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傅高义的境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1 次 更新时间:2017-10-16 21: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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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进入专栏)  

  

   我对傅高义(Ezra F.Vogel)说不上很了解,自2001年以来,断断续续有些接触。上个学年,我在哈佛做合作研究,又有交往。最近,整理我们讨论中涉及的文献资料,常会想到傅高义的研究。

  

   一

   因为《邓小平时代》出版,傅高义在中国火了一把。海内外关于邓小平的传记类著作有多种,但毫无疑问,这一本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者。一些人甚至将这本书作为馈赠礼品。据说,中文版印数达八十万册,版税收入近百万美元。

   对于傅高义来说,一本书带来的火爆,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一次发生在将近四十年前。1979年,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出版。这本书解释了日本二战后的崛起,成为西方研究日本的最畅销著作,在日本的畅销热度也许超过《邓小平时代》在中国。《邓小平时代》的稿酬,傅高义捐给了他在俄亥俄州读本科的母校,用于建立中国和东亚研究的奖学金。

   今年春天,有一次在傅高义家里,聊到《邓小平时代》的农村改革部分,主要是第十五章。在我看来,在既定篇幅之内,对改革进程的叙述,脉络清晰而重点突出。当然也有一些不足。其一,关于1980年中央75号文件的内容,书中表述有偏差。这个文件的主要局限是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限制在特定贫困地区,书中没有提及。其二,75号文件之后一年多,高层意见冲突相当激烈,本书也没有涉及。在我看来,不涉及这个问题,无法展示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其三,对于胡耀邦,特别是胡耀邦支持万里推进改革的突出作用,书中也着墨不够。另外,有的细节也有错误,如误认为国家农委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同时并存的机构,实际上农村政策研究室是在农委撤销后才成立。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

   在早期农村改革决策过程中,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万里等领导人的角色作用和互动过程,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与傅高义专门讨论过。我告诉他,1980年1月31日,华国锋曾经主持高层听过一次农村工作汇报,焦点问题是包产到户。在李先念、余秋里、王任重等人表示不赞成以后,华国锋也表示了不赞成。最后,华国锋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以没有考虑好为理由不肯表态,而是转移话题谈了小康目标。实际上,此前万里曾经多次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私下表示同意试验。听了这个故事,傅高义说:“这个事情很重要,如果我早知道,一定要写到书里去”。他认为:“邓小平所以不表态,并不是没有考虑好,是因为政治基础还不牢固。如果这个时候公开表态,也许不利于当时正在进行的高层权力布局调整。”早在1982年,我刚到九号院工作时,就听到参加会议的同事说过此事。2001年和2002年,我在哈佛与傅高义有过一些讨论,因为没有公开文献可以引证,就没有专门介绍。

   由此我们说到,八十年代改革决策过程,现在没有披露的东西还很多。关于这本书的评论,不少人认为,从研究角度看,深度分析还不够。傅高义的解释是,他要尽量保持客观,只讲发生的情况,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分析,而不是作者解释邓小平为什么这样做。这样的写作立意,显然是一些研究者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也许正因为这样,略加删减后可以在国内出中文版。

  

   二

   傅高义并不是那种沉醉书斋的学者,同时也是活动家。这一点,他很像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费正清之后,他主持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两度出任主任。现在,这个机构更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在费正清中心第二任主任任上,傅高义最显赫的业绩,是1997年直接促成了江泽民访问哈佛。当时,因为事件影响,哈佛有很多人反对。傅高义发起提议后,连续三天,在燕京学社会议室主持会议,与那些反对者辩论。他对校方坚持:“我傅高义教授,邀请江泽民教授,来访问哈佛,总应该可以吧?”他和哈佛校长,共同主持了江泽民的访问演讲活动。我们闲聊时,傅高义多次说过此事,每次都是兴致盎然。他描述当年辩论场景,令我至今印象深刻。当然,他也做出了某些妥协。在接待安排方面,校方有些环节无法到位,傅高义动用费正清中心资源弥补。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不仅对中美学术交流有重要贡献,在中美外交领域也有深度参与,是华盛顿重要的政策顾问。八九十年代,他是民主党重要智囊,曾进入白宫工作。校园里一度盛传,他可能成为驻华大使人选。

   傅高义在七十岁时退休。用他自己的话说,退休后是“研究教授”,不再上课,不再带博士,集中精力做研究。《邓小平时代》的写作,这个时候正式开始。那时我在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合作研究,裴宜理在他之后继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办公楼里,我经常见到傅高义。大致在《邓小平时代》写作后期,傅高义就不再经常到办公室,而是在家里。他把办公室安排给了访问学者。但是,办公室门旁的名牌依然是他的名字。他的家,距离费正清中心办公楼走路不过三分钟。

   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写一部传世之作。他直言不讳,就是要写一本能流传的书。当然,他目标中的核心读者群,并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他是要写一本书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书。他认为,这几十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邓小平。显然,他抓住的是一个历史性重大题材。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傅高义专门研究过广州,写过两本关于广州的书,前一本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后一本是《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对傅高义来说,写邓小平是一个艰巨而浩大的工程。可以想象,以七十岁高龄开始写作,在访谈、阅读资料、整理文献等方面都挑战巨大,甚至对他的中文水平也是挑战。以我的直接接触来看,在同辈学者中,傅高义的中文可以说是最好的,比同在哈佛的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摩尔·古德曼(Merle Goldman)的中文都要好很多,起码中文口语是最好的。但是,傅高义还是常感叹自己中文不够好。我和他一起读邓小平文选时,常遇到一些阅读问题。他在写作过程中表现出的巨大毅力和虚心态度,令人叹为观止。

