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6期。

[16] 朴钟锦:《韩国人对华负面认知与中国对韩公共外交途径》,《当代韩国》2012年第3期。

[17] 郭锐:《当前韩国民族主义对中韩关系的现实影响及我国对策》,《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8] 王星星:《当前韩国民众对中国和中韩关系认识的实证研究》,《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2期。

[19] 郑继永:《后朝核时代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选择》,《韩国研究论丛》2009年第1期。

[20] 魏志江:《论朝鲜核试验背景下的中韩关系与两国的战略选择》,《当代韩国》2007年春季号。

[21] 门洪华、韩爱勇:《如何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理论视野》2014年第2期。

[22] 高宏强:《多边合作下朝鲜半岛长效和平机制的分层构筑》,《内蒙古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23] 李际均:《中韩合作与东北亚安全》,《韩国研究论丛》2007年第4期。

[24] 魏志江:《论朝鲜核试验背景下的中韩关系与两国的战略选择》,《当代韩国》2007年春季号。


原载《韩国研究论丛》2016年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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