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大清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16 次 更新时间:2017-10-15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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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最近二三十年裏,由於全球史成為歷史學界的一大潮流,相當多的歐美歷史學家,提出了一個對中國史相當有挑戰性的說法:即東方的大清帝國對邊疆的政策,和西方即英、法、西、葡、荷等帝國的對外政策是一樣的。[1] 從全球史的觀點來看,大清王朝對西北的開疆拓土,以及對西南的改土歸流,不僅與同時期的歐洲各帝國的殖民地事業沒什麼兩樣,都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特別是18世紀全球殖民主義浪潮的一部分。所以,濮德培(Peter Perdue)用了「征服」(conquest)一詞命名他的著作,並說,

「清朝的擴張,其實也是十七至十八世紀全球史的組成部分。在這一歷史時期,幾乎在世界各地,新興的統一帝國都通過對外軍事征服方式來擴大領土,而移民、傳教士和商人則緊隨其後。」

在這一方面,大清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很相似,它們都統治了很多的民族和廣大的疆域,只是兩個帝國結局不同,「它們都在19世紀末陷入崩潰境地,但奧斯曼帝國的疆域分裂成為幾個民族國家,而清帝國則被整合為單一的國民政權」。[2] 他還認為,大清帝國對西部的征服,如果作為一個全球史的事件來觀察,那麼,那個時代的Central Eurasia還不是大清帝國以及後來中國的邊緣省份「新疆」,各種來自中國、俄國、印度和歐洲的宗教、貿易輻輳於此,在地緣上看,它更在俄國、准格爾、大清三個帝國之間;[3] 西北如此,西南也如此,脫開以中國立場界定「中心—邊疆」的觀念來看,他們認為,西南苗彝也只是被明、清帝國殖民的地域和族群。美國學者何羅娜(Laura Hostetler)的《清代殖民事業:前近代中國的人種志與圖像學》以及喬荷曼(John E. Herman)的《雲霧之間:中國在貴州的殖民,1200–1700》,講的就是大清如何把西南苗彝族群逐漸變成編戶齊民,把西南地區正式納入大清版圖的故事。他們的書名中,都不約而同使用了「殖民」(Colonial或Colonization)這個詞。[4]

清帝國對西北的平定是「征服」嗎?對西南的改土歸流是「殖民」嗎?再說得久遠一些,古代中國對於周邊異族也是「征服」與「殖民」嗎?

就像說到「漢化」西方學者不贊成一樣,說到「殖民」,中國學者往往也會不高興。[5] 中國學者會覺得,近代以來,中國一直受帝國主義欺負,差不多已經成了半殖民地,結果你們還說我們是「殖民」?但我以為應當理解,他們之所以用「殖民事業」這個詞,是另有歷史觀念與學術背景的。如果我們不在道德意義上評論「殖民」的功過是非,而只是把「殖民」當做一個(他們所說的「前近代」)全球史過程,似乎這也無可非議。

通常,中國學者尤其是漢族中國學者不免有這樣的習慣:首先會沿襲古代中國「大一統」的歷史觀念和「中央—邊疆」的視角,其次也會受到晚清以來「五族共和之中國」與「中華民族是一個」這種國族意識的影響,再次,甚至還會殘留古代「華夷」與「文野」的歷史記憶和文明進化論。因此,總覺得這些「苗彝」本來就是中國之邊緣,「變其土俗,同於中國」本來就是「進於華夏」,仿佛是從野蠻變成文明。甚至還會認為,古代中國的漢族與非漢族,主要也是「平等基礎上的互助關係,這是民族關係發展的主流」。

