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大清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1 次 更新时间:2017-10-15 23: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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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最近二三十年裏,由於全球史成為歷史學界的一大潮流,相當多的歐美歷史學家,提出了一個對中國史相當有挑戰性的說法:即東方的大清帝國對邊疆的政策,和西方即英、法、西、葡、荷等帝國的對外政策是一樣的。[1] 從全球史的觀點來看,大清王朝對西北的開疆拓土,以及對西南的改土歸流,不僅與同時期的歐洲各帝國的殖民地事業沒什麼兩樣,都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特別是18世紀全球殖民主義浪潮的一部分。所以,濮德培(Peter Perdue)用了「征服」(conquest)一詞命名他的著作,並說,

   「清朝的擴張,其實也是十七至十八世紀全球史的組成部分。在這一歷史時期,幾乎在世界各地,新興的統一帝國都通過對外軍事征服方式來擴大領土,而移民、傳教士和商人則緊隨其後。」

   在這一方面,大清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很相似,它們都統治了很多的民族和廣大的疆域,只是兩個帝國結局不同,「它們都在19世紀末陷入崩潰境地,但奧斯曼帝國的疆域分裂成為幾個民族國家,而清帝國則被整合為單一的國民政權」。[2] 他還認為,大清帝國對西部的征服,如果作為一個全球史的事件來觀察,那麼,那個時代的Central Eurasia還不是大清帝國以及後來中國的邊緣省份「新疆」,各種來自中國、俄國、印度和歐洲的宗教、貿易輻輳於此,在地緣上看,它更在俄國、准格爾、大清三個帝國之間;[3] 西北如此,西南也如此,脫開以中國立場界定「中心—邊疆」的觀念來看,他們認為,西南苗彝也只是被明、清帝國殖民的地域和族群。美國學者何羅娜(Laura Hostetler)的《清代殖民事業:前近代中國的人種志與圖像學》以及喬荷曼(John E. Herman)的《雲霧之間:中國在貴州的殖民,1200–1700》,講的就是大清如何把西南苗彝族群逐漸變成編戶齊民,把西南地區正式納入大清版圖的故事。他們的書名中,都不約而同使用了「殖民」(Colonial或Colonization)這個詞。[4]

   清帝國對西北的平定是「征服」嗎?對西南的改土歸流是「殖民」嗎?再說得久遠一些,古代中國對於周邊異族也是「征服」與「殖民」嗎?

   就像說到「漢化」西方學者不贊成一樣,說到「殖民」,中國學者往往也會不高興。[5] 中國學者會覺得,近代以來,中國一直受帝國主義欺負,差不多已經成了半殖民地,結果你們還說我們是「殖民」?但我以為應當理解,他們之所以用「殖民事業」這個詞,是另有歷史觀念與學術背景的。如果我們不在道德意義上評論「殖民」的功過是非,而只是把「殖民」當做一個(他們所說的「前近代」)全球史過程,似乎這也無可非議。

   通常,中國學者尤其是漢族中國學者不免有這樣的習慣:首先會沿襲古代中國「大一統」的歷史觀念和「中央—邊疆」的視角,其次也會受到晚清以來「五族共和之中國」與「中華民族是一個」這種國族意識的影響,再次,甚至還會殘留古代「華夷」與「文野」的歷史記憶和文明進化論。因此,總覺得這些「苗彝」本來就是中國之邊緣,「變其土俗,同於中國」本來就是「進於華夏」,仿佛是從野蠻變成文明。甚至還會認為,古代中國的漢族與非漢族,主要也是「平等基礎上的互助關係,這是民族關係發展的主流」。