  

   三

   邓小平时代一书,傅高义七十岁开始写作,到八十岁完稿,历时10年。古人论及文章之道,说“板凳需坐十年冷”。在我看来,傅高义的板凳其实并不冷,他并不是那种孤灯独对、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交往很多人,参加很多学术活动,也有很多旅行。在这本书前言中,他直接提到的被访谈者达三百人,单是联系安排这些访谈,本身就是浩大的公关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访谈要做很多“拉关系”的事情。显然,仅能坐冷板凳是不行的。

   由此我想到,现代人做学问,也许板凳太冷了也不宜,即便在故纸堆里做考据,也需要交流沟通。坐冷板凳,不应该是生活的孤独,更应该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就是潜心学问的心境。古人又说“大隐隐于市”,大概也有这层意思。

   近几年,傅高义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哈佛费正清中心每有重要活动,常能参加看见他的身影。2016年,在纪念费正清中心成立6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除了现任主任宋怡明(Michael A.Szonyi),在多位原任主任中,他和马若德教授出场最多。

   虽然我知道傅高义老当益壮,很是活跃,但是,去年秋天的一次吃饭,他的表现还是让我有些诧异。那天中午,我和布鲁金斯学会李成博士先到了傅高义家,然后我们行步到最近的校内餐厅。但是,凑巧的是,这天校园餐厅职工闹罢工,餐厅不开张。于是,傅高义又回到家里,开上车去校外吃饭。坐在傅高义车里,看着他开车的动作略显笨拙,我的心里不由自主地有些紧张。在我看来,坐一位八十六岁老人开的车,心里似乎不适应。好在时间不长,我们穿过几条街,进入麻省大道,就到了餐馆。几分钟以后,马若德也到了,也是自己开车来的,他也是八十六岁了。如果在国内,两位八十几岁的教授亲自操办会议,自己开车带人吃饭,所有事情自己办理,这是很难想象的。

   后来,在傅高义家里闲谈,我问:“你经常开车吗?”他说:“是的,我开车没有问题。八十七岁了,脑子不好用了,经常忘事情”。说完,又感叹一句:“”老了,糊涂了”。一段时间的接触下来,我发现,与前些年比,他有一个新的特点,就是聊天时做笔记明显多了。即便闲聊,听到有些事情,他会赶快拿出笔记本,说:“我要抓紧记下来,不然很快会忘掉。”

  

   四

   傅高义说,今年末,他将完成一部关于唐代以来中日关系史的书稿,明年初,他开始关于胡耀邦的写作。这个夏天,他在家里集中精力写书。在客厅桌子上,摆放的都是中日关系方面书籍;约见访谈的,多是有中日关系研究有关的人士。我在他家里,多次遇到过一些日本学者、记者,还有日本曾经的驻华外交官。

   在完成《邓小平时代》之后,傅高义希望继续研究一个中国领导人,他在胡耀邦和朱镕基之间做了考量,后来选定胡耀邦。这几年,他一直做写胡耀邦的准备工作,收集整理各种文献资料,也到中国做了大量访谈,还邀请有关胡耀邦研究的专家到哈佛访问。明年,当开始关于胡耀邦的写作时,傅高义88岁。

   一些人称傅高义是“中国先生”,这其实并不怎么确切。傅高义也精于日本研究,甚至说,就其在中日两国的影响力来说,在日本应该更大些。他写了那本《日本第一》之后,还写了本《日本依然第一?》(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这本书2001年出版,他曾经送给我一本。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精通两门外语,并且在两个国家的研究上都有重要贡献,似乎是平常现象。政治学家裴宜理在中文之外精通日语,社会学家坏默霆(MartinK. Whyte)在中文之外精通俄语,历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C. Kirby)则在中文之外精通德语。

   傅高义在兴致勃勃地谈起新的写作计划时,忘不了自己是一个老人:“已经87岁了,不知道还能写多久,但是,能写多久就写多久”。

   从傅高义的身上,我依稀领领略到马克思·韦伯所说的那种“精神”。1904年,韦伯从德国到美国密苏里州,参加了世界博览会。这是韦伯一生中唯一一次到美国。这次旅行,韦伯被美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所震撼。这引发了他的好奇和思索:美国会什么发展得如此之快?随后他写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可以通俗地概括为—“活着为了工作(live to work)”’,而不是“工作为了活着(work to live)”。韦伯由此而成就了这本巨著。也许,傅高义身上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不仅傅高义如此,他的上一辈学者如费正清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等,也都是这样。在2001年一次哈佛纪念费正清的聚会上,我听说,费正清在亲自把最后一部书稿送到出版社几天后,溘然去世。对这些人来说,似乎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颐养天年”。也许,读书写作,就是他们颐养天年的方式。

   由此联想到,我在年青时当农民,常听到一句口头禅—“小车不倒只管推”。这里的“小车”,是当地特有的人力独轮车,又称“手推车”。家乡的农民常用这句话来表达以劳作为信仰的生活态度。

   在哈佛校园东,剑桥公共图书馆前,有一个公园,草坪辽阔。傅高义的家,就在公园西侧。这一年我在哈佛,住处在公园东侧。傍晚在这里散步,有时会与傅高义不期而遇。在落日的余晖中,飘扬的星条旗下,傅高义坐在草坪旁边的长椅上,看着不远处正在荡秋千的孩童,神色悠然,又若有所思。现在,想到傅高义,脑海中常出现这个画面。

  

   (2017年9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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