但是,「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古代中國就深諳此理,[6] 開疆拓土的帝國何嘗如此溫柔敦厚?被征討的「蠻夷戎狄」固然被殺戮得很慘,去討伐的軍人同樣死傷無算。中唐杜佑就曾在《通典‧邊防》中,痛心疾首地檢討盛唐的擴張,他說,僅僅是天寶年間,哥舒翰遠征吐蕃,兩萬人在青海島上,「不能救而全沒」;安祿山在天門嶺討伐奚與契丹,「十萬眾盡沒」;高仙芝遠征石國,在怛邏斯川「七萬眾盡沒」;而楊國忠去打閣羅鳳,「十餘萬眾全沒」,前後「沒於異域數十萬人」。[7]

就連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范文瀾,也不能同意那種政治化的粉飾說法,1980年初,《歷史研究》發表了他寫於1962年的遺稿,在這份沒有發表的遺稿中,他就說古代帝國統治下的民族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完全依靠力量對比,大小強弱之間,根本不存在和平共處、平等聯合這一類的概念」。[8] 這就像前引文獻中所說的,「命將出師,恣行誅討」,「搜山盪谷,窮兵罄武」。[9] 以清代貴州「改土歸流」過程中平定苗彝反叛時為例,清王朝軍隊在鎮雄「連破四寨,斬首二千餘,盡焚其壘」,在威遠、新平「冒瘴突入,擒斬千計」,在清水江和丹江「潛舟宵濟,扼其援竄,突搗其巢」,[10] 這種所謂「文明化」過程,毫無疑問就像「殖民化」過程一樣,並不只是鶯歌燕舞,而是充滿了血與火。[11]

讓我們回到清王朝是否「殖民」的問題上來。應當注意的是,近年來由於全球史背景下的歷史新解釋,在國際學界非常流行,這種全球史研究推動了一個新潮流,這個新潮流包括有關中國邊陲的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12] 而這些有關中國邊陲的研究通常有兩類,一是討論中國現在的邊疆地區是怎樣被整合進帝國的。用他們的話說,就是那些西南地區的苗彝是怎樣被「殖民」,清朝是怎樣「征服西南,進行殖民,實現主權控制」,換句話說就是,這些原本由「土司」自主管理的「蠻夷」區域,是怎樣漸漸成為帝國直接管理的「中國」的;[13] 另一類是從人類學、民族志的角度,重新認識那些華夏邊緣的異族,他們是否從人種和文化意義上,就與內地漢族有所不同?他們是否是由於「他者」才逐漸產生「我者」意識,並逐漸形成自我認同的族群?他們在那個時代是否並不認同「中國」或「滿蒙漢」帝國?也就是說,他們試圖通過這種研究,來討論民族的「本質性」和「建構性」問題。[14]

那麼,清帝國「殖民」說有沒有道理呢?我個人以為,它就與「漢化」說一樣,一半有道理,一半沒有道理(或者說,一半可以接受,一半需要修正)。

為什麼說一半有道理呢?因為,這裏確實有可以引起我們反思的死角。十八世紀前後,世界上各個帝國「你方唱罷我登場」,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帝國雖然處在衰落之中,但俄羅斯帝國卻逐漸向東向南侵蝕,而大清帝國卻迅速崛起,並且向西擴張,過去曾經橫行海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國雖然逐漸衰落,但歐洲的英、法、德帝國卻在向東方擴張,但正是這種擴張,逐漸引起了各個帝國的擠壓和碰撞,擠壓和碰撞的結果是,有的帝國萎縮,有的帝國衰落,有的帝國崛起,有的帝國膨脹,這當然是後話。但是,十八世紀中葉大清帝國恰恰在擴張的巔峰狀態中,乾隆一朝所謂「十大武功」,其實就是清帝國在「殖民主義擴張」中。正如前面所說,清代中國版圖相當廣大,其中邊陲的一些區域,並不能說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歷史上,中國四周的疆域不斷變動。過去,中國學者撰寫中國史,常常會提及西漢設酒泉等四郡,張騫通西域,李廣利一直遠征到貳師城(今吉爾吉斯斯坦),也會提及張騫試圖經雲南通身毒,諸葛亮南征擒孟獲,當然更會提到大唐帝國在四裔的開疆拓土,似乎這些地方很早就已經納入中國版圖。