   但是,「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古代中國就深諳此理,[6] 開疆拓土的帝國何嘗如此溫柔敦厚?被征討的「蠻夷戎狄」固然被殺戮得很慘,去討伐的軍人同樣死傷無算。中唐杜佑就曾在《通典‧邊防》中,痛心疾首地檢討盛唐的擴張,他說,僅僅是天寶年間,哥舒翰遠征吐蕃,兩萬人在青海島上,「不能救而全沒」;安祿山在天門嶺討伐奚與契丹,「十萬眾盡沒」;高仙芝遠征石國,在怛邏斯川「七萬眾盡沒」;而楊國忠去打閣羅鳳,「十餘萬眾全沒」,前後「沒於異域數十萬人」。[7]

   就連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范文瀾,也不能同意那種政治化的粉飾說法,1980年初,《歷史研究》發表了他寫於1962年的遺稿,在這份沒有發表的遺稿中,他就說古代帝國統治下的民族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完全依靠力量對比,大小強弱之間,根本不存在和平共處、平等聯合這一類的概念」。[8] 這就像前引文獻中所說的,「命將出師,恣行誅討」,「搜山盪谷,窮兵罄武」。[9] 以清代貴州「改土歸流」過程中平定苗彝反叛時為例,清王朝軍隊在鎮雄「連破四寨,斬首二千餘,盡焚其壘」,在威遠、新平「冒瘴突入,擒斬千計」,在清水江和丹江「潛舟宵濟,扼其援竄,突搗其巢」,[10] 這種所謂「文明化」過程,毫無疑問就像「殖民化」過程一樣,並不只是鶯歌燕舞,而是充滿了血與火。[11]

   讓我們回到清王朝是否「殖民」的問題上來。應當注意的是,近年來由於全球史背景下的歷史新解釋,在國際學界非常流行,這種全球史研究推動了一個新潮流,這個新潮流包括有關中國邊陲的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12] 而這些有關中國邊陲的研究通常有兩類,一是討論中國現在的邊疆地區是怎樣被整合進帝國的。用他們的話說,就是那些西南地區的苗彝是怎樣被「殖民」,清朝是怎樣「征服西南,進行殖民,實現主權控制」,換句話說就是,這些原本由「土司」自主管理的「蠻夷」區域,是怎樣漸漸成為帝國直接管理的「中國」的;[13] 另一類是從人類學、民族志的角度,重新認識那些華夏邊緣的異族,他們是否從人種和文化意義上,就與內地漢族有所不同?他們是否是由於「他者」才逐漸產生「我者」意識,並逐漸形成自我認同的族群?他們在那個時代是否並不認同「中國」或「滿蒙漢」帝國?也就是說,他們試圖通過這種研究,來討論民族的「本質性」和「建構性」問題。[14]

   那麼,清帝國「殖民」說有沒有道理呢?我個人以為,它就與「漢化」說一樣,一半有道理,一半沒有道理(或者說,一半可以接受,一半需要修正)。

   為什麼說一半有道理呢?因為,這裏確實有可以引起我們反思的死角。十八世紀前後,世界上各個帝國「你方唱罷我登場」,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帝國雖然處在衰落之中,但俄羅斯帝國卻逐漸向東向南侵蝕,而大清帝國卻迅速崛起,並且向西擴張,過去曾經橫行海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國雖然逐漸衰落,但歐洲的英、法、德帝國卻在向東方擴張,但正是這種擴張,逐漸引起了各個帝國的擠壓和碰撞,擠壓和碰撞的結果是,有的帝國萎縮,有的帝國衰落,有的帝國崛起,有的帝國膨脹,這當然是後話。但是,十八世紀中葉大清帝國恰恰在擴張的巔峰狀態中,乾隆一朝所謂「十大武功」,其實就是清帝國在「殖民主義擴張」中。正如前面所說,清代中國版圖相當廣大,其中邊陲的一些區域,並不能說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歷史上,中國四周的疆域不斷變動。過去,中國學者撰寫中國史,常常會提及西漢設酒泉等四郡,張騫通西域,李廣利一直遠征到貳師城(今吉爾吉斯斯坦),也會提及張騫試圖經雲南通身毒,諸葛亮南征擒孟獲,當然更會提到大唐帝國在四裔的開疆拓土,似乎這些地方很早就已經納入中國版圖。