其實,古代中華帝國的疆域不斷變化,正如我前面所說的,很多地方一直到唐宋時期還是化外之地,未必就是真的「中國」,更不必說收縮了的宋代和明代—清代直接繼承的是明代—西北西南的很多地方,都不在「禹域」之「內」。所謂「西域諸國」,在明代就連敦煌也已經不歸中國管轄,所以才有「嘉峪關外即非吾土」之語;所謂「千洞百蠻」,雲貴苗彝,基本還是由土司管理,和內地府廳州縣這種編戶齊民的政府管理還是有區別的。清代把西域拓為「新疆」,在雲貴「改土歸流」,帝國在邊緣族群的地區派駐軍隊,設置機構和官員,大量興辦學校,徵收齊民的賦稅,使這些地方逐漸「從異域到舊疆」,[15] 在全球史上來看,確實也可以稱之為「殖民事業」。[16] 那麼,為什麼我說「殖民」這個說法還有一半沒道理呢?

這是因為當歷史研究者使用colonization這一概念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被來自西方的「殖民」概念引發某種誤解,覺得清王朝對於西北、西南的殖民,和英法西葡等西方國家對亞非拉的殖民,無論性質、目的與方式都一樣。

之所以我不能無條件接受「殖民」這個概念,是因為我無法簡單地把這一「殖民」和那一「殖民」等量齊觀,把大清帝國和西方列強在亞洲、澳洲、非洲和美洲的征服當作同一個「殖民」。以「改土歸流」為例,應當注意到,明清兩代的措施,基本上是

(1)設置官吏,把邊陲之地與內地一樣「郡縣化」,

(2)徵收賦稅,使異域之民等同內地一樣作為「編戶齊民」,

(3)興學設考,讓殊方異俗逐漸改造同於內地文化。

因此,以歐洲近代英法西葡荷的殖民來跟中國明清改土歸流進行對比,要看到有三個不同。第一,是跳出本土遠征海外,還是從中心向邊緣的逐漸擴大;[17] 第二,是為了掠奪資源,還是納入帝國;第三,是保持宗主國與殖民地的異質性,還是要逐漸把蠻夷與華夏同質化。[18] 所以,我很贊成西方學者能在全球史的新背景下,看到中西歷史確實有相似相近之處,但我也一直在提醒,西方學者也許應當注意到它們之間的差別。正如Lee Byung Ho在其博士論文“Forging the Imperial Nation”所說,中國從明清到近代的國家意識的轉變,並非從過去的「文化主義」轉變成後來的「國家主義」。他認為,中國和歐洲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模式,如果說歐洲模式是colonial national(殖民國家),那麼,中國則是patrimonial imperial(世襲帝國)。當然,從清王朝到現代中國的民族政策,其實仍然延續了後帝國時代(post-imperial)的一貫思路與做法。[19]

摘自葛兆光老師新著《歷史中國的內與外》

第五章:〈重思所謂「漢化」、「殖民」與「帝國」〉

註釋:

[1] 諸如平定金川、台灣歸來、駐守西藏、安南入貢、平定回部,即乾隆皇帝自詡的「十全武功」等,參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中華書局,1987)。

[2] 濮德培〈比較視野下的帝國與國家:18世紀中國的邊疆管轄〉(“Comparing the Empire and State by Way of Discussing Border Control in 18th Century China”),牛貫杰中譯文,載《史學集刊》2014年第4期,頁37。

[3]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中國西進:清對中央歐亞的征服), “Introdution,” pp. 9–10.

[4]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清代殖民事業:前近代 中國的人種志與圖像學)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 雲霧之間:中國在貴州的殖 民,1200–17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對 於 這兩部書的中文評論,見吳莉葦〈比較研究中的陷阱 — 評勞拉‧霍斯泰特勒《清代殖民地事業》〉,載《史學月刊》(開封) 2005 年第 6 期,頁 83–92;李林〈開化與殖民兩套詮釋話語的論爭與困境〉,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 80 期(2013 年 6 月), 頁 151–170。

[5] 汪暉曾批評「(中國)殖民論」,認為這種把「殖民主義」套用在中國的清王朝忽略了「清朝帝國體制及其轉化過程」,「中國殖民主義這一概念在歷史描述中造成了解釋上的混亂」。但是,如果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與周邊王朝都不承認清王朝為「中國王朝」,清代對於西南也曾有大規模的「移民」(以及軍事征服),那麽,我並不太理解他所說的「轉化過程」究竟為什麽可以證明清王朝對西南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殖民」,也似乎沒有說明清帝國的「殖民」,為什麽與其他帝國「殖民」有本質的不同。見《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4)上卷第一部「導論」,頁14–15。

[6] 近年來,中國一些提倡「天下體系」、「天下主義」的學者,始終不看這些明顯而眾多的歷史事實,憑著自己的想像,就說古代以中華帝國為中心建立天下秩序實行的是「德政」或「王道」。甚至還有學者認為「源自五帝之國的帝國概念與古代西方的帝國概念以及19世紀傳入亞洲的帝國概念有著顯明的區別:前者以德政為中心,而後者則是綜合絕對皇權和同一國家的權力形式」。見前引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導論」,頁25。

[7]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一八五〈邊防一〉,頁4980–4981。

[8] 范文瀾〈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鬥爭與融合〉,《歷史研究》(北京)1980年第1期,頁7。

[9] 《宋書》卷九十七〈夷蠻〉,頁2399。

[10] 魏源《聖武記》卷七,頁304–305。

[11] 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歷史學界對民族問題逐漸直言不諱,如羋一之〈從實際出發研討中國民族關係史中的幾個問題〉就說關於「融合」和「同化」的說法要分析,「許多民族加入到中華民族中來,有不同的途徑。大致說來,有的是自願遷進來的,有的是自己打進來的,有的是被打進來的,也有的是通過和親、經濟交流而進來的,總之,有的是主動的,有的是被動的,有的是自願的,也有的是被迫的」。前引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頁103。

[12] 關於這一研究潮流,中文介紹參看前引陸韌〈現代西方學術視野中的中國西南邊疆史研究〉,陸韌主編《現代西方學術視野中的中國西南邊疆史》卷首「代序」,頁1–39。

[13]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 and Mist, p.1.

[14] 但是,無論是民族的「本質論」還是「建構論」,在現實中都必須解決一個麻煩的「國家認同」問題。如果各個民族原本就有歷史、文化甚至人種的差異,那麽,它將如何融入傳統帝國或認同一個現代國家?如果各個民族只是在歷史中由於「他者」才產生「我者」意識,從而形成各自的族群認同,那麽,各個民族又在一個什麽樣的基礎上,和睦相處在一個國家內?帝國時代的統治者或許不需要考慮這些問題,或許只要用不同方式分治各個族群即可,因為帝國是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支持其控制。

[15] 參看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省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北京:三聯書店,2008)。

[16] 古代中國向來有「酷吏」和「循吏」兩個治理傳統,這就是「霸王道雜之」。清王朝在雲、貴對付苗彝,也同樣是這兩手,叫「撫剿並用」。

[17] 也有人把這種情況稱為「陸基帝國」、「內地延長主義」、「內部殖民主義」,見維基百科「殖民」、「內部殖民主義」條目。

[18] 因此,我們會常常認為這是傳統中華帝國的「文化主義」策略。我在《何為中國》第六章第二節中曾經說到這一點,不過現在看來,也許這一點不宜強調過頭,中華帝國控制疆域和文化影響的擴大,既有「文化主義」策略,即所謂向蠻夷推廣華夏文化的一面,也有通過軍事行為,即征服與殖民的一面。

[19] Lee Byung Ho的博士學位論文:“Forging the Imperial N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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