   其實,古代中華帝國的疆域不斷變化,正如我前面所說的,很多地方一直到唐宋時期還是化外之地,未必就是真的「中國」,更不必說收縮了的宋代和明代—清代直接繼承的是明代—西北西南的很多地方,都不在「禹域」之「內」。所謂「西域諸國」,在明代就連敦煌也已經不歸中國管轄,所以才有「嘉峪關外即非吾土」之語;所謂「千洞百蠻」,雲貴苗彝,基本還是由土司管理,和內地府廳州縣這種編戶齊民的政府管理還是有區別的。清代把西域拓為「新疆」,在雲貴「改土歸流」,帝國在邊緣族群的地區派駐軍隊,設置機構和官員,大量興辦學校,徵收齊民的賦稅,使這些地方逐漸「從異域到舊疆」,[15] 在全球史上來看,確實也可以稱之為「殖民事業」。[16] 那麼,為什麼我說「殖民」這個說法還有一半沒道理呢?

   這是因為當歷史研究者使用colonization這一概念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被來自西方的「殖民」概念引發某種誤解,覺得清王朝對於西北、西南的殖民,和英法西葡等西方國家對亞非拉的殖民,無論性質、目的與方式都一樣。

   之所以我不能無條件接受「殖民」這個概念,是因為我無法簡單地把這一「殖民」和那一「殖民」等量齊觀,把大清帝國和西方列強在亞洲、澳洲、非洲和美洲的征服當作同一個「殖民」。以「改土歸流」為例,應當注意到,明清兩代的措施,基本上是

   (1)設置官吏,把邊陲之地與內地一樣「郡縣化」,

   (2)徵收賦稅,使異域之民等同內地一樣作為「編戶齊民」,

   (3)興學設考,讓殊方異俗逐漸改造同於內地文化。

   因此,以歐洲近代英法西葡荷的殖民來跟中國明清改土歸流進行對比,要看到有三個不同。第一,是跳出本土遠征海外,還是從中心向邊緣的逐漸擴大;[17] 第二,是為了掠奪資源,還是納入帝國;第三,是保持宗主國與殖民地的異質性,還是要逐漸把蠻夷與華夏同質化。[18] 所以,我很贊成西方學者能在全球史的新背景下,看到中西歷史確實有相似相近之處,但我也一直在提醒,西方學者也許應當注意到它們之間的差別。正如Lee Byung Ho在其博士論文“Forging the Imperial Nation”所說,中國從明清到近代的國家意識的轉變,並非從過去的「文化主義」轉變成後來的「國家主義」。他認為,中國和歐洲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模式,如果說歐洲模式是colonial national(殖民國家),那麼,中國則是patrimonial imperial(世襲帝國)。當然,從清王朝到現代中國的民族政策,其實仍然延續了後帝國時代(post-imperial)的一貫思路與做法。[19]

   摘自葛兆光老師新著《歷史中國的內與外》

   第五章:〈重思所謂「漢化」、「殖民」與「帝國」〉

   註釋:

   [1] 諸如平定金川、台灣歸來、駐守西藏、安南入貢、平定回部,即乾隆皇帝自詡的「十全武功」等,參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中華書局,1987)。

   [2] 濮德培〈比較視野下的帝國與國家:18世紀中國的邊疆管轄〉(“Comparing the Empire and State by Way of Discussing Border Control in 18th Century China”),牛貫杰中譯文,載《史學集刊》2014年第4期,頁37。

   [3]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中國西進:清對中央歐亞的征服), “Introdution,” pp. 9–10.

[4]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清代殖民事業:前近代 中國的人種志與圖像學)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 雲霧之間:中國在貴州的殖 民,1200–17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對 於 這兩部書的中文評論,見吳莉葦〈比較研究中的陷阱 — 評勞拉‧霍斯泰特勒《清代殖民地事業》〉,載《史學月刊》(開封) 2005 年第 6 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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